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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还珠楼主到金庸:新武侠视野下的《蜀山剑侠传》

原题:从还珠楼主到金庸:新武侠视野下的蜀山传

作者:萧湘

声明: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对于近几十年出生的读者而言,《蜀山剑侠传》和它的作者还珠楼主,都是一个相对较为神秘的名字。梁金古温黄,以及卧龙生、诸葛青云、萧逸等等羽翼,构成了现在关于新武侠的一种主流认知。


近十年以来,大陆新武侠甚嚣尘上,小椴、凤歌、步非烟等作者的崛起,是新武侠系谱上又增添了新的一条线索。然而,武侠并非从1950年代的《龙虎斗京华》和《书剑恩仇录》开始,民国时期的武侠作品,尽管新旧不一参差不齐,但已经包含了诸多日后新武侠的元素甚至是母题,而《蜀山剑侠传》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蜀山》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还珠楼主的想象力,以及在小说中驾驭各种文化元素的能力。当然,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过于强烈的正邪对立,削弱了它的可读性。而人物过多,支线太杂,也同样使结构显得有些拖沓和重复。这些优点和缺点,我们都可以在日后许多新武侠小说家身上看到,以气魄和丰富性而论,新武侠中也惟有金庸的《天龙八部》可与《蜀山》相媲美(抱歉!我没读过黄易)。 

还珠楼主的想象力之奇,在后来的新武侠中也无人能超出,凤歌的《沧海》似乎有些这个苗头,不过又落入了对历史的过分牵强和滥用。还珠楼主对于古典的知识未必高明,但是涉及广泛却是无疑的,而且他对这些元素的运用,都是一种工具性的,搭配合理点缀得当,却不会喧宾夺主。在对于这点的继承上,金庸无疑是最成功的。


老实说,金庸的长处并不在什么国学功底深厚上面,而是能够将这些古典的元素运用得宜,这才是小说家的才情。梁羽生的诗词、凤歌的算术,虽然偶尔能使人惊奇,但是过分的铺陈和滥用,则显然会妨碍整个小说的铺展。武侠小说成功的关键,终归还是在叙事上面。 

《蜀山》中正邪对立过于强烈,而且双方的力量远非平衡。无论是毒龙尊者、许飞娘或是红花老祖等反角,虽然作者极力铺陈其神妙,然而无一例外都轻易地败在峨眉手中。而且这些邪派的面目都过于重复和单一,他们往往是道德上有明显瑕疵,滥用武力,下焉者则是生性凶淫云云,这种描述充满了道德上的厌恶和快感。相反,作为主角的峨嵋派则无疑不是嫉恶如仇心性坚定道德完满,正邪双方在道德和法力上的悬殊,使小说本身的张力大大减弱。在还珠楼主的时代,这种过于强烈的道德感,尚且不会严重的问题,但是时过境迁之后,小说的魅力和可读性就大大打折,不得不说是受此之累。 

这种道德感的饱满,是传统公案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一致特征,他所适应的是一套坚固的道德观。然而,伴随着这种坚固的道德观念的瓦解,道德感的饱满也逐步消解。武侠的根基,也就是“武为何用”逐步从自明的前提,变成了一堆千疮百孔的疑问。梁金古在各自的小说中都回应了这个问题,梁羽生以左派的热忱,在武侠中注入了阶级观念,正邪的对抗中充满了阶级反抗的激情。然而,梁氏的实践并不成功,过于教条和僵化的模式,使梁氏的很多著作都显得粗糙、枯涩。当然,梁氏对于小说的驾驭能力,相比金庸也显出薄弱许多。古龙的回应,则是一种个人化的解决之道。 

金庸也有过这样一个过程,不过金庸既非梁羽生那样立场鲜明的左派,也不似古龙要做一个自由彻底的侠客。在书剑一直到射雕三部曲、两部飞狐中,夷夏之辨的张力,始终构成了主人公行为的道德基础。


金庸笔下的侠客,已不仅是然诺重义,无论是陈家洛、胡斐或是郭靖,对于异族的反抗都构成了他们行为的正当性来源,“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虽然是提出于射雕,但却是金庸早期小说中一致的标准。神雕中边缘人出身的杨过,最早质疑了这个标准,但是杨过最后向郭靖的回归,仍然表明这不过是早期金氏道德的一次内部消化。夷夏之辨成为金氏武侠最常用的母题,也表明作为通俗文学形式的武侠小说,是多么契近时代的氛围。 

这种张力的真正松动,是在1963年开始创作的天龙八部中。本书的主角,一个是曾被当成汉人的契丹人,一个是汉化的大理人,还有一个是置身种族之外的出家人。夷夏之辨的动力至此已经呈现衰竭,乔峰式的侠客开始寻找新的道德出路,最终乔峰的死结束了金庸早期的道德基础。


1967年,金庸开始创作笑傲江湖,这本书中剥离了民族和朝廷,几乎是一个纯粹自足的江湖世界。但是全书又无处不是在写政治,金庸自道“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书中所描述的正如金庸本人在后记中所言,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坏人当政。无论是名门正派,或是日月神教,他们的行为都是同一黑暗,一丘之貉。令狐冲师父岳不群心机费尽最后仍不免身败名裂,表明了以正邪对立的二元道德观至此彻底破产。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令狐冲终于不免成为隐士,则不妨视为这一道德观的挽歌。


1972年完结的鹿鼎记是金庸最后一部小说,出身妓院的小混混韦小宝是本书的最大赢家,而以异族入主中原的康熙,成为作者认可的“尧舜禹汤”同样的明君,这两个结果,既颠覆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也颠覆了夷夏之辨的道德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武侠的盟主金庸,已经抵达了反武侠的路口,因此,金庸选择在《鹿鼎记》之后封笔,从他的写作逻辑而言,也是自然而言的结果。 

鹿鼎记作于1969年,完结于1972年。1972年是大陆文革实质性失败的第二年,1970年代也是60年代全球性左派运动的退潮之时。这并非是一个偶然,在金氏武侠已经走入反武侠而山穷水尽之时,外部的世界已经开始了新的一轮伦理规范的重塑,而作为一种充分体现民间伦理规范的文学形式,武侠小说在金庸之后,也已经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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