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寻宋纪·汴梁晚报大讲堂的第三期，主讲嘉宾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建生通过知人论世、文本细读、纵横勾连等方式，回眸苏轼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品读经典诗词的深厚意蕴，领会苏轼人生境界的提升过程。王建生主要通过分享阅读体验，希望阅读能成为一种习惯，也希望听众能体悟前贤光明俊伟的人格魅力；更希望健康阳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能为大家所用，提高心性涵养。
苏轼的仕宦及创作历程
试问，谁人不爱苏东坡？一提到苏轼，大家首先会想到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的一生，可以用传奇二字形容。苏轼身上，也有很多名片，譬如“欧苏”“苏黄”“苏辛”“苏黄米蔡”等，这说明了苏轼在散文、诗、词、书法等领域内的成就。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嘉祐五年（1060），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未赴任，准备来年的制科（即“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写有《留侯论》《贾谊论》等策论名篇；嘉祐六年（1061），考中制科，授官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签判，此时他的诗歌名作有《和子由渑池怀旧》；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罢凤翔签判，文章名篇有《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后返京，路经长安，游骊山作《华清引》（平时十月幸莲汤）词，这是东坡词中有年代可考最早的词；治平二年（1065）正月还朝，以殿中丞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1065）五月，其妻王弗病逝；治平三年（1066）四月，父亲苏洵辞世；熙宁二年（1069）二月至京，复殿中丞、直史馆，差判官告院；后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等地，诗作有《游金山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熙宁八年~九年（1075~1076），密州时期，词作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
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作《湖州谢上表》以示感谢，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他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几句话不要紧，却让当时的御史台抓住了把柄，弹劾苏轼用语暗藏讥刺朝政。不过，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为御史台李定、舒亶等人搜集证据提供了机会。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七月二十九日夜，行经太湖时，因为船舵坏了，当天晚上停在太湖修舵。苏轼在船上忧心忡忡，因为他知道朝廷千里追捕，罪名极重。他曾有一念之差——纵身一跃跳入太湖，一切都可以终结。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下，他很快就回心转意了。如果他少活了后面这22年，那我们一个民族的一部文化史要损失掉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包括《赤壁赋》《寒食帖》等文化精品。
在100多天的牢狱中，苏轼也有恐惧不安、心魂不定的时候，他用诗歌记录下他的心路历程。在御史台大狱中，苏轼与长子苏迈约定，如果打听到自己大限已至，就送鱼过来。一天，苏迈要出城筹借银子，就将送饭的差事委托一个亲戚。这亲戚知道苏东坡喜欢吃鱼，特意弄了一条鲜鱼来，苏东坡一看，知道“死神来了”。他曾写过两首诀别诗，题目很长：“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中一首写给弟弟苏辙：“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辈子和你做兄弟没做够，来生我们还做兄弟，可见苏轼、苏辙兄弟深厚的手足情谊。另一首写给妻子的：“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魂惊汤火命如鸡”将自己的恐惧写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些诗歌，将个人喜怒哀乐惧记录下来，让千载以下的人们感同身受，苏轼的可亲可敬可爱，或在于此。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
黄州时期，是苏轼创作的高峰期，词作名篇有《卜算子》（缺月挂梧桐）、《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大江东去）、《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诗作有《东坡八首》《寒食雨二首》等，散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
元丰八年（1085），苏轼被召入京；元祐初年，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元祐三年（1088），知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辗转颍州、扬州、定州等地；元祐六年（1091），在杭州作《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儋州；绍圣二年（1095），在惠州作《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荔枝叹》等；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过大庾岭，经虔州、庐陵，过鄱阳湖入长江，东行至当涂、江宁、仪真、金山，身染瘴毒；六月到常州；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宗病逝于常州。
苏轼人生境界的提升
熙宁六年（1073），苏轼杭州通判任上，游览西湖，所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其一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时隔10年之后，就是元丰五年（1082），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后写下了苏词名作《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0年前后，诗词中同样都有“雨”“晴”，但是苏轼人生境界却不一样。一曲《定风波》，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晴也罢，雨也罢，一切都会随时间飘然远去；一笔勾销，并无风雨，于我心了无挂碍。相比10年前的“晴”“雨”两佳，这次更为明净透彻。
十年磨砺，苏轼变得不会被外物困扰，对身世名利也早已超越；超越之后，变得更加潇洒和坚定。正如苏轼被贬居海南岛时作的《独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也是宋型士大夫的精神范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著名作家余秋雨说：“苏东坡成就了黄州，黄州成就了苏东坡。”确实，黄州，可以说是苏东坡的突围之地。大家所熟知的苏轼的千古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也是苏轼在黄州所作。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这样自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王水照在《苏轼传》中这样写道：“苏轼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和效仿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影响了无数后继者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从而使他与后世的读者，建立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动人的关系。”
苏轼及其作品对后世的影响
北宋最为重要的文人群体有三 ：一是欧门文人群 ，二是苏门文人群，三是江西诗派文人群。三者呈更替发展与递相演变之势。苏轼原属欧门中人，嗣后成为文坛盟主，引无数文人尽入其门 。
大家所熟知的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就是苏门文人群的代表。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的合称，都出自苏轼门下。苏轼最先将此四人并称加以宣传，在《答李昭玘书》中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宋史·黄庭坚传》也有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另，苏门四学士又和陈师道、李廌合称苏门六学士。
提到苏轼，就不得不说他以诗为词的实践。以诗为词，苏门文人集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北宋后期文坛上独领风骚。在学士院，苏轼还竭力推进词体的改革，评论当下词坛，为词的发展指出向上一路。
早在知密州时期，苏轼就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目的就是为了使词真正成为与诗并驾齐驱的文体。《与鲜于子骏书》：“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这段自述，显然针对柳永词的“风味”而发。宋人胡寅《酒边词序》中云：“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他对苏轼“另立门户”的作词观点，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苏词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之处，是在对词意境的改变及提升上。而达到这种改变及提升，最易行的途径显然是借鉴“诗”的题材与境界入“词”，做到“诗词一体”。
到了元祐年间（1086~1093），经过十余年的摸索，苏轼自信满满地觉得他的词不仅自成一家，还足以破除柳词风暴“影响的焦虑”。俞文豹《吹剑续录》有这样一段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俞文豹借“善讴”者之口，认为柳永词只适合妙龄女子用娇柔的歌声吟唱，而苏轼词则须要威武大汉用粗犷的歌声传唱。大概这段话颇能说出柳词和苏词整体风格上的差别，而且其中所用对比生动巧妙、形象鲜明，所以深入人心，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词论家。此后，一般词学论著或文学史都将柳词归入“婉约派”，而把苏词视为“豪放派”。此外，更有不少评论家把柳永和苏轼视为两个对立词派的代表人物，认为二者水火不容。实际上，苏轼对柳永还是很佩服的，他认为柳永《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词句“不减唐人高处” 。苏轼有意识地与柳永词抗衡，包含着苏轼追求壮美风格和阔大意境的自觉意识。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苏轼的词，扩大了题材改变了风格，挣脱了花剑尊前的束缚，在形式上有了创新，所涉猎的内容极广，抒怀咏志、送别悼亡、从军报国；无论农村题材还是国家大事，都能尽情表达所思所想。像《念奴娇·赤壁怀古》，境界宽阔，气势雄浑，是苏轼在词的发展史上做出的巨大贡献。苏轼的词也启迪了南宋的辛派词人，受他开创的豪放派影响，也成就了清代的一批继承者。
苏轼的诗，被尊称为“前无作者的诗神”。在金代引发了“苏诗运动”，在明代被公安派所推崇。苏轼的诗关注民间疾苦，更关注国家民族命运。他的诗手法多样，想象力夸张丰富，很有特色。
苏轼小品文，兼有魏晋之洒脱和六朝之隽永，而自成一家。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晚明小品文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其中吸收大量的精华。苏轼小品文在题材的生活化、语言的简练畅达、幽默与讽刺、自然成文不拘格套等方面对晚明小品影响深远。
永远的苏东坡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无一不工，著述极富，流布亦广。苏轼作品以多种形式传刻，其中有全集本《东坡七集》，有诗文词单行本如《苏轼诗集》《东坡乐府》等，有选集本如《苏轼选集》等。
林语堂曾用诗性的语言说到，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谁若说，一提到苏东坡，总会引起大家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才是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
说了这么多，还是说不全、说不尽、说不透，这就是永远的苏东坡——千古风流人物。
苏东坡为什么不骑马
“三苏”共用一匹马
公元1059年，苏东坡从他的故乡四川眉山出发，来开封做官。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与他结伴同行，父子三人边赶路边游玩，相当惬意。
他们是十月初四从眉山动身的，腊月中旬才进入湖北。途经湖北江陵时，年关将近，他们不走了，在江陵找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待过完新年，看过花灯，出了正月十五，才再次启程。
正月二十，他们走陆路抵达湖北荆门。正月二十五，他们乘船渡过汉水，抵达湖北襄阳。襄阳是诸葛亮故里，他们不愿错过，专程去传说中的诸葛亮故居游览了一天。二月初，他们进入河南，经唐州（今河南唐河）、昆阳（今河南叶县）、襄城、许州（今河南许昌），一路向北奔向开封。
经过许州时，他们听说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在当地做官，又去州衙拜访了范纯仁。随后他们途经尉氏，得知尉氏还保存着魏晋名士阮籍登临过的啸台和战国时信陵君麾下猛将朱亥的坟墓，于是他们登临啸台，凭吊朱亥墓，又在尉氏逗留了几天。
直到二月十五那天，他们总算抵达目的地：京城开封。
我们不妨掰指头算一算：“三苏”是1059年农历十月初四出发的，于1060年农历二月十五抵达，从四川眉山到河南开封，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他们竟然用了四个多月！
“三苏”的速度如此之慢，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边走边玩，把路途当成了旅途，本来就没打算赶时间；其次也是因为古代交通落后，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是的，古代没有汽车和飞机，可是古代有马啊！关羽关云长胯下赤兔马、郭靖郭大侠胯下小红马，都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神骏，区区一千多公里，大约折合三千华里，骑上骏马一路飞驰，三天不就走完了吗？
事实上，日行千里的马在这颗星球上根本就不存在，现在没有，古代也没有，它们只是传说而已。马有耐力，有长力，也有爆发力，起速很快，但并不能长时间全力奔跑。无论多么神骏的马，都不可能连续奔跑一个小时，否则必会因为大脑过热或者心力衰竭而倒毙。
马不可能长时间快跑，但可以长时间慢跑，一个人骑马赶长途，还是比步行快得多，也省力得多，苏东坡父子为何不骑马赶路呢？
因为他们没有马。哦，不对，应该说他们没有足够多的马。
“三苏”父子从四川出发时，四川官员张方平很是欣赏他们的才学，曾经赠给他们一匹马。可惜的是，张方平只赠了一匹。三个人一匹马，怎么骑？马驮得动三个大男人吗？当然驮不动。所以呢，他们只能让马驮行李，他们步行。
问题又来了：张方平既然欣赏“三苏”的才学，干吗那么小气，只赠一匹马，而不是每人各赠一匹呢？
因为马在宋朝太贵了。
宋太宗在位时，国子博士李觉说：“国家所市戎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宋朝官府购买的军马，每匹最便宜也要二十贯。
宋真宗在位时，一个专门对马进行估价的政府机构“估马司”是这样估价的：民间用马每匹八贯到三十五贯，军队用马每匹二十七贯到七十五贯，宫廷用马每匹六十贯到一百一十贯。
光说这些数字，大伙应该感觉不到宋朝的马有多贵，我们来比较一下：唐朝军队买马，平均每匹不到三贯；宋朝的耕牛平均每匹不到十贯，牛犊则只值两贯左右。由此可见，宋朝的马要比唐朝贵得多，宋朝的马也比宋朝的牛贵得多。
缺马的宋朝
宋朝的马之所以贵，是因为宋朝疆域狭小，适合养马的牧区都被敌国给占了，剩下的区域人口稠密，耕地紧张，如果拿出一些生产粮食的耕地来为马匹生产牧草的话，会非常不划算。北宋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养马，曾经出台优惠政策：农民为朝廷养一匹战马，可以免除一个人的赋税，或者可以获得一百亩耕地的补偿，又或者可以得到每年七千文的奖励。即便如此，马还是奇缺，只能用茶叶、丝绸和敌国交换，而西夏、契丹、金国等少数民族政权为了遏制大宋的军事实力，又总是抬高马的价格。
古代没有坦克，战马就是坦克；古代没有飞机，战马就是飞机。从春秋战国到明清两朝，马一直是战场上的大杀器，谁拥有更多的马，谁就能在军事上占尽优势。宋朝缺马，所以马贵；因为马贵，所以民间极少用马。
我们看宋画就知道，从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江山秋色图》，再到《溪山行旅图》和《闸口盘车图》，画中行人没有骑马的，如果乘车，乘的也是牛车和驴车，见不到一辆马车。
我仔细统计过，《清明上河图》中共有五辆牛车和七辆驴车，马车数量为零；《江山秋色图》中只有三辆牛车，马车数量为零；《山店风帘图》中有四辆牛车、一辆驴车，马车数量为零；《闸口盘车图》中有五辆牛车，马车还是零；南宋朱锐《溪山行旅图》画了四辆牛车，马车同样为零。现存宋画当中，画马的不少，画马车的极其罕见，只有一幅描绘皇帝车辆的《卤簿玉辂图》里画了一辆马车。
查《宋史·礼志·舆服一》，皇帝用车分为几十种，其中“金辂车”用六匹红马，“象辂车”用六匹黄马，“革辂车”用六匹白马，“木辂车”用六匹黑马，“玉辂车”用六匹青马。而“明远车”“画轮车”“副车”等御用车辆，都是用牛驱动的。皇后和嫔妃们乘坐的“厌翟车”“金根车”“安车”，通常用三头牛驱动，归根结底也是牛车。至于诸王和大臣们的交通工具，虽说以马为主，但并非马车，而是直接骑在马上。按北宋时期的官场规矩，大臣上朝通常骑马，没有马的话可以骑驴。元老重臣年迈体衰，骑不了马，经皇帝特许，可以坐轿上朝，但不许乘坐马车。京官到地方视察，近路一般骑马，远路一般乘船，如果有特别笨重的行李必须携带，则需要提前向兵部备案，才能使用马车。朝廷之所以这样规定，一是为了保持官员们的朝气和办事效率（骑马比乘坐马车要快），二是因为缺马，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例如战争以及皇帝出巡。
司马光说：“出师之道，全资马力。”但是宋朝的“马力”并不丰富。唐朝极盛时，拥有战马七十万匹；宋朝极盛时，只有战马三十万匹。唐朝府兵买马，平均每匹要花两万五千文；宋朝禁军买马，平均每匹要花二十万文。南宋宰相赵汝愚说过：“今天下军马，大率十人无一人有马，每十兵配一马。北国每正军一名，马三匹。”南宋士兵平均每十人拥有一匹战马，而金国士兵平均每一人拥有三匹战马。如果不是因为南宋科技发达，发明了“突火枪”“霹雳炮”“床子弩”等威力无比的热兵器和自动连发式武器，早就被战马上占尽优势的女真人和蒙古人打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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