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花木兰历史背景:拓跋珪征后燕恢复中华

真实的花木兰历史背景:拓跋珪征后燕恢复中华  

这首木兰诗,底本写作年代是北魏时期历来没多大异议,可能在隋唐经过文人润色,什么“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之类。仅管如此保存了底本一些真实的历史背景,所有证据指向一件历史大事件,就是北魏某个时期全国全民总动员进行一场生死大战!

木兰诗开头,提到可汗大点兵,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是全民皆兵!这里的可汗显然是正面形象,是北魏的最高统治者。而诗的后段,又提及封赏的时候是天子坐明堂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拓跋珪在慕容垂死后征燕之战!这场大战拓跋魏动员了全部男子(14-60岁)47万!几乎达到了粗放游牧生产方式西部内蒙古土地承载的极限!女人都被征发绝非夸张之语!

拓拔家族历来接受晋朝的封号代王,到了拓跋珪的时候觉得不吉利,自己改为魏王!但是在后燕国(拓跋珪直到慕容垂死前实际上都是燕国的附庸而已),他不过是西单于,上谷王而已!说得好听点是兴兵勤王,说的难听点是趁机抢粮抢地盘抢女人(那时候商品经济不发达,抢钱就免了)由于地处偏僻,历史上还真没有跟晋朝政府军有过大的正面冲突,做过叛贼!所以后来刘裕篡晋,北魏皇帝召集大臣讨论自己的法统,最后否定了大臣意见,说自己是继承自晋朝,并且把远道投奔来的晋朝宗室旁支封为王作为前朝宾客一直到北魏王朝灭亡(考古有司马金龙墓)。

北魏皇帝在血统上来说,从拓跋珪的爷爷(也有某些南朝资料说是他的野爹)拓跋什翼犍(胡汉混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汉人血统,而那些汉人血统低的旁支演变成了长孙氏之类。在古代名正言顺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后来北魏皇帝也一直以黄帝苗裔,汉家儿郎自命,而把别的鲜卑比如慕容还有匈奴柔然之类杂胡贬为胡人,是中华上国可以奉天命征讨四夷(这种观念直到近代才没有的);但是对胡人仍然自称可汗,所谓李世民的天可汗称呼我认为其实在北魏时期就开始了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些诗句告诉我们什么呢?辞别爷娘到主战场轻骑不过两天多,而且木兰的家乡是在河套以南以西某地!里面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名,黑山头肯定不是额济纳旗的古城遗址,有人说是阴山某地,但是里面告诉我们是”燕山胡骑“!实际上我认为底本应该是燕国胡骑!

后面几句话就带过了战斗过程,但实际上后燕国虽然退出了河北,但是北魏自己由于粮草缺乏和瘟疫,战斗减员加上内乱也损失很大,短期暂时无力继续扩张了。

西元398年(皇始三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营建宫殿、宗庙、社稷。 同年十二月二日(公元399年1月24日),改元天兴,即皇帝位。而大举伐燕是在西元396年8月,所以开头称可汗,后来称天子,是完全符合史实的!

木兰诗实际上是称赞北魏开国历史功绩的,而且其底本写作年代就在之后不久!具体时间就是在桓玄篡晋那个非常时期!目的是宣扬北魏的正统性,开头是拓跋珪跟自己的表舅(慕容垂可是他的亲舅公,拓跋什翼犍是慕容皝的女婿)争权,但是打的是东晋天子密诏的旗号(在古代这个非常重要,比如朱元灭张士诚的檄文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后来是关起门来自己称天子,但是等到桓玄篡晋,北魏觉得自己找到借口了,于是就木兰诗原先就是民间歌曲改编的,到处传唱宣扬北魏桃花石的正统合法性!连妇女都女扮男装共襄王业!中华正统思想即使在5胡16国时代也是如此深入人心!远胜于今日洋奴的自残自虐。

附:China并不是外国对中国的唯一称呼。大家知道,俄语和其他东斯拉夫语言至今称呼中国为,按“俄语转写规则”就是Kitai。此名毫无疑问,来自“契丹”。至于为什么俄语称中国为Kitai

原来在中世纪,特别是在元蒙时代,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马可波罗游记》就有提及。拉丁文文献中以此称呼中国,至迟不晚于1255年。根据伯希和Paul Pelliot的研究,俄语的Kitai一名也在此前出现,这时莫斯科尚是在蒙古铁蹄之下挣扎的东欧小公国而已,远在亚洲的“契丹”/中国,哪里会“在他们的南边”?

在欧洲,“契丹”一名以俄语的Kitai和拉丁语的Cathay出现,词尾鼻音n变成i, 代表突厥语的中介;Cathay形式中第一个元音变成a,则是蒙古语的作用。今天中国大陆的俄语名称,严格讲便是“契丹共和国”。拉丁语源的Cathay一名用来指中国,从马可波罗、哥伦布直到今天,在西方语言中也始终没有消失。例如港英时代开始营业延续至今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严格按英文原名,便应该称为“契丹航空公司”。

“契丹”作为中国通名的主要原因,是经过辽金两代的民族融合,“契丹”已经成为华北主要各族(汉人、契丹、女真、渤海等)的通称。例如《蒙古秘史》中常见的“乞塔”和“合拉乞塔”(“塔”字的入声收尾-t,彼时在华北可能还没有完全消失,乞塔(Kitat)便是契丹一名的蒙语复数形式),都指汉人。词曲中也有不少例子,如关汉卿双调《新水令·步步娇》:“腰眼落处和它契丹交”,无名氏小令《满庭芳》:“契丹家擗绰了穷双渐”等都是。

已湮没的称呼

另外必须指出,辽亡后皇族耶律大石(大约为汉语“太师”音讹)率部众西徙,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正如其他曾经入主中夏的少数族一样,西辽成为中华文化的有力传播者。据德裔俄国中亚权威W. Barthold的结论,西辽从宫廷语言到政治制度,都照搬中华。直到1211年,末主耶律直鲁古在乃蛮与花剌子模合攻下国亡,还保留华夏文化最突出的年号制度(时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可见此时中亚各国将契丹等同于中国,确有其据。


就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著名中西交通史家冯承钧先生曾结论说:“最古曰支那Cina,随后曰Tabgac(拓跋),……最后则曰契丹Kitai,凡三变。” 这“三变”中的后两名都来自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之名,令人不得不继续深思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

但是今天许多人并不知道,从南北朝起,直到元代之前,从中亚到欧洲,对中国还有另一个重要称呼。因为在19世纪末,丹麦语言学家V. Thomsen根据唐玄宗时在今天鄂尔浑河流域树立的石碑,成功地破译了已经失传的古突厥语,发现其中对唐的称呼是Tabgac。学者们接着注意到,这一名称在中古时代以各种形式传播于拜占廷、伊朗、阿拉伯和中亚广大地区。

Tabgac这一名称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开始有人将其对音于“唐”,可是相当于隋代的拜占庭史学家Theophylactus Simocatta已经用了这一名称,“唐”一说显然无法成立。最后还是伯希合,根据建立北魏的拓跋之名的中古音tak-buat,提出Tabgac乃是拓跋一名经过语言学上经常发生的辅音换位(metathesis)而产生(“拓跋”最后的t音变成c,在语音学上非常普通),解决了这个疑团。

限于篇幅,此处无法详论鲜卑拓跋部对于向西方传播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法国学者Rene Grousset称拓跋是中华文化有力的捍卫者,绝非虚誉。而隋唐两代政权,在血缘和政治上,都是拓跋的传人。

长春真人丘处机,被金庸等加油添醋,渲染得神乎其神。可是他万里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却是确凿史实(比如电影止杀令)。但小说家们显然不知道丘处机的西行为我们提供了下述重要史料:拓跋建立的北魏此时虽消亡近700年,可是丘处机随行弟子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亚各民族还是在以“拓跋”的变音“桃花石”(Tabgac一名中的b已经弱化为w)称中国!

(陈)庆之自魏还,特重北人,朱异怪而问之,庆之曰:“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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