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史学史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王汎森，1958年出生，台湾云林人。历史学家，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思想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史学史研究。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

趁着写这篇序论，我想讨论一个问题：学术史／史学史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个人认为学术史／史学史研究的意义非常多，其中之一便是我在这篇序中所要谈的，一方面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是由此「运作机制」进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人们为什么决定开启或关闭、看重或看轻某一种知识／历史？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开启或关闭，而开启或关闭又有什么意义？

历史书写是不是自然而然的（given），史家是不是全知全能的？历史是否可能书写全部的东西？是不是所有正确的、美好的历史都自然而然地会有人去书写？我将从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两个观点开始。

历史书写虽会想尽可能状写一切，但是所写出的永远只是「部分」。历史学者总是希望网罗一切，但实际上任何历史书写都只可能是「部分」。正如柏克（并非针对历史工作者）所说的，每一次表述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人们为何选取了这个部分，而忽略或遮蔽了其他的部分？书写历史像切起司，可以用无限种方式下刀，但是人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呢？因此如何选择，如何书写，都是学术史／史学史所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班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一文中，借用了画家克利的「新天使」来阐述他对历史的看法：「天使的脸望向过去，身体则前进到未来。」他并以此作为历史写作与历史诠释的一项特质。也就是说，史家一方面是随时代的前进而有新的关注（他的身体前进到未来）；另一方面是他的脸望向过去，所以随着身体不断前进，选择书写的历史也有所不同。身体前进到未来而脸望向过去的例子非常多，譬如近代史家朱希祖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研究主题之转变，由晚明清初到伪齐，即因为见到当时的华北伪政府，与北宋首都开封沦陷后伪齐的历史非常相近之故。

在简单引介了这两种观点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个人认为历史当然有相对稳定的主题与内容，而且决不认为一切历史书写都是主观的，一切史实都是相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史家关注、烛照的范围都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化。历史书写中稳定的部分与变化的部分，始终存在着重大的辩证与张力。

如果历史写作不是自然而然的，史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表述都只可能是部分的。历史书写是纷纭万状的问题，或是借用一种现代的说法，是有一种「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存在。法国史家François Hartog于一九八三年提出「历史性的运作机制」这个概念，接着以这个概念为主轴写成「Regimes of Historicity:Presentismand Experiences of Time」。从这本书看来，他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历史家的书写机制，而是「历史性」的问题。他精密地区分「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观念，并探讨在特定人群中这三者之间的比重、关系等的纷纭万状。譬如讲到大力士阿奇里斯时，Hartog说他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天（没有「过去」与「未来」）。又譬如库克船长与夏威夷土人相遇时，他发现两者的时间观几乎完全不同。书中提到，尽管有些仇恨发生在好几代以前，但毛利人仍可能对敌人说，我刚吃了你父亲的肉，甚至宣称「未来」存在于「过去」之中。Hartog在书中也讨论了当代的各种记忆、纪念活动，如何独占鳌头，几乎取代了「历史」的地位。

为了使得以下的讨论更为生动，我想借用Hartog的概念并略加修改，即「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并说明史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在研究「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这类机制包含范围甚广，既有前面提到的Hartog所特别注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部份，也有历史书写实作的部分。譬如如何形成各式各样的历史写作？为何要书写、如何书写等涵盖非常广泛的问题。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历史的「无知学」——为什么人们不敢，或不愿多谈历史，或不愿、不敢多谈某一方面的历史。

在每一个时代，人们获得历史知识的来源参差不齐，其中至少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有心人自己选择深入某些原始材料所认识的历史；另外一条是每一个时代史家的历史书写，尤其是各种教科书所传授的历史知识。后者的影响力更大、更广泛。所以如果某一代的历史书写（尤其是教科书）中不写某些东西，或加大、加深某些东西，那么不同时代的人所认知的历史便有巨大的差异。而写什么不写什么、为什么写什么、为什么不写什么，正是学术史／史学史研究的问题的一部份，就像不转开这个门把而转开另一个门把，看到的世界便有巨大的不同。所以我在前面提到：学术史／史学史研究的众多任务之一即是研究、了解各个时代为什么是转开或关闭某些门把，为什么是转开这个门把而不是那个门把，以及它们所涵带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知识世界。

以人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为例。晚清今、古文的争论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其重要性不止于此，它们涵带着不同的知识世界或生活世界，服膺今文家或服膺古文家的人，对许许多多的问题便持不同的看法。以对上古史的视野为例，当时崇奉今文经的夏曾佑，认为古代史学中多神话，其《中国古代史》中的太古到三代为传疑时代。而崇奉古文经的刘师培，便认为这些是史实，故在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做了详尽的叙述。此外，相信古文经者，每每会将周公、孔子等古代人物视为平凡人物，而相信今文经者，则持不同的看法。故学术史／史学史，其实是关系到人们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看世界。

这里我要顺着今、古文之争的问题，进一步举近代中国的疑古思潮为例来说明。关于近代中国的疑古运动有许多的研究，我个人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对此也有所讨论。疑古运动是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一个史学史问题，但是它还涵带了一个知识世界甚至生活世界的问题，即它事实上决定了人们怎样认识古代历史。

在疑古思想大盛时，学界流行着一种意见，认为商朝可能还是石器时代。胡适在《古史辨》第一册所写的〈论帝天及九鼎书〉中，便曾引瑞典学者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的话说：「（安特生）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顾颉刚也是说：「我觉得周代始进入铜器时代的假设颇可成立。」不但《史记》中商朝以前的部分不敢视为信史，当时写教科书的人也不太敢将商朝之前写成信史，甚至连日本宫崎市定的《中国史》也是如此。

可是，疑古思想被殷墟发掘等学术活动所挑战，许多人转而认为《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是可信的。朱剑心在《金石学》中这样记录着风气的转变：「而近时若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之学者，言殷为石器时代之末期，证以最近河南安阳殷虚发掘所得之遗物，其说亦谬。」我们重读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尤其是〈叙言〉及第一章〈论信古〉亦可看出这一点。他说：「我们看殷虚所出的文字与器物，就可以知道当日的文化已经相当地高，离文化的黎明时期已经相当地远。如果前面全是漆黑一团，何以到此时文化有忽然的突飞？」（〈论信古〉）他又说：「我们看见商朝后期冶鍊极精，花纹丰富的铜器，就感觉到在当时铜器的使用已经相当地长久。然则数百年以前的尧舜时代，以至于千余年前的黄帝蚩尤时代，全已使用铜器，非不可能。」（〈叙言〉）所以他进而主张「疑古的路既然走不通，我们就应该改走信古的路」，这也促使徐旭生认真地进行古代传说的分析。胡适在看到殷墟出土的精美铜器之后，他的古史观点也有过剧烈的改变。人们相信古代历史很长、程度很高，对过激的西来之说也产生了有力的质疑。苏秉琦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殷墟发掘之后，有人才敢将商朝放在上古史的开头，他指的或许便是张荫麟的《中国上古史纲》。胡适即曾特别提醒人们，张荫麟的书从商朝写起，是因为当时殷墟已出土大量东西。

所以关于这个由信而疑、由疑转信的学术史探讨，事实上是决定关闭或开启一大片古代历史世界的问题，是决定整个时代人们历史意识的问题。正如清代考证学中以惠栋等人为代表的反宋学风气，冲击太大，方东树便说影响所及，几乎使人们觉得宋代似乎不应该存在—「有宋不得为代」（方东树《汉学商兑》）。换句话说，宋代一切政治、文化、思想成就不被当一回事，或甚至是当成负面、有害，这断绝了当时许多人对这个朝代及它庞大的相关领域的兴趣或了解，甚至使宋代变得好像不应该存在一般。

所以学术史／史学史，不只是研究哪一位儒者、哪一本书，或哪一个学术流派，同时可以了解各个时代因何、为何开启、关闭了某些门户。研究它们，事实上也是在研究它们所涵带的一个个庞大的知识世界，以及其间的切换、差异对每一个时代人们的知识世界及现实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