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琛
河朔三镇自从建立以来，就从没想过要推翻唐廷，其所谓的“跋扈”，不过是节度使希望将位子传给子孙，拒绝唐廷接管而已，实际上，节度使地位要稳固，唐廷的册封几乎是必要条件，唐廷利用名分对三镇一直有所辖制。另外，将魏博和幽州的军事民主制意味说成民主或者宪制，也是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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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专题：
河朔三镇是指魏博镇（治所为魏州）、成德镇（治所为镇州）、幽州镇（治所为幽州），最早是在安史之乱平定后为原安史集团降将控制，此后唐廷除短暂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前后直接选任过节度使外，其余时间其节度使皆为本镇推出，唐廷事后追认而已，因此三镇相较于其他藩镇独立性最强。
但是，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为代表的正史所称河北三镇“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的描述并不符合实际情形。
河朔三镇
笔者在下文分别从三镇各自的情况进行讨论。
成德镇：较稳定的家族世袭统治
成德镇以安史降将李宝臣为首任节度使（762年），先后传四系，最终在五代时为李存勖所灭。
结合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四系每次变更的年份都有重大事件发生：
成德镇藩帅接替表
带*的田弘正为唐廷短暂任命
引自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781年因唐德宗不许李惟岳世袭节度使之位引发成德镇内部火并，结果为王武俊一系上位；821年唐廷任命的节度使不为成德镇内部军头所容，军头王庭凑火并田弘正上位，此后长达一百年成德节帅都在王氏一系延续，直到后梁末年短暂由张文礼父子取代。
在成德镇的发展过程中，节度使的继任虽总体可以摆脱唐廷的干预，但唐廷的态度仍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781年，正是由于唐德宗刚刚继位执意削藩，王武俊才有机可乘推翻李惟岳一系；唐宪宗元和削藩对王承宗一系软硬兼施，迫使其主动退位，由唐廷任命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成为新的镇州节度使，才使王庭凑得以借机发动兵变。
可见，唐廷对于节帅的态度直接关乎其地位的稳固性。
从军政结构的角度而言，日本学者渡边孝指出，成德始终是以将校集团为中心的政权。这一传统来自于安史集团，进入王武俊时代以后，成德藩帅通过自上获得唐廷支持，自下保障手下将领的世袭地位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局面与节帅位置的世袭继任。
笔者综上认为，此处的将校集团属于成德藩帅实行世袭统治的权力基础，就统治形式而言，成德并不具备任何军事民主制色彩，仍然属于各节帅的家族统治模式。（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魏博镇：血色民主
魏博镇素有“长安天子，魏博牙兵”的名声，意为魏博牙兵凶悍可畏，甚至能随意废立节度使。
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后魏博镇设立到元和年间的六十年间，魏博镇都由田氏（田承嗣）一系实行家族统治，牙兵尚未成为主导节度使废立的力量。
李碧妍认为，在田承嗣、田悦的时代，魏博和成德一样，也是一个以将校为中心的政权。
从田弘正后，魏博节帅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罗弘信等人皆为牙军所立，也就是从长庆年间开始，魏博牙兵真正在废立节帅上拥有了重要权力。
本文着重对魏博牙兵与节度使关系进行讨论。
魏博藩帅接替表
来源同上
史宪诚是首位由牙兵推举上位的魏博节帅，其上位的背景是魏博军人不愿意继续参与唐廷在长庆年间对成德的削藩战争，同时也怨恨唐廷赏赐不周，因此史宪诚鼓动牙军作乱逼迫前任节度使田布自杀。
829年，唐廷讨平不服从中央的横海节度使，史宪诚出于恐惧主动上表请求唐廷派人接任节度使，在临行前将府库搬空，遭到牙兵痛恨，当夜即被牙兵血洗，后者推举何进滔上位，何氏传位三代。
870年，魏博士兵因不满何全皞治军严苛，发动兵变处死何全皞推举韩君雄上位……
凡此种种，若节度使在军中能够服众，军政处理得当则会赢得牙兵拥护，若其执政不符合牙兵利益和意愿则其个人和家族的生命都会岌岌可危。
从这个角度看，魏博镇相比成德镇可能更具有“军事民主”的实质，当然此处的“民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而是一种“民主”的行为方式：
在藩帅选任时，牙兵会推举出符合军队最大公约数的藩帅，例如罗弘信世代居魏州为军将，让其上位符合军队的普遍要求；当藩帅无法服众时，牙兵也会发动叛乱，并推选其他牙兵们眼中合适的继任者。
正因此，历任魏博节度使对牙兵群体是既爱又恨，不得不依靠又常为防备，最终在罗弘信之子罗绍威在任时联合朱温对牙兵集团进行大屠杀，才暂时保住了其家族的世袭地位。
当然，此事之后，魏博镇也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失去牙兵力量的罗绍威只能完全依附于朱温，最终魏博为后梁所吞并。
（《资治通鉴·唐纪八十一》：全忠留魏半岁，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绍威虽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
幽州镇：化外之地，能者上位
相较其他两镇，幽州镇（卢龙军）的藩帅更替相当频繁，内部局势最为动荡，本文着重通过节帅更替的一些典型事例来说明幽州镇的特点。
《新唐书》卷五十二《张嘉贞附张弘靖传》载：
长庆初，刘总举所部内属，请弘靖为代，进检校司空，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夹道观。河朔旧将与士卒均寒暑，无障盖安舆，弘靖素贵，肩舆而行，人骇异。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
张弘靖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主动选任的唯一一名幽州节帅，其就任幽州节帅之前在中原享有善政的美名。
但在幽州任上，张弘靖因采取惩治幽州尊崇安史的旧俗遭到军民强烈反感。另外，幽州军政素无中原的等级制作风，将领与士兵同甘苦，而张弘靖秉持贵族做派也与当地习俗格格不入。
张弘靖是开元名相张嘉贞之孙
可见，在安史之乱以后，幽州一地长期“不慕王化”，对唐王朝的认同感为三镇最低。
但在现实政治中，幽州节帅又往往主动向唐廷示好以维护其自身地位，战胜其他帅位争夺者。《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二》会昌元年（841年）条载：
卢龙军复乱，杀陈行泰，立牙将张绛。
初，陈行泰逐史元忠，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李德裕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既而军中果杀行泰，立张绛，复求节钺，朝廷亦不问。
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军吏吴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德裕奏：“行泰、绛皆使大将上表，胁朝廷，邀节钺，故不可与。今仲武先自表请发兵为朝廷讨乱，与之则似有名。”乃以仲武知卢龙留后。仲武寻克幽州。
此次会昌元年的幽州军乱导致幽州同一年内先后更换三位节度使，虽然在其内部火并的过程中没有唐廷参与，但当时宰相李德裕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
如果朝廷对新任节度使予以立刻追认，则幽州军情和节度使之位就会很快稳固；如果朝廷拖延时间，则军内往往就会再次发生变乱。事实果然证明，在唐廷认可张仲武的合法性后，其很快就取代前任，夺取了幽州最高权力。
这一事件还体现出幽州镇的另一大重要特点，将帅权力较为分散多元，当节度使位置出现空缺时，往往有多个有力者前来竞争。
此种节帅竞争机制在一定情形下能够使合格的统帅上位，比如前文提到的张仲武在任期间协助唐廷部分解决了回鹘危害边境的问题。
张仲武之子张直方继位后因嗜酒凌虐士兵很快就被军队驱逐，军中之后拥立另一位家族世代为将的张允伸成为节帅，《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张允伸传》对其政绩予以赞扬：允伸领镇凡二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军民用乂。至今谈者美之。
缺乏规则和基础的“民主”
注定是昙花一现
综上，河朔三镇内部的情形各有其特殊性。
总结而言，成德镇节帅之位最稳定，甚至出现了王氏家族百年世袭的局面，但魏博和幽州的情况就复杂得多，虽然也有家族世袭统治的情况，但一旦某任节度使不能服众，就往往会出现权力挑战者。
如果我们以中古时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去看待魏博和幽州镇“以下犯上”的节度使更替问题，该种行为无疑是对社会等级制的严重冲击，但在安史之乱以后，唐廷无力重新集权化的背景下，两镇的军人势力得以填补权力空缺，成为真正的话事人。
虽然河朔藩镇权力更迭的过程依然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但从权力来源的角度说，节度使的权力多多少少要接受中下层军将甚至军队（如魏博牙军）普遍意见的制约，否则其无法久安其位，更无法传位于子孙。
从这个角度讲，河朔三镇中的魏博和幽州两镇确实具有一些军事民主制的因素。
装备精良的牙兵
从未打造出有规则的民主制度
但笔者不能得出魏博和幽州已经建立起军事民主制的结论。
首先，两镇的节帅更替并未成文的规则可循，也并非都符合军队的多数意见，在实际的权力更替过程中，主流做法仍然是利用暴力夺权，造成既定事实之后逼迫唐廷和其他势力认可。
其次，唐廷对于三镇的政治运作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若无中央追认，则节度使权力不稳，此种“民主”的结果马上受到其他竞争势力挑战和破坏。
再次，即便是由“民主”推选上位的节度使，在继位后也会为了追求强化其个人专断权力并为其子孙世袭铺路，“民主”极其脆弱。这一点在魏博镇尤其明显。
最后，随着晚唐军阀兼并的开始，三镇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反而使其并没有动力对外扩张，其或早或晚将会被其他军阀吞并。
推荐两本新近的谈晚唐藩镇的好书：仇鹿鸣大神的《长安与河北之间》、李碧研女史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看完这两本，基本上就可以打破对晚唐史错误的刻板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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