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之衰始自“安史之乱”。
大唐之亡源自“藩镇割据”、阉患以及党争。
“安史之乱”自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计七年，腰斩大唐，让国势由盛转衰。
安史之乱
“藩镇割据”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各藩镇借平叛之机，将本辖区内的财、政、军大权揽于一身，拥兵自重，对抗中央，渐成尾大不掉之势。黄巢起义后，藩镇彻底失去控制，除朱温篡唐外，杨行密、钱镠等人均借势割据一方，成为后来“五代十国”的雏形。
后藩镇割据形势
其实，“安史之乱”本有望提前终结，“藩镇割据”也本来不会形成。
这两种可能源自于大唐乃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布衣宰相”李泌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却又因肃宗李亨的一个错误决定而胎死腹中。
于是，“安史之乱”持续七载才结束，而“藩镇割据”则几乎绵延一个世纪，像一个巨大的毒瘤附着在大唐肌体上，并与国运相始终。
至德元年末，肃宗李亨连续遭遇两个打击，新政府的前途看上去很不妙。
陈涛斜一战，房琯几乎败光了肃宗毫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全部家底；
叛军攻陷饶阳（今属河北衡水），整个河北全部落入敌手。而且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南攻青州，威胁江淮，意图掐断唐帝国的赋税命脉。
肃宗李亨对此忧心忡忡，急忙问计李泌。
面对如此危局，李泌却从容不迫，成竹在胸，为李亨献上两条奇策，并保证按此执行，两年之内准保天下无贼。
第一计：“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威胁其范阳老巢），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威胁其伪都城洛阳），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资治通鉴》为“以两军絷其四将”）。
第二计：郭子仪放开华阴一线，让叛军在长安、洛阳和范阳之间保持畅通。而唐军所要做的就是，轮番攻打，让叛军在三地救援中疲于奔命，唐军则以逸待劳，最后由建宁王李倓北取范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抚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如此，则“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不出二年，无寇矣”。
李亨欣然同意（帝然之）。
李泌这两计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建立在对时局的精确解读和把握上。
依据一，乱军每攻陷一地，只顾着抢劫掳掠，并把战利品全部运往老巢范阳，说明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和长远打算（“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国邪”）；
依据二，乱兵以胡人为主，汉人追从的很少，而且大都是被胁迫（“华人为之用者，独周挚、高尚等数人，馀皆胁制偷合”），说明天下人心仍然在唐。
从后来形势的发展来看，全都被李泌说中了。如果按照这一计划执行下去，一年之内即会攻守易位，形势偏向大唐。
但遗憾的是，李亨中间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在他的规划里面，一项“政绩工程”提上了日程。
李泌的战略谋划
这项“政绩工程”就是收复两京（长安和洛阳）。
为什么李亨会在最关键的时候搞这么一个“幺蛾子”，让他因为局部而放弃全局呢？
这里面体现的不仅仅是李亨的战略短视，更体现的是他的私心。
李亨有一个“心病”：皇位来的不正——他的灵武登基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或者根本就是趁火打劫。
所以，他急需政治业绩来为自己正名。
长安、洛阳两京是帝国的象征，夺回它们就是最大的政治业绩！
于是，他在明知李泌战略正确性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放弃河朔，集中力量收复只具政治意义、而暂时没有实际用处的长安和洛阳。
“会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长安，曰：’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新唐书·李泌传》）
对此，李泌当然要据理力争，他说：现在收复两京，势必要撤出河朔战场，如此一来，就给了河朔叛军以喘息和休整的机会，以后再打会更困难（“必得两京，则贼再强，我再困”、“贼得休士养徒，必复来南”）。而且我们现在所依恃的是碛西骑兵和西北诸戎（回纥），来年一开春，天气闷热，不仅战马容易生病，习惯于酷寒的少数民族战士也不适应，作战能力会大大降低。这对于我们是很危险的（“且我所恃者，碛西突骑、西北诸戎耳。若先取京师，期必在春，关东早热，马且病，士皆思归，不可以战。此危道也”）。
很遗憾，“帝不听”。
唐代两京
中原自古即为四战之地，兵家必争。
河朔北面是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南面是大燕国的伪都洛阳。
如果在河朔战场占据主动，可以南控洛阳，北迫范阳。
所以，河朔战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一点在叛乱之初就已经显露无遗。
从755年12月范阳起兵到次年1月在洛阳僭位大宝，安禄山的叛乱看似红红火火，但实际上他糟心的很。因为郭子仪和李光弼已经把河朔战场搅了个底朝天，不仅史思明被压着打，而且郭、李二人还正计划和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双管齐下，直捣其范阳老巢。但就在此时，帝国心脏传来警讯：潼关失陷，哥舒翰败降，长安危机。无奈之下，郭子仪和李光弼退回河东，驰援关中。整个河朔立即全盘陷入被动，大好局面就此丧失。
而公元757年初的形势和之前如出一辙：叛军虽然表面气势很盛，但实际上整个河朔的抵抗运动极其顽强，雍丘、宁陵、睢阳……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一座座坚固的堡垒，一个个不屈的军魂，让叛军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遗憾的是，他们在孤军奋战，帝国的有生力量和江南地区的财政赋税、人马钱粮全部都倾斜到了西北地区的“政绩工程”——两京收复战中了。
所以，他们的作用就局限在牵制叛军西进和南下的步伐，保证两京的顺利收复和帝国江淮以南的经济命脉上了。
悲剧结局早已注定！
至德二载十月九日，睢阳城破，张巡、许远等人全部死节，河朔再次彻底沦陷。尽管此时两京已经全部收复，但这却无法掩盖因河朔战局失利带来的全局被动。
而且，平叛后，这里又成为“藩镇割据”的重灾区，终唐一朝，几乎再也没有真正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有效管理中去！
张巡的睢阳血战
借兵回纥，战略重心西移，李亨几乎举全国之力去收复两京。
至德二载九、十月间，两京先后回归，叛军在表面上也被压缩在河朔及范阳老巢一带。
这一切让李亨及其身边的人相信，平定叛乱、再造大唐指日可待。
这不怪李亨太乐观，因为不久之后，更大的喜讯又来了。
至德二载十二月二十二日，史思明率范阳十三郡、八万将士向朝廷投诚。
他是幡然醒悟了？还是真的决定改邪归正了？
笑话，史思明靠得住，母猪也会上树。
他怕了，怕回纥的骑兵、怕唐军的士气，更怕天下的民心。
他要避其锋锐、蹈光养晦、把握时机、东山再起。
这一伎俩稍后的朱温用过，更往后的张献忠也多次用过，而且屡试不爽。
肃宗大喜，即日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其七个儿子也都高官厚禄。
李亨傻吗？看不出史思明的猫腻吗？
非也。
他很明白，但是明白也没用。
第一，他实在不想打了，也几乎打不起了，帝国的财力、军力和民力都已经无法支持长期作战（借兵回纥就是极其无奈之举）；第二，帝国表面上已经完成了新的统一，李隆基失去的，李亨都给夺回来了，大唐在形式上在他手里完成再造。
他成了中兴之主，以后再没人敢说他得位不正了。
公元758年阴历二月，踌躇满志的肃宗李亨将年号改为“乾元”，意为万象更新，从头再来。
但是，现实紧接着就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因为，没有除恶务尽的后遗症很快就显现出来。
收复废都长安
乾元元年六月，仅仅“臣服”大唐四个月的史思明在范阳重举反旗。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初一，肃宗李亨加封尊号为“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讽刺的是，在同一天，史思明也在魏州筑坛祭天，自立为“大圣燕王”。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御含元殿，受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是日，史思明自称燕王于魏州，僭立年号”。）
而且他的军事动作也很快。“庚寅，逆胡史思明陷洛阳，副元帅李光弼守河阳，汝、郑、滑等州陷贼。”
李亨恼羞成怒，而且更加心浮气躁。
乾元二年三月，他组织九路大军，计六十万，发动邺城大战，欲毕其功于一役。
这九路大军将星云集，不仅有大名鼎鼎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还有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和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人。
但是，九路大军以及邺城战役的总指挥却是一个太监：鱼朝恩，官职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是李亨为了牵制武将而做的“体制创新”。
李亨接着就为他的“创新”买了单，在鱼朝恩的“正确领导”下，六十万唐军一败涂地，“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资治通鉴》）。
史思明在占尽劣势的情况下，靠着唐政府的自我折腾而强势崛起。
乾元二年四月中旬，史思明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改元顺天；
河朔一带的局势再一次扑朔迷离。
“安史之乱”的平定似乎又遥遥无期！
邺城大战
唐代藩镇看河朔，河朔藩镇看三镇。
这三镇指的是成德、幽州和魏博，一直到唐亡都未真正归附中央政府（除了宪宗时期的短暂归附）。
其实，唐代的藩镇之乱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严重和不堪。中唐以后，虽然很多藩镇都借平乱之机做大做强，但基本上都还在唐政府的统一节制之内，尤其是最重要的赋税和人事任免，都还是中央政府说了算。即使有个别别有用心的想搞点事（像泽潞刘稹、夏州杨惠琳、西川刘辟、浙西李錡等），也都被很快镇压，没成什么气候。
而河北三镇能绵延百年且让中央政府望洋兴叹束手无策，其中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是他们的区位优势。河阳“乃魏博之津”；滑州“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昭义“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恃此以制之”，史称“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在整个“安史之乱”过程中，这一地区被政府军和叛军反复拉锯和争夺。
其次是这一地区的军阀特质。作为“安史之乱”的主战场，这一地区兵源复杂，原因就是在七年多的拉锯战中，政府军和叛军交相占上风，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练就了一身厚脸皮、随风倒的功夫：你强他就降，你弱他就叛，在降和叛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奶便是娘。可以想象的是，这样一群兵油子，是不会有什么忠诚度和归属感的。而且，在七年的战乱当中，他们还充分享受到了割据一方、近半独立状态的甜头。因此，不受中央政府节制、关起门来做土皇帝在“安史之乱”后成为这一地区的首选之策。
第三是唐政府的姑息迁就。公元763年2月，战争甫一结束，心力交瘁的代宗李豫专门就河朔诸镇下了一道诏书：“凡东京及河南、河北在叛军中担任伪职者，一律赦免，既往不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原来在河朔地区的叛军将领们接受改编，沐猴而冠，瞬间完成了从逆贼到朝廷大员的华丽转身：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仍辖恒、赵、深、定、易五州，赐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后擢为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仍辖原有六州。也就是说，整个河北一直掌握在逆贼手里，唐政府的所谓“统一”只是粉饰太平、自欺欺人！
第四是中央政府的有心无力。自代宗至昭宗，历任帝王无日不思平灭藩镇、消除割据，无奈要么有心无力，要么半途而废。代宗时期，剑南、同华、幽州三地崔宁、李忠臣、朱泚以下犯上，杀原节度使而自立“留后”，对此，中央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承认。德宗时期则是典型的半途而废：经过努力，在天下藩镇已经十去其九（仅剩魏博一镇未平）、差一点就成功的时候，却因为中央政府的赏罚不均而再次分崩离析前功尽弃，德宗李适更是因为“泾源兵变”而自我沉沦一废到底。唯一真正削藩成功的就是宪宗李纯，中学课本里曾出现过的“李愬雪夜入蔡州”即发生在这一时期，但是，如果把这一段放到中晚唐11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就会发现，被刘禹锡赞为“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的“元和中兴”只是大唐王朝的昙花一现或者回光返照！
河朔三镇
“家天下”是罪恶的。
它可以为了一家一姓之利益而予取予求、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帝王）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李亨不仁，损天下之利而成一己之私。
对他而言，为了一项“政绩工程”，别说是百姓的生死存亡，就连祖宗基业他都能弃如敝履。
大唐之疲弱，虽始于玄宗，实崩摧于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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