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界定与处理，一直就是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因为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外观相似，难以区分，同时由于各执法机关在处理上方式不同，相似的情况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甚至形成“司法瓶颈”。
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似乎界限很清楚，其实两种行为的界限很难划得清楚。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以签订或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应具有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因而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实践中，确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是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其次，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往往并无履行能力且不实施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仅履行少量约定义务，目的是骗取更多的财物；而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再次，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是不同的。前者经常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中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虽然也存在改变用途的情况，但也不宜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
因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常常存在交叉，该类案件的定性也更加困难，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一是采用欺骗手段均可以出现在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中，不能简单地根据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对案件定性；二是合同履行不能的原因不易查明，且不能据此做出推定行为人有罪的结论；三是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并不能直接认定行为人有罪；四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及何时产生犯意不易查清。陈兴良教授认为，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根本区分在于：合同诈骗罪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而无对价占有他人财物；而民事欺诈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欺诈方法，谋取非法利益。因此，是否无对价占有他人财物，是区分两者的关键。学者提出界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标准是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高并且危及到社会共同体的存续，达到了必须予以刑法处罚程度的“质”和“量”的违法性。 “量”的违法性，是指合同签订、履行等过程中的欺骗性行为不仅违法，而且行为所侵犯的法益较为重要，危及到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应予以刑法处罚。“质”的违法性，是指合同签订、履行等过程中的欺骗性行为的违法内容已危及到社会共同体的存续,从而达到了应予以刑罚处罚的程度。
第一，合同诈骗罪为目的犯，需要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我国刑法将合同诈骗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合同诈骗罪侵害的法益除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外，还有他人的财产权，且该罪构成要件之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此要件也是诸如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类犯罪的通常构成要件。
第二，法律、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可以被认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列举的几种行为仅是合同诈骗案件中行为人常用的方式，该行为仅能作为案件侦破、办理、审查中的相关线索，并不能直接证实或推定行为人有罪，除了证实行为人实施过上述行为外，还要求司法机关证实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三，合同诈骗案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深藏于内心，不易被证实，行为人往往辩解自己并无非法占有的故意，这就需要搜集更多的客观证据来证实行为人的行为目的、主观意图，必要时需要运用刑事推定。
第四，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产生时间要准确合理。要认定行为人涉嫌诈骗罪需要明确犯意产生的时间，否则就有事实不清之嫌。从而达到了应予以刑罚处罚的程度。
定性合同诈骗案要坚持几项原则
首先，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因一般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都属于欺诈行为，有某些相似或相同之处，在处理案件时须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寻找能够证实案件事实的证据，全面收集对行为人有利或不利的证据，不得只收集有罪证据，而忽视无罪或最轻的证据。
其次，重视无罪辩解的原则。合同诈骗类案件中，行为人通常会提出各种辩解，如没有诈骗的故意、并未实施诈骗行为、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未履行合同系其他客观原因等理由，对于行为人提出的辩解，要进行甄别，并进行核查，避免将民事纠纷作为刑事案件处理。
再次，慎用推定的原则。推定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及司法权内部的权力格局，必须对推定效力予以审查和限制。
合同诈骗罪是结果犯，应以诈骗分子是否已经骗取到了财物为标准来认定既遂与未遂。合同诈骗中，涉及到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和行骗数额。此三种数额在量上通常是不相符的，以哪一个数额为定罪量刑标准，在实践中认识不一致。
（一）受骗损失数额是指被害人因诈骗分子的诈骗行为所实际造成的损失数额，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损失是可能增长的潜在价值，尚需要通过其他活动才能进一步实现，不易算清，因而不宜认定，但可以作为量刑时的情节予以考虑。被害人的直接损失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应予以全部认定。
（二）实骗数额是指诈骗分子实际骗到手的财物数额。一般情况下，实骗数额与被害人被骗而实际交出的财物数额一致，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交出的财物在到达诈骗分子手中之前，在途中因管理不善而损耗，或者因其他原因，导致诈骗分子实际骗到手的财物数额小于被害人实际损失数额。所以，若以实骗数额作为定罪数额，对这部分损耗数额无人承担责任，会轻纵诈骗分子，使其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三）行骗数额是指诈骗分子主观上预计诈骗的总数额，通常表现为合同的标的额。实践中，合同标的额并不都是诈骗分子实际想要骗取的数额，有的真正想诈骗的只是合同的预付款或者定金，在这种情况下，若以行骗数额定罪可能出现轻罪重判，罚不当罪的不良后果，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总之，应该针对具体案件，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动机、目的、方式、过程、履行合同的准备、保障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等等，进行判断，以准确把握其本质区别。
司法实务中的无罪案例和对应辩点
1.从客观行为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为人一方的实际投入已超出或与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相当的，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无罪判例：曾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来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5）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原审被告人曾某到底运走多少辣椒，商品椒、次品椒各多少，除去其提供的种子款、农药款及已支付的收购款，到底还应支付多少辣椒收购款，双方既没有称重，也没有按合同约定协商达成一致进行结算。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曾某实际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已支付100000万，实际诈骗51066.94元。而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曾某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收购辣椒产业，抛开种植辣椒时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仅收购时支付货款和购买包装纸箱两项，就投入资金达152226元，已超过其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以此进行合同诈骗也有违常理。
核心辩点：该辩点既是法律问题也是常识性问题，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即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希望谋取对方的一定财物，而现实中存在把经济合同纠纷错误的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情形，以下案例便是典型，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对于履行合同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投入部分已超出其合同义务的范围，显然指控构成合同诈骗罪是有违常理的，也是错误的。
2.行为人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但该行为对合同的实际履行并未产生实质影响，且行为人亦未对取得的借款进行挥霍，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无罪判例：刘忠志、刘剑波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来源：吉林省辽源市中级法院（2016）吉04刑初21号判决书）。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因中志公司资金周转不畅，遂与天源公司建立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合同关系，其用以买卖形式的房屋客观存在，且双方到产权部门办理了预售登记。嗣后，刘忠志、刘剑波亦按照合同约定在天源公司汇款后给付378万元。依刘忠志和刘剑波供述，其将从天源公司取得的款项用于宏达二期和三期工程建设，而现有证据又不能证实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款项后有挪作他用或无故挥霍等情形，故不能认定刘忠志和刘剑波从天源公司取得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天源公司钱款时对天源公司隐瞒了相关房屋有抵押或顶账等事实，但房屋产权从形式上并没有受到限制，且从现有证据来看，用以交易的房屋大部分定价较低，结合刘忠志、刘剑波将宏达三期6栋楼（扣除16户）以18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天源公司，及蔡金定最后以宏达三期1号楼部分门企房接受清偿债务的事实，亦不能确认刘忠志、刘剑波有非法占有天源公司钱款的故意。此外天源公司并不认可其系被害人，故公诉机关将天源公司列为被害人并不适当。综上，刘忠志、刘剑波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的辩解及二辩护人无罪的辩护意见应予采纳。
核心辩点：并非所有的欺骗行为皆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暂且不论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目的，即使行为人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存在“虚构、隐瞒”的欺骗行为，但该行为需要达到使相对方产生认识错误，并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并且该行为对合同的履行产生实质性影响，即相对方受到侵害或面临被侵害的现实风险。
3.把“欺骗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必须达到实行行为的要求，达到“实行行为”的“度”，行为人虽实施了欺骗行为，但对合同的实际履行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应着重审查未履行的原因，对于签订合同时有履行能力，因经营不善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依约履行的，应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无罪案例：陈某甲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来源：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2016）吉0183刑初87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某甲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根据德惠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德惠市万嘉米业有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450万元的调查报告显示：万嘉米业占地面积 6380平方米（价值78万），建筑面积3855.25平方米（价值822万）。该企业2012年末资产总额1748万元，固定资产851万元，流动资产897万元，2012年实现净利润312万元，该企业发展较好。现扣除流动资产，万嘉米业还有价值900万的土地及建筑，扣除贷款450万元，还有450万元可用于偿还农户欠款。且开庭审理时，陈某甲辩称其不欠个人借款，只欠信用社450万元的贷款。现有证据认定陈某甲案发时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无能力偿还的证据不足；而且被告人陈某甲2013年收购农民水稻后，大部分发霉，导致低价出售赔钱，属经营不善所为，没有及时给付农民卖粮款是企业亏损所致，不能认定被告人陈某甲系主观上非法占有，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核心辩点：未履行合同不等于合同诈骗罪。现实生活中，公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有经营困难是极其正常的事情，故对于签订合同时其具有履约能力，在经营过程中，遇有不可抗力或经营困难等客观原因不能履行的，可见不履行非其主观意愿，不履行实属无奈，因此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指控，可从不履行的客观原因上，寻找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辩点。
4.对于履行困难或不能履行的，应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真实的履行行为、是否积极创造履行能力、对于继续履行合同的态度、是否存在携款潜逃、挥霍财产等行为，排除非法占有目的。
无罪案例
无罪案例：曾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来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5）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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