未及九时。魏玛沿街的店铺，虽大多尚未开张，却都以美丽精巧的橱窗让我们频频驻足，作一番灵魂的采购。
终于有一家开着了。店主是个胡子大汉，见了我们只是微笑，却不主动招徕生意，凭我们在看客与顾客间随意选择身份。地上有大株小株的银杏树苗，货架的低层有大袋小袋的银杏果实，高层则有各式各样银杏叶形的饰物、印章、钱币以及印有银杏叶图案的照相簿、钥匙圈、笔记本。魏玛盛栽银杏，高干茂叶随处可见，歌德也曾作过一诗，对银杏树大加咏赞。
歌德的半身石膏雕像是最多的，大大小小、密密层层地摆在那里。同行的朋友一下买了七个，说要回去送人。的确，歌德是魏玛的主人，还有席勒、贝多芬、李斯特、巴赫，正是他们让魏玛得名“德国的雅典”。当然，若要排出名次，无论成就之高还是居住之久，歌德都位于首席。
歌德的故居是一幢精雅的黄色楼房，前方有小型的广场和弧形的街道。马车驰过石板路面，蹄声清脆料如当年。当年，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公国以极高的规格、极重的聘金请来一位二十六岁的青年，他正是已安然度过少年烦恼期的“维特”——歌德。这幢楼房，正是魏玛公爵赠他的众多礼物中的一件。
进入楼房，在各室穿梭打量，发现装潢反差极大。有的雕梁画栋，配以古瓷器皿、名家画作，那是客厅和餐厅，主要用于公务应酬和接待贵宾；有的白墙原木，简朴而又逼仄，这是书房和卧室——它们正是主人思接千仞、笔生万言的空间。为此，歌德曾有解释：“豪华舒适的陈设会扰乱我的思维，使我陷入一种迟钝怠惰的状态。”据说他写作时，放着椅子不坐，却以站姿刺激思维、催生灵感，所以他的书桌造得高挑而微倾，与众不同。中国古人有“空乏其身”之说，歌德先生则有“劳乏其足”之举。物质的丰赡是精神的天敌，身体的舒适是思想的仇人，看来此理早被中外先贤看得洞明、说得透辟、做得精彩。为对抗物质对精神的销蚀，歌德以一种方式去盛放肉身，以另一种方式来安顿灵魂。
灵魂看似一个，实为两个，差别只在它们对肉身的态度，一个是无条件的服从，一个是有意识的摆脱。借浮士德之口，歌德叹道：“啊！有两个灵魂住我的胸底，一个总要与另一个分离。一个怀着强烈的情欲，执著于感官享受的凡尘；另一个却要超脱尘世，向那崇高的灵境飞驰。”魔鬼引诱浮士德，许诺助他实现所有的欲望，条件是以他的后一个灵魂作抵押。于是，浮士德得到了年轻英俊的皮囊，得到了价值连城的财富，得到了位高权重的官职，得到了纯洁少女的痴情。不过，欲望每次得到满足，惨剧每次都会发生。灵魂谴责所造成的痛苦，终于超过了欲望满足所带来的快活。
潦倒书斋厌古今，愿将残岁付魔侵。镜看皓首还乌发，手触空囊得白金。少女何辜成弃妇，死牢争忍对啼音。平生两面人和鬼，天地一心浮与沉。
人有理想，不像动物那样满足生理，而是要追求美好的事物、要探寻人生的真理，此时的人，是人；人有欲望，不像动物那样知足而止，而是无穷地索取、无尽地占有，此时的人，是鬼。浮士德在人与鬼、天与地之间沉浮，终于浮出，他才会在沦为魔鬼奴仆的一刹那，得到上帝的拯救。
说来凑巧。回国后看的第一出戏，就是汤显祖的《邯郸记》。眼中看的是云阳法场上痛悔交加的卢生，心里想的是魔鬼洞窟中自责不已的浮士德。
拯救卢生的，是仙人；拯救浮士德的，是上帝。在仙人和上帝的背后，是一中一西两个文豪，不约而同地警示着人们。
差别在于，在西方，《浮士德》问世近二百年来演出不断且不计其数；在东方，《邯郸记》问世近四百年来从未见到全本演出记录，直到本世纪初才有首演。尽管《浮士德》百多年前就有了中文译本，但其影响极为微弱，至于戏剧的首演，同样是在本世纪初。
原因在于，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灵魂，都没有能力在理想和欲望之间随意选择身份。到了二十世纪末梢，欲望之门豁然开启，理想之光顿时黯淡，久困的人们仿佛从维特一下成了浮士德、成了卢生，他们争先恐后地扑向物质、忘乎所以地耽于享乐。他们是天才。他们是疯子。他们的灵魂离理想越来越远、向欲望越来越近，他们离人越来越远，离鬼越来越近……
西方的浮士德们，已得到了上帝的宽恕。
东方的卢生们呢，何时得到仙人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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