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十七年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根本不具备君王所应具备的能力。如果他没有实权，或者他像天启帝一样不理朝政，由能干的权臣处理国事，结果很可能好得多。可是偏偏崇祯帝是一位手握实权的君主，而且偏偏他又是异常的勤政，几乎是乾纲独断，事必亲躬，由于他的错误作为几乎始终起到的是将明朝推向深渊的作用，因此他越勤奋，越有为，明朝反而灭亡得越快。
旧史对崇祯帝的失败非常的痛惜，也非常的难堪。因为按照儒家（特别是理学）标准，崇祯帝是非常理想的一位君主，完全不同于隋炀帝，陈后主等人，这样的君主怎么也把好端端的江山给葬送了呢？旧文人找来找去，总算给崇祯帝找得一条“猜忌自用”的过失68，然后就兜头盖脸的把明亡的几乎所有罪责扣在魏忠贤，天启帝，万历帝，乃至嘉靖帝的头上。其实，嘉靖，万历二帝之过在于荒淫不理朝政，他们在振作的时候，见识比崇祯帝高明得多，嘉靖朝的权臣徐阶，万历朝的权臣张居正，都是非常聪明能干的治世能臣，皇帝对他们真正地倚重和用而不疑，嘉靖帝，万历帝也远没有昏聩糊涂到像崇祯帝那样奸忠不辨，不断地冤杀忠臣能臣的地步。天启帝虽然完全不理朝（他醉心木工，是一位能工巧匠），对待大臣却远没有崇祯帝那样苛暴嗜杀，况且，他是真心实意把国事托付给魏忠贤处理。魏忠贤虽然是旧史所说的大奸贼，却非常能干，如果是他来应付崇祯帝所面对的局面，以魏某的狡诈和应变能力，决不会像崇祯帝那样不知进退，把完全可活的棋局走成死棋。
铁的历史事实是，明朝没有亡于这三个皇帝之手，而且直到天启帝死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明朝必亡的局面。实际上，那时的明朝虽然因腐败和天灾而虚弱，但敌人更弱：农民造反刚刚开始，力量弱小；那时辽东也遭了天灾，努尔哈赤被击毙，新主皇太极又被袁崇焕击败。内外的敌人都远没有倾覆明朝的实力。
正是崇祯帝的一再错误和不知进退，多次浪费了能够扭转局势，为明朝赢得再生的好机会，使自身的实力急剧的削弱，同时导致了敌人的势力迅速的膨胀，最终形成的合力颠覆了明朝。
有人认为，崇祯帝的失败是因为年轻，缺乏政治经验。实际上，崇祯帝即位时已有十七岁，即位即能亲政，其为君的年龄条件比起六岁即位的顺治帝，八岁即位的康熙帝要好多了，可是，他的座位比起这两位君主又怎么样呢？顺治帝十三岁亲政，他面临复杂困难的政治局面：肃清内部敌对势力；协调满洲贵族间的矛盾利益；笼络士人和镇压汉人的激烈反抗；建立和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恢复经济；进攻依然控制着南方七省的南明及农民军势力；还要应付身后的不忠诚的蒙古贵族的叛乱。康熙帝十六岁亲政，面临的局面也很严峻：身后是强大的沙俄，准格尔的入侵危机；内部是三藩反叛的巨大危机。。。这些，都不比崇祯帝面临的局面好多少。
这些，都是持“经验不足”论者无法自圆其说的。更明显的是，崇祯帝在位长达十七年之久，从十七岁当皇帝当到三十四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经验也在增长，但他的为君之道表现出来的不是更加理智，更加老练，反而是更加昏聩，更加轻率，这，决不是“经验不足”论能解释得了的。
可见，造成崇祯帝失败的，主要是个人能力的严重不足，而又极端地自以为是，而不是甚么“年轻，缺乏经验”。
其实，“猜忌自用”一语本身也在说明朝亡于崇祯帝之过。“猜忌自用”是多疑和固执的贬义词，多疑“疑”得不好便成了“猜忌”，“固执”得的不对便成了“自用”，要是“疑”得好，“固执”得对，就成了褒义的“谨慎坚定”了，人够聪明，才能够疑得正确，进而才能够“固执”得对。猜忌自用等于是在说崇祯帝又蠢又倔。
崇祯帝责任感很强，危机意识清楚，因此，他绝对不是个智障，但是，从他的表现来看，他的智商距一国之君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本来，能力不行并不是人的过错，崇祯帝的过错则在于，自己能力不行，也不找助手弥补自己行事的弱点，偏偏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决不放手让其他人为自己分忧解难。这些非能力的因素，本来是可以纠正的。
如果崇祯帝像他哥一样得病早死，换一个另外性格的皇帝上来，很可能大明朝还有救（如与满清议和即可），可他又偏偏身体很强健，精力旺盛，经常通宵达旦地办公，在位时间是他哥天启帝的两倍多，最后还是自杀身死。
可以说，崇祯帝是一位错误的皇帝：他这样一位平庸低能的管理者，偏偏牢牢掌握着权力，偏偏非常自以为是（自用而不用人，不容人），偏偏又非常勤政（勤奋的犯错误），偏偏身体又非常健康（在位时间长）。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奇特的现象：即崇祯帝以其充沛的精力，长时间的作着毁灭明朝的努力，直至其断送明朝为止。
呜呼！要毁灭明朝，有哪一种势力要比明朝皇帝自己要来得更高效和容易呢！？清朝的开国第一功臣，其实不是吴三桂，而是大明朝崇祯皇帝。这是令人难以置信而又千真万确的事实！
冥冥之中难道真有天意吗？
这个诡异得令中国旧史学家痛惜，尴尬，困惑的崇祯帝，就像是上帝专门派来毁灭明朝的用人。
真的好像符合那句：
“明非亡于清，乃亡于天！”（李定国语）
实际上，满清没有实力消灭明朝，其能入主中原，完全是时机的偶然因素，就连清统治者都承认，一统汉人江山是一个意外。努尔哈赤的最高目标是恢复昔年大金国的版图；皇太极的目标更实际些，只要明朝承认其在关外的统治；要不是洪承畴的极力怂恿，多尔衮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就是在占据明朝大半壁江山之后，满族统治者对长久占天下依然信心不足，顺治帝就告诫统治集团：实在不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雍正帝在其《大义觉迷录》中干脆直言：能入主中原是因为“得其时”
的确，历史不能改写。但历史真不能假设吗？如果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学将丧失探索思辨的空间，历史将丧失现实意义，蜕缩成为考据而考据的狭窄学科，“以史为鉴”将成为一句空话。“历史不能假设”论实际上是否定人文科学上的独立思考探索的一个重大谬论，具有深远的危害性和流毒性。
上文已竟说了，崇祯帝是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人，但是如果把明朝的灭亡全部归结于崇祯帝的弱点和错误，而不去查看崇祯帝背后及其身处的历史环境存在的深重的负面因素，则是不全面和肤浅的。事实上，这些因素极大地诱发了崇祯帝的错误，并强化了其弱点。
首先，反理性的舆论环境，给崇祯帝作出正确的选择造成了困难。
而这种反理性的舆论环境，是历史形成的。明朝之前的宋朝，接连受到北方强悍异族政权的严重威胁，为了生存，被迫多次采取向北方外族政权低姿态求和的策略。求和的屈辱屈辱极大地刺伤了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但是，汉民族的主流知识群体并没能从宋朝的丧权辱国上正确地吸取教训。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没有重视，自废武功的军事体制，才是使宋朝（特别是北宋）在外族面前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相反，他们却全盘否定宋朝的议和做法－这一在不利形势下的明智做法，而将将宋朝的屈辱全部归罪于统治者的软弱。
到了明朝，由于朱熹理学的盛行，这种愤老愤青式的反理性历史观发展到极端，依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类标准，一切妥协都是“失节”的奇耻大辱，与敌人议和当然成了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行为。在这种反理性的舆论氛围下，提出与满清（后金）议和，难免被扣上“昏君”，“奸臣”，甚至“汉奸”，“国贼”，“秦桧第二”的臭帽子，确实要承受相当大的舆论压力（明廷不像清廷那样绝无言论自由，言官有很大的言论空间）。
崇祯帝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决策，就是抗不住这样的压力所致。1639年，清军又一次大规模入塞，明朝损失惨重，这时候管内的农民军势力日益坐大，明朝又没有了袁崇焕，孙承宗，根本无力防备清军入关，崇祯帝也意识到了这个无奈的现实，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仅因卢象升的当廷一句“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就闷闷不乐辨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所谓的议和只不过是外廷的议论罢了76。崇祯帝不敢再提议和的事，显然是害怕舆论损害他的君主形象。
1644年正月，李自成统帅大军由西安向北京进军，所向披靡，这时候崇祯帝有充裕的时间“南巡”，他也没有蠢到这时候还看不出“南巡”是他的一条好出路，已经动了心，但是他却暗示大学士陈演等人奏请“南巡”，显然是害怕落得个“偏安”之君的坏名声（结果没有弄成，因为他一贯的虚荣苛暴，陈演等人怕当替罪羊，就是不“奏请”）77。直至李自成兵围北京，破城在即的关头，崇祯帝已经无路可走，无论是从维护明朝出发，还是从从求生的本能出发，他当然愿意接受李自成提出的议和条件，但还是因为不愿担当“偏安之君”的名声，又想要大臣魏德藻承担责任，结果把事情彻底弄黄了。
可见，崇祯帝在意当时的舆论大到了抛弃理性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反映，明末时这种儒家理学反理性的舆论环境是非常的强大，连皇帝的“明君”判断，也要依它的标准而出。
但是，这种不利舆论环境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当时的一些深明事理，虚荣心没那么重的人，如袁崇焕，杨嗣昌，陈新甲等人，就能不顾这种舆论，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崇祯帝大错三：虚荣逞强，进退失据，自寻短见
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扑灭农民军，明朝被顿时深陷两面作战的困境。古今中外的战例都表明：两面受敌是一种凶多吉少的险境。明朝要生存下去，不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几乎是不行的。如何摆脱两面作战?以当时的军力对比，要想消灭满清(后金)，消除辽东战事，无异于痴人说梦，一下扑灭农民造反又做不到，所以，唯一之策就是谈和。
那么，?向明朝开战之初，并没有信心与明朝长年对抗，更遑论夺取大明江山，只是想在辽东占一些便宜，吓吓明朝，让其承认自己的后金小国，这表现在，在大败明军，一度攻取了抚顺之后，并没有乘胜攻击，而是对明朝说：'…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34。特别是在崇祯帝继位之初，努尔哈赤新死，继位的皇太极权力不甚稳固，又在年前的攻打宁锦的战役中遭到挫败35，无法入关施行掳掠，而八旗制度是奴隶制，生产力低，又因为与明断交，貂皮人参等特产失去了市场，因此军需给养一时间困难重重，同样面对严峻的形势，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因此切合实际地数次向明提出议和请求，并且，皇太极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36”由此谦卑的语气，可见皇太极求和的诚意。
另一件事更表现了皇太极和谈诚意：崇祯元年，袁崇焕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上任之初，就“擅自”主动地向皇太极提出和谈，以便争取备战的时间，皇太极对此反应十分积极。袁崇焕提出的和谈先决条件是：皇太极只能作“汗”，不得称帝。皇太极居然应允，并且要崇祯帝赐一颗印给他，正式承认他的汗位37。
皇太极以崇祯帝为正统，一幅臣属国国主的姿态。可见直到崇祯初年，后金政权还完全没有取明朝而代之的野心。
在对明的优势形势下，皇太极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大致上仅要求明朝承认满清国及其现占土地(主要为现辽宁省东部和中部)，勘明两国边界，和平共处，互通贸易38。皇太极向明求和的原因在于：后金（清）国的人口，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远逊于明朝，没有足够的实力一举消灭明朝（在当时条件下也很难看得到农民造反将会从内部催跨明朝），对明发动掠夺性战争又并非可以常年稳操胜劵，从长远看代价和命运都难卜。生产力低，不足以自给，靠掠夺获取的收入又不稳定，因此为了自身了良好的生存发展，后金清国是急需同明朝停战以互通贸易的。
在当时形势下，议和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若议和成功，明朝可以腾出边关精锐部队，集中全力扑灭造反农民势力；可以有充裕的时间编练精锐边防军，屯田增强保障，新建，巩固，完善边关的堡垒，军事要塞，全力生产，配置大批量的西洋大炮和火器，使军队向近代化转变；可以减轻'辽饷'的负担，缓和国内矛盾；可以减免蛮族入关烧杀抢掠，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安定……
一旦与满清(后金)长久停战，明朝所面临的不利局势不仅完全可能出现转机，而且可以效法宋朝，坐等满清-这个游猎蛮族政权衰落之机，'兴师问罪'，收复辽东失地。
可是，面对大好的议和机会，崇祯帝却作出了毫无全局观念的愚蠢举动：对皇太极的来信几乎一概不答，主要由地方官员和对方通信，即使有所答，也是言辞倨傲，激怒了皇太极38。而且，对于议和之事，一概不予理会。反倒是袁崇焕擅自和皇太极谈判，并利用停战时机，大大加固了锦州和宁远的城防39，这，后来竟荒唐地成为袁崇焕通敌的罪证之一……与农民军能够谈和，则是母用置疑的。由于中国深厚的王朝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农民很难不是皇权主义者，其多般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受了蒙蔽，需要清除的是奸臣。造反的目的很实在，就是要称王封侯，如果能够封妻荫子，他们很少会继续走那条夺皇帝帝位江山的险恶之途的，他们自己也没这份底气。
问题又是这个崇祯帝，在农民军势穷时，彻底招抚无方；在农民军势盛时，又死硬不与之和解。崇祯十一年，张献忠部在杨嗣昌，王家祯指挥的围剿下，面临绝境，被迫在谷城投降，同期，罗汝才部也在房县投降40。但是，崇祯帝接下来的所为表明，他完全没有全局观念：第一，他没有表现出对张献忠等人投降的非真诚性的警惕和防范。当时张献忠等人在明军的重围之中，已成瓮中之鳖，明摆着投降是出于不得已，这时候若坚决解除其武装，张献忠等人要想活命，只能束手就范。对浅显的形势缺乏判断力，坐失彻底解决问题的良机，此反映出崇祯帝能力的严重缺陷；
第二，他没能抓住农民军投降的时机，提出并强力督促有关人员施行一套有效安置投降农民军的方案。
在当时情况下，将他们打散编入别的明军，或使其出关与满清作战，以断绝他们重新为盗的机会，都是好办法。在此关键时刻，崇祯帝却听任当时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愚蠢地让张献忠，罗汝才部就地屯田，反而让其积蓄了更大力量，获取了降而复叛的大好条件。张献忠虽然没有投降的诚心，却也毫无要夺崇祯帝帝位，江山的表现，只要崇祯承认其既得利益与地盘，他是没有抱负兴兵继续”犯上”的。这表现在，1644年，张献忠最得势的时候，也只是杀进四川，然后关起门当他那'大西国'皇帝，直至清兵前来夺他的地盘时，他才着忙起来。李自成莫不如此，他虽然没有真投降过，但在他势力最强盛的时期，仍然向崇祯帝提出和谈，并没有以夺取大明江山为目标。可见其和谈的真心实意。
这很可能是因为：由于上千年的儒家影响，当时的农民造反领袖(特别是李自成)也是皇权主义者，认为皇帝是好的，国家之所以败坏是因为皇帝身边的奸臣，而且，李自成等人对担当'乱臣贼子'的名声有所顾忌。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李自成表现出了强烈的和谈意向：在完全有实力的情况下，他宁愿崇祯帝承认他的合法地位，也不愿夺取崇祯帝的皇位。
因此，即使在镇压农民起义满盘皆输，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兵围北京的最后关头，崇祯帝仍然有机会享受优惠的和谈条件，为自己和大明王朝换来一条生路(他的运气其实是不错的)。1644年老历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守军已经纷纷投降，此时李自成派太监杜勋向崇祯帝提出了和谈的条件41，条件如下：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应该说，这些条件是非常宽大和优厚的，因为当时，崇祯帝不仅已经没有任何同李自成讨价还价的实力，其身家性命都在李自成掌握之下。
李自成在易如反掌的情况下，既不逼崇祯帝退位，也不模仿曹操，变其为傀儡，'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一百万两银子的经济要求，也完全在崇祯帝的支付能力之内。
虽然，对陕西和山西的封地要求会损害崇祯帝的统治权威和税收，但这与一旦和解带来全局利益相比，实在是微小的代价。
很明显，一旦崇祯帝接受条件，局势将会迅速地向着对明朝有利的方向转折。以李自成的精明强干和其新兴势力的朝气来看，他完全有能力取代明朝贪官污吏治理好陕西山西两省，从农民军在清军入关以后的表现来看，李自成部远比明朝官兵更具民族气节和血性，若能达成和解，李自成肯定愿意调派农民军和物资全力支持崇祯帝的抗清事业，减轻明廷孤身抗战的负担：辽西重镇的兵力得到增强，清军若从西线偷越长城犯境，则会遭遇'人民战争'，满清'入主中原'因是会困难重重，前景暗淡。
由于在落难时曾遭遇张献忠暗杀，李自成对对张绝不会有什么好感，因此，如果能够得到崇祯帝的授王封地，李自成肯定会调转头来对付张献忠势力，夺取张献忠占据的富庶的'天府之国'，大大增强自己的实力，顺便报仇；从表现来看，张献忠是一个只有匪盗能力，没有建国能力的下三烂的造反者，其谋略，品行，所部的组织，作风和战斗力，比起李自成都等而下之；张，李二人曾经共患难多年；最了解张献忠的，莫过于李自成，因此，对于李自成的围剿，老张肯定不会有蒙骗明军那般容易了，李自成又有着代表官方的心理优势，还有官军的配合……总之，李自成对付张献忠，最可能的结果是：李自成攻取四川，张献忠势力或灭或逃，其道大衰，明廷又除去一心头大患…接下来的局势就难料了，或李自成势力日渐坐坐大，其后人仍有可能废除明朝皇帝；或明朝逐渐中兴，撤李自成后人的藩……不管怎么说，和解将使局势向着明朝延续，向着华夏国家独立发展，向着不利于落后野蛮民族满洲的征服的方向发展，是显而易见的。更多揭秘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麦田怪圈 ——（mtgq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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