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尊受说”的提出

石涛，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作品与美学思想都十分值得我们研究，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部重要的著作。

《画语录》与大多数传统画论有很大不同，其中承托了佛老思想，阐明了绘画的基本规律，强调绘画要“从心”，认为掌握了中国绘画的基本规律即可有成。

传统绘画理论大多谈论笔墨技法或者个人感受，而《苦瓜和尚画语录》分析了完整的画理思想以及艺术家品德修养、格调，亦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

所以《画语录》不仅在当时对画家本人及同时代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之后及当下的创作环境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画语录》中包含了很多重要理论，如“一画”、“尊受”、“蒙养”、“生活”等，在此笔者主要对其“尊受说”进行讨论、研究。

“尊受说”来源于石涛《画语录》中的《尊受章》，所以我们首先要对石涛以及《画语录》进行研究，接下来笔者会先从文化背景、学术环境以及石涛个人方面梳理《画语录》中美学思想形成的文化生态背景，通过诸方面对于石涛“尊受说”的提出进行必要的梳理与论述。

«——【·《苦瓜和尚画语录》·】——»

一部名著的产生，除了艺术家出乎常人的聪慧、天资、天生敏感，跟其所处的时代、政治、文化环境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文化思潮构成了理论所产生的环境，它们植根于时代之中，向所处时代提出问题，阐述着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回答着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正是这么一部伟大的美学著作。

1.1时代语境下的《画语录》

从时代背景来说，石涛所处的时代、政治、文化环境造就了其思想理论的生成。

首先，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同时也促动了思想上的解放。

上溯至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冲击了原有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受新经济因素的影响，催生了市民社会的迅速崛起，从而产生了追求自由、强调个性的市民思想。

市民思想的迅速成长壮大，直接冲击到了倡导以“服从”、“大一统”社会管理为主脉 的皇权思想。

此时的民风士气都以追求肉体、感官享乐为主，突出个性、强调主观情感走向主流，社会思想发生的巨大变化强烈地冲击了封建秩序。

与此同时，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思想解放的革新运动，思想观念的改变引发了不同的审美意识的形成。

其次，至明末清初时期政局动荡，“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

随着明王朝的覆灭，亡国、战乱等给前朝遗民中的“士人”的心理以及文化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促使他们开始反思其旧有的思想观念体系以及学术体系。

而且随着清王朝的建立，满清王朝也需建立其属于自己统治需要的思想体系及意识体系，所以清初的学术对比晚明来说有了新的面貌，学术思想的转变也导致了文艺审美及美学思想的转变，这也构成了石涛《画语录》产生的学术条件。

清初的学术与思想正处于生机勃勃的转型之时，其内容复杂且多元化，但其学术转变是由于当时的一些主导因素引领着思想方面的走势，由此呈现着当时基本的学术态势。

其中就包括心学衰落、禅学危机、实学的兴起、理学的复兴以及西学输入与“质测之学”的兴起这五个因素。

一是心学衰落。

明代心学，发于陈白沙，成于王守仁，心学亦称“王学”,强调人在道德上的自觉性与作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主张道德观念与行为操守要相统一。

心学创立之初,由于其种种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的主张，可以同时代与社会相紧密结合，所以深受大家的认可，明后期，心学占据了学术的主流地位，到达了极盛之时，然而其盛时不足数十年便由盛转衰。

晚明时期，心学分化，泰州心学占据主要地位，为首的李贽等人将其发展到了极端，掀起了思想解放之潮，但其太过于强调本心，不联系实际，徒有空谈，甚至到了“人欲即天理”的地步；

这与心学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这就引起了当时“东林派”的顾宪成等人以及王学传人蕺山先生及其爱徒黄宗羲等人的批判与思考。

明亡以后，前朝遗民士大夫们进行了总结反思，他们把大明王朝的溃亡归结于心学末流的只谈理论，意识空虚，不问世事,“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讽刺心学末流说着明心见性的空话；

以此来代替治世之实学，肱股之臣懒惰，国事荒废，武将变少周边民族作乱，国家颠覆，社稷不安。

由此，学术界逐渐掀起了清算及重新定位王学的思潮。

且清代朝廷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亦为了笼络文人学士，于是开始大力倡导“尊朱黜王”，心学在清初就成为了众矢之的，衰落在所难免。

二是禅学危机。

清初心学衰微，而佛教禅宗在此时呈盛势之态，但由于禅宗与心学 同为修心养性之学，因此在痛斥心学的文人士大夫眼中，其同属一体，所以连同禅学也成为了他们的批判对象；

此外，自明末以来，禅门风气已不如从前，明末时期的高僧永 觉元贤曾对此现象十分痛心，“近日禅人……惟相与学颂古，学机锋过日。学得文字稍通，口头稍滑者，则以拂子付之。师资互相欺逛，而达磨之旨，又安在哉？”

此言明确地说明了当时佛门内部早已不似从前，已染世俗之恶习。

此外，清初四帝无不与禅宗有所关联，介入禅宗佛教内部事务，如雍正不仅优渥僧人,推许奖誉禅宗,而且自称为人间教主、超等宗师,用宫廷当禅堂,让王公大臣变成法友,宣扬禅法,写书建立理论,直接介入佛门斗争,为禅门宗派判定是非,把禅宗意识与政治完全结合；

康熙出巡为寺庙题写匾额多达千余，看似亲近佛教，其实其政治意图极为明显。

石涛作为僧人就曾到京都接驾，但由于其遗民身份原因，两次接驾未果，这也间接激起了石涛的反传统之心。

清初皇帝借佛教笼络人心，对佛教进行政治上的控制，使其成为统治工具，这使得禅学失去了宗教性质，加剧了禅学衰颓之势。

三是实学的兴起。

心学衰落后，清初掀起了实学之风，提倡强调学术的实用性与实 证性，要求学问与事功相结合。

清初的顾炎武撰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心学空谈的弊端提出了“经学即理学”，他同样注重治史，认为通过对史书文本的解读，回归传统，从而达到对于当今时代的通明，其亦提出“引故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

黄宗羲撰写了《明夷待访录》，他认为“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意为做学问的人必须先钻研古籍文献，熟读史书，读书如同行路，要效仿先贤来明晰当今之实事，不能变成迂儒。

所以清初的经史考证之学是与经世致用相统一的。

四是理学的复兴。

实学的兴起是由于遗民士大夫们对于晚明心学流弊的反思，其实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在“内在理路”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所以对于实学的批判迟早会影响到程朱理学，但是清朝官方所认同的主流学术始终是程朱理学，康熙时期更盛。

康熙认为“理学之书，为立身之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说明了当时统治者对于理学的推崇。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扶持，理学潮流兴起，虽说清一代程朱理学位居主流，但学理上成就不高，所以在思想史研究中通常被人忽视。

但理学作为清代官方正统思想，在士人之中影响深远，并为当时的理论思想刻上了烙印。

五是西学输入与“质测之学”的兴起。

明代中叶，西学逐步输入且流传开来，利玛窦在华传教之时更甚，西学的传入对中国“技”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且刺激了明清时期“质测之学”的兴起。

黄宗羲的《授时历故》，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等一系列著作的涌现，及其科学方法的运用，都是清初学术在西学渗透下的表现。

总之，清初学术主脉正从“虚”向“实”进行转变，而此时的学术态势对当时的美术思考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学术方面的崇“实”是对宇宙存在真实性的肯定，这构成了清初美学的基本哲学理念；

其次，学术方面的崇“实”使清初之时的人们更加注重了艺术的功能性以及实践性；

再有，学术方面的崇“实”对清初文艺与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学术方面的崇“实”精神与文艺创作、美学思考相渗透，使清初艺术 展现着以“实”为主的独特风格。

但是在此之外学术方面的崇“实”也构成了对美学方面的挑战，因为艺术、审美相对于现实、理智来说是轻盈与灵动的，具有一定“虚”的气息，而崇“实”无疑会为此添上沉重的枷锁，王振复先生曾指出清代诗词总体水平不高有多种原因；

他曾说：“但时代求'实’之风气，使本当'凭虚临风’的诗词艺术难以搏动其'沉重的翅膀’翱翔于苍穹，必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且“美虽涉实而属虚，当主体更多的是低头俯视遍地风光……其人格必然为身边的具体物象所牵绕而难能高蹈于苍穹，从而加剧了其审美心灵的萎缩与审美感觉的迟钝，由此所带来的古典美学的终结就成为难以扭转的趋势。”

美学虽然与生活相关，但属于“虚”的一面，主体只关注于眼前的事物，纠结于具体物象，就会导致审美失调。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清初学术的崇“实”本身又有着“反美学的一面”，那么如何平衡清初学术方面的崇 “实”与艺术审美中的“虚”就是清初美学家需要思考与解决的事情。

石涛的画论之中就是包含着“实”与“虚”方面的讨论，将清初的学术方面的“实”处转换为绘画艺术方面的实用之工——用笔用墨、运笔运腕等，将绘画艺术审美中的“虚”与此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造就了其绘画美学理论——《画语录》。

最后，明末清初艺术领域师古之风盛行，占据着当时画坛主流，被奉为正统。

无论是董其昌还是“四王”，他们都强调仿古，以师法古人为首要之义，“四王”对于古人的“神韵”等十分重视；

在绘画技巧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其具有强烈的宗派意识拘执于一家一派，不入真山真水，没有真实感受，因循守旧，不懂创新，沉闷的学术氛围让石涛倍感压抑；

由此引发了石涛对于古今问题的思考，激发了石涛的突围精神，创造了画坛奇迹。

«——【·总结·】——»

无论是石涛个人经历还是时代背景下学术思想的影响，这些都是石涛绘画理论及其艺术创作成功的奠基，在多种因素的碰撞、交流、孕变、重组之下，使石涛在其绘画以及理论方面形成了复杂的样貌；

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中理论的深刻性与体系性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画论的顶峰，作为中国古代画论中的杰作，石涛以及《画语录》都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1]清石涛著，周远斌点校、纂注．苦瓜和尚画语录[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17.

[2]杨成寅．中国书画名家画语图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6、 71.

[3]李恩江，贾玉民．说文解字译述（全本）[M].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