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祐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召见苏轼。
太皇太后问苏轼：“卿前年做什么官？”
苏轼答：“臣为常州团练副使。”
太皇太后又问：“现在呢？”
苏轼说：“翰林学士。”
太皇太后：“知道为什么升的这么快吗？”
苏轼说：“因为遇上了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
苏轼像
太皇太后说：“不是这个原因。”
苏轼：“难道是有大臣推荐？”
太皇太后：“也不是。”
苏轼惊恐的答道：“臣虽无状，但也不敢走歪门邪道。”
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啊。先帝每次读到你的文章，都感叹“奇才、奇才”，只是没来得及重用你而已。”
苏轼听后失声痛哭，太皇太后与宋哲宗也哭了起来。
上文出自《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宋史·苏轼传》。
苏轼为什么会痛哭？恐怕是因为他没想到把自己下狱又贬谪的神宗皇帝会那么欣赏和信任自己，乌台诗案后他一直被贬谪在外地，更没想到神宗原本是打算重用自己的。
宋神宗虽然庙号为“神”，民无能名曰“神”，这是一个不怎么光彩的庙号，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勤于政务的皇帝。当时北宋财政困难，冗军冗费问题严重，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于是他立志改革，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变法遭到了两宫太后和朝廷重臣的强烈反对，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两宫太后哭着请求皇帝罢免王安石，有官员当众责问王安石的六十大罪状，连宫里的卫士都敢呵斥王安石，打伤了他骑乘的马匹。神宗向宦官询问卫士无礼之事，宦官们居然集体下跪，痛哭流涕的指责王安石祸国乱政。
更无奈的是，似乎连老天都不站在神宗和王安石这边，旱情出奇严重，灾民流离失所，这更给了反对派攻击新法的借口，有个叫郑侠的人甚至给神宗画了一幅流民图，神宗看到灾民的惨状后潸然泪下。所有因素堆在一起，迫使神宗不得不罢免王安石，这绝非神宗本意，但他不得不这么做。
王安石离京后，神宗并未放弃新法，而是重用吕惠卿、曾布、李定、章惇等新法人士，但如此变动在客观上对苏轼是不利的。
神宗像
众所周知苏轼一向是反对新法的，不仅反对，还频频写诗嘲讽，王安石主政时他本人对此并不在意，但他的学生、也就是李定等人对苏轼是极其厌恶的，因此王安石离京后，李定等人就不可避免的对苏轼进行打击。
最开始的借口是苏轼在奏折里“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等话语，因为当时的新法派官员被舆论称作“新进”和“生事之臣”，因此苏轼自称“难陪新进、老不生事”，这被新法派看作是一种嘲讽。更严重的是，有御史发现了苏轼更多的嘲讽诗作，比如那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是苏轼嘲讽兴修水利措施的，意思是如果东海龙王了解我们英明陛下的主意的话，应该自动把沧海变成桑田才对啊，怎么还不变呢？这是直接讽刺皇帝本人了。此外还有嘲讽禁私盐的诗等等，宋神宗看后大怒。
盛怒之下的神宗派人把苏轼抓了起来，在狱中一关就是三个月。期间不少大臣建议杀掉苏轼，但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贬谪到黄州。
为什么神宗没有听从臣子的建议杀掉苏轼呢，常见的理由有宋朝不杀士大夫、王安石替苏轼求情、太皇太后向苏轼求情等等，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神宗皇帝本人压根就没起杀心。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
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端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竞其狱。”帝曰：“朕固不深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勿泄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
上述史料就是宋神宗的真实想法，王安礼对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因言论而罪人，如果苏轼被法办，那后世会批评陛下不能容才。
神宗回答说，你放心，朕原本就没打算深究，神宗甚至担心王安礼的安危，告诫他不要把“不打算深究”的想法泄露出去，因为当时苏轼是犯了众怒的，一来在客观上需要将苏轼关押一段时间以消新法人士心头之恨，二来如果王安礼将消息泄漏，可能会引火烧身，被新法人士批判。
更有甚者，当宰相王珪给苏轼安插罪名时，神宗当面怒怼他，认为王珪在刻意曲解苏轼诗句的意思。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二》：
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詞，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臥龙，岂人君也？”
当时王珪指控苏轼谋反，证据是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说，“苏轼觉得天上的飞龙不了解自己，于是转而祈求地下的蛰龙，这难道没有不臣之心吗？”
神宗反驳说，“诗人的诗句怎么能这么解读呢，他那句诗朕知道，是写桧树的，关朕什么事！”一旁的章惇也说：“并不是只有皇帝才能称龙，臣子也可以自称龙啊。”神宗又说：“自古以来称龙的多了去了，荀氏的八个儿子称作荀氏八龙，孔明自称卧龙，难道他们也有不臣之心吗？”
王珪被怼的说不出话来，诬陷行为失败。
宋神宗想重用苏轼，也是有史料依据的。
《宋史·苏轼传》：
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
《宋史》这段话的意思是，宋神宗曾经数次有意起用苏轼，但都被当时主政的大臣阻止，神宗曾经对宰相王珪和新法重臣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让苏轼去做这件事。”王珪面有难色。所以苏轼也就一直未能得到重用。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北宋，皇帝不是想用谁就能用谁的，皇帝的任命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宰相和副宰相们的同意才能执行，在有些重大问题上，我们也会发现连单独的部门也敢于驳回皇帝的意见，比如《宋史·刑法志》就记载，在神宗朝著名的“阿云一案”中刑部就拒绝接受神宗皇帝的御笔裁决，神宗只能让翰林院继续商议。
可见，当新法派把持朝政时，神宗想重用苏轼是不可能的，因为相比苏轼，他更需要新法派去帮助他施行他的政治主张。
而这一点显然苏轼并不知情，身在外地的他可能还会觉得皇帝不理解自己，不喜欢自己，因此回到开篇之处，当他在太皇太后那里得知真相，得知神宗其实非常欣赏自己，一直想重用自己时，他哭了。
《临江仙》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是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被贬谪到黄州时所作，孤身一人静听江声，心情低落到了极点，甚至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一走了之。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情，还写出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他坐看大江东去、挥笔泼墨时，那个一辈子住在深宫的皇帝还在为新法殚精竭虑，我们能在史书中多次看到这位年轻帝王为新法、为灾情、为战事“夜不能寐”的记录，他的改革措施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为止，遗憾的是，他去世时年仅38岁。
苏轼的眼泪，为自己而流，也为宋神宗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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