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志祥
一
邹元标个人的政绩和文学，在历史上并没有史书所记载的那么突出，如果我们将目光放远，放大，重新回到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的那段历史去看，你就会发现，很多在当时看来十分了不起的功勋和名望，其实并不足以支撑邹元标永载史册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邹元标成功了，他不光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史册，还让我们在阅读万历十年这段历史中，始终绕不过他的名字。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奇迹。
我们应该知道，万历元年（公元1572年）在北京城的官员大概有2000多人的样子，全国各地的人数有数万人，作为一个刚刚中了进士的读书人，能留在北京城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别说要立马站稳脚跟，做一个天下皆知的名人，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但邹元标的不可思议在于，他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万历五年，也就是公元1577年，年仅26岁的邹元标中了进士，入刑部做了一名观察政务，这只是一个级别很低的从七品官员，26岁的邹元标想在短时间内获得认可，几乎是可不能的事。
但事情并无绝对，毕竟是在明朝。
明朝的不同在于起于布衣的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如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朝廷到地方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而且朱元璋还规定，不能杀给事中和御史，这两项规定，无形之间给了低级官员，尤其是言官一种生命的保障，从而给了他们凡事都可以上奏的底气。
换句话说，这也是朱元璋给了这些人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式获得了职位上的升迁。
这一点从朱元璋本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根据史书记载，在洪武初年，朱元璋想找个女乐进内宫娱乐消遣一下，然而，事情不凑巧，这事儿刚好被巡视南京奉天门的御史周观政发现了，这位言官丝毫不顾朱元璋的脸面，立马喊停了太监的行为，太监总管仗着自己领了朱元璋的口谕，并不惧怕周御史，用尖锐的声音告诉周御史，自己有圣旨在身，但周观政却不管不顾，双方就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事情自然而然的送到了朱元璋的面前。
面对如此强硬的言官，朱元璋的表现堪称大度无比，他先派人表扬了周御史，然后宣旨告诉周御史，自己再也不召女乐进内宫了。应该说，事情到了这儿就够了，言官的面子也有了，事情也圆满解决了，但朱元璋还是小看了周观政的态度，周观政觉得这件事自己作为言官有义务这么干，所以自己没错，错在皇上，皇上既然错了，那就得给自己道歉。
朱元璋对谁都一股狠劲儿，唯独对言官态度很不错，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朱元璋并没有计较，亲自出宫安抚言官，并承认自己错了。
朱元璋尚且如此，后面的皇帝自然不二言语了，整个明朝的言官，几乎秉承了这股不畏强权的劲儿，在诸多的朝廷大事上都积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如果翻阅明朝历史，细心的你会发现，这些言官似乎很喜欢的将目光看向皇帝和当时的首辅大臣。
二
如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嘉靖，平日里就喜欢躲在深宫里斋醮青词，对于朝廷大事不太上心，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得知后即冒死声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再比如嘉靖的孙子，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为什么呢？他说：“我畏御史。”
短短一句话，足以看出明朝言官的威慑力。
言官虽在风险上不可避免的遭受打击，但获得的回报也十分丰厚，不少人因为规劝皇帝和首辅大臣，从而留下铮铮响名，我们可以看得出，言官的职位虽底，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批判皇帝和大臣的同时，可以最快的时间和最低的资本获得巨大的声望。
邹元标的声望是从张居正开始的，这位明朝最具有才华，最具有影响力的首辅，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开始，命运就两人绑在了一起，两人本不可能有太多的交集，一个是文渊阁首辅、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一个只是刚刚中了进士走入官场的下级官员而已，中间还相差了26岁，但一件事打破了横在两人面前的横沟。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的父亲病死了，按照朝廷的规矩，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回家“丁忧”三年时间，不遵者将被严惩。例外，不是没有，但几乎没人这么干过，因为风险太大，弄不好自己的一生就要活在言官的各种指责之中，所以文官没人敢这么干。
此时的张居正颇有些为难，他的万历新政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当时的万历皇帝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并不具备独立治理朝政的能力，如果这个时候舍弃了首辅之位返回家中“丁忧”三年，不仅让自己筹备了多年的改革毁于一段，还让刚刚稳定下的局面，就此打破也说不定，作为朝廷最优秀的人才，张居正自然不想出现这种局面。
所以，从内心深处来看，他并不想回去替父亲“丁忧，于是，在一个早朝中，张居正连续三次向万历皇帝请求回家丁忧，万历皇帝自然不会答应，不说此时他只是一个孩子，纵然是一个大人，也难以解决万历初年的这个乱摊子，所以他在第一时间下了圣旨到吏部，态度鲜明：眹元辅受皇考所托，辅眹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面对万历皇帝的圣旨，张居正很配合，他以最快的速度上了著名的《乞恩守制疏》，然后，态度坚决的万历给出的批复是：“爱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十岁上先皇辞世，先生受托尽心辅导……朕于幼冲之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请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
这段话的意思，很好理解，那就是我（万历皇帝）还小，现在朝廷上下事事都离不开首辅，国事重于家事，君大于父，所以首辅您必须留下来。
于是，事情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众目睽睽之下，张居正无奈的接受了万历皇帝的旨意，留下来继续工作。
但事情还是出现了变故，张居正和万历皇帝自导自演的夺情，先是遭到了吏部尚书张瀚的反对，这个老臣认为首辅“夺情”必将使纲常扫地，因此大大的不妥。
张瀚是张居正破格提拔下才能出任吏部主官的，平日里办事也一向听从内阁首辅的意思，一向被人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这样一个唯内阁是从的老臣，却压着万历皇帝夺情的诏书迟迟不办，不仅如此，他还在翰林院一干官员的怂恿下，带着他们到张居正的家里劝说张居正离职丁忧。
如此，不明局面，结局自然不会太好，仅在这次劝告后不久，张瀚突然因他事被劾勒令去职，并被罚俸三月。
除了一个吏部主官张翰外，夺情一事，还遭到另外四人的反对，这四人分别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主事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他们上奏指责张居正“夺情”既不符合人情，也不符合朝廷法度，还是早点回去给老父亲守孝才是正解，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三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四个人都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学生，在这种身份下，奏疏的分量可想而知，他们的弹劾立即引来朝廷热议，但他们忘记了一点，此时的万历皇帝既离不开张居正的辅佐，张居正的首辅之位也做了五年，加上李太后的信任和司礼监冯保的支持，权势方面早已铁板一块。
因此，四人得到的结果可想而已了，愤怒的万历皇帝把这四个人全部赐予“杖责”，并且发配流放边疆，并且还颁发了一道圣旨，告诉了世人，朝廷上下，如果再有人议论张居正“夺情”一事，一律严惩。
圣旨一下，百官都开始消停了，他们看得出，这个时候找首辅的麻烦，对自己没有丝毫的好处，所以他们选择了默认了首辅夺情一事，就在朝廷上下一片寂静无声之时，邹元标走了出来。
这位来自江西吉安府的年轻人，似乎很懂得为自己制造名望，就在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主事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等人被“杖责”的当天，他靠着哄骗中官（就是宫里的太监）说自己写的是请假条，他的奏疏才被送了进去，在奏疏里，他将矛头直指张居正，说：“张居正论才干虽然有所作为，学术根基却非正途;志向虽然远大，却过于刚愎自用。他的一些政策措施不合情理，比如州县入学的人数，限定为十五六人。有关官署迎合他的旨意，更加减少数量。这是选拔贤才的路子不广。各地判决囚犯，也有一定的数量，有关部门害怕受处分，数量上一定追求有所富余。这是刑罚实施得太无节制。大臣拿了俸禄苟且偷生，小臣害怕获罪保持沉默，有的人今天陈述意见，明天却遭到了谴责。这是上下言路没有通畅。黄河泛滥成灾，老百姓有的以荒草地为家，以喝水充饥，而有关部门却充耳不闻。”
弄了一大段指责后，邹元标才抛出自己的杀手锏：“张居正不是自称是非常之人么，但这个非常之人父母活着时不去照顾，父母死了不去奔丧，还自我吹嘘为非同寻常的人，世道人心不认为他丧失天良，就认为他是猪狗禽兽，这能叫作非同寻常的人吗？”皇帝允许张居正夺情，那岂不是与禽兽为伍。
这句话的杀伤力太大，骂张居正的同时，也顺带骂了万历皇帝。
这份直接，且大胆的奏疏给邹元标带来了名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惩罚，当天下午，邹元标被廷杖，遣戍都匀卫。可能这份辱骂太过深刻，以至于万历皇帝内心久久难以平复，他在圣旨里对邹元标破口大骂，并给邹元标留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狂躁可恶，重典不饶！”
邹元标当然不知道，自己这次上了奏疏，间接的影响了万历皇帝后期的处事方法，鉴于邹元标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对首辅张居正的痛骂，给万历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长大后，固执的认为大臣冒死进谏并不是为了朝廷，而是为了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为了给自己争取点好名声，最好是能留在史书里，所以在国本之争过后，对大臣的进谏万历往往不予理睬，很多时候奏疏干脆就留中不发，拖而不决，任其自生自灭，再如何骂自己，如何上奏都懒得去理睬，以至于，万历一朝，基本上没啥人再被拖出去廷杖了。
这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说，话题重新回到了邹元标的身上，他除了遣戍都匀卫外，还被打断了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随后被流放，流放的途中巡抚御史受张居正的指使，将要陷害与他。路过镇远在那里住宿，一个夜晚，御史突然死了。
靠着运气，邹元标活着抵达了贵州。
时间选择性的将他遗忘了六年，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20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自己的亲政之路，在一片倒张派的要求下，万历皇帝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
作为曾经对张居正破口大骂的邹元标重新走到了万历皇帝的视野里，他被征召回京城，授官吏科给事中。这个官职级别并不高，勉强算也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官，但和先前的刑部观察政务在地位和权力上有着天然之别，按照本朝规矩，给事中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作为编外人员已经远离六年之久，一个远离京城的言官，邹元标很清楚自己今日能回来，并非是他的能力多好，名声有多大，而是因为张居正的去世。
这位生前集各种荣誉在一身的首辅，死后仅仅半年，就出现了既然相反的局面，皇帝让他回来，不过是看他曾经骂过张居正，反对过张居正，然而，六年的流放生涯，不光光是远离了京城，还开阔了他的眼界，张居正当年所做的一切，似乎并非那么不可理喻，他对万历说：居正死后，才知道新政之艰辛，方知业绩之伟大!
万历愕然：何以见得？
邹元标哭着说：“臣在贵州这两年亲眼所见一条鞭法之政绩，地方官僚豪强所有土地全部造册，按土地数量上交国库银子。而以前这些赋税皆转移到农民身上，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几欲造反…”
任何事实都是冰冷的数字，但在数字的背后，留下的也是人情，万历皇帝听了这些，内心深处不免有些动容，那个人人喊打喊骂的，纵有千百不是，但与这个国家而言并没有亏欠，基于这点，万历在处理张居正以及家人的口气上终究不免有些松动。
邹元标的转变，朝中不少人表示难以理解，因此有人问他为何如此。
邹元标一脸正色的回答：“当年我弹劾张居正，是公愤而不是私怨。”
如此看，贵州的六年贬官生涯似乎改变了他的火气，事实并非如此，很快他的同僚发现，邹元标还是六年前的那个邹元标，唯一变化的是对张居正的态度而已，仅此而已。
没多久，慈宁宫遭火灾，邹元标给万历皇上了一份奏疏，奏疏里他的语气一如既往的犀利，简单明了，他在奏疏里说：臣先前进献无欲望的教诲，陛下尝试自我检查，是真没有欲望呢，还是节制了欲望？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陛下的确应该尽快彻底地自我检查，着意节制自己的欲望。
这个时候的万历皇帝已经壮年，没了张居正、冯保的约束，就连他的母亲李太后也放松了对他管教，于是开始沉迷于声色巡游、宴席，邹元标借慈宁宫火灾指责与他，难免让万历难以接受，固执的万历认为，声色巡游是皇帝的私生活，邹元标干预得太多，加上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邹元标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加深了万历对邹元标的厌恶。
在各种情绪的加持下，万历终于降旨责怪他。首辅申时行因为邹元标是自己的门生，却弹劾罢免了他的姻亲徐学谟，也心怀不满，于是把他贬职为南京刑部照磨（正八品，掌管磨勘和审计工作）。
四
不久，文选员外郎空缺，尚书宋纟熏请求任用邹元标，请求送到宫里许久都不曾有消息传出来，宋纁接连上疏催促。给事中杨文焕、御史何选也帮着说话，惹得万历皇帝勃然大怒，斥责宋纁，将杨文焕、何选贬到外地，而将邹元标调往南京。刑部尚书石星为他辩解，也遭到万历的责备。
大概是看清楚了万历对自己的态度，邹元标回到家乡吉水，这次返回的时间有点长，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三十年里，北京城再没有邹元标的一席之地，显然是万历皇帝彻底厌倦了邹元标。
一直到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四月，邹元标才重返朝廷，此时的万历已经去世了，留下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出于某种使命感，又或许，时间给了邹元标新的认知，新的思考，新的体会，他开始想起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张居正，想起了万历十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深切的感受到张居正是难得的中兴名臣，为此，他毅然上疏皇帝说："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这件事，并没有得到友人的赞同，比如他的好友左光斗就问他：你当年骂张居正，今天又为张居正说话，不是首鼠两端吗？”
邹元标感慨说：“沉浮半生，方知江陵（张居正）之艰辛也。”有人笑他，完全没有当初骂张居正时的魄力和勇气，对此邹元标笑着解释说：“大臣跟言官是有区别的。风度超绝，说话无所禁忌，是言官的事情；大臣关心的是国家大的利益和损害，以维护国体为己任，怎么能像年轻人那样怒形于色呢？”
时间，仿佛是一个良师益友，让曾经两个互相看不上的人，从万历五年到万历十年，再到天启元年，四十余年的漫长生涯里，似乎教会了邹元标一件事，在岁月的漫长生涯之中，懂得与张居正、与自己、与岁月讲和。
这应该是邹元标的幸运。
两年后，顶着东林党党魁的罪名的邹元标再一次返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吉水，并在家中去世，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追赠其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特谥忠介。
参考书目：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四十周年纪念版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 熊召政：《张居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南炳文 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2010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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