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从林则徐和叶名琛办外交处理鸦片事宜，到当前中国处理阿拉伯之春之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的具体表现；从康有为和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的拙劣行为到如今韩寒代笔门中海量的公知集体沦陷的惨痛事实，让我不得不痛苦的思索，为什么中国人平日里夸夸其谈，可以把所有的道理说的比西方人还要美妙绝伦，恍惚西方人应成为中国人的学生方说得过去。可每每关键时刻中国人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方式，无不让人大跌眼镜、大呼上当和大失所望。原因何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中西方人南辕北辙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的价值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情感思维方式之间巨大的思维形式和内容的鸿沟所导致。
所谓价值思维方式，又称利益思维方式，秉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考虑和处理任何问题，以“利益”或“价值”为直接追求目标，在形式和内容上以“本（求）真”作为出发点和立脚点。由于“真”这个概念具有宇宙万物本源的性质，同时“本（求）真”、“价值”、“利益”三概念是具有广延性极强涵盖性极广的概念。因此秉持价值思维方式的人，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只有在形式逻辑作为其思维工具的首选来作为其判断利益或价值得失的标准和度量衡时，方能统御和应用这些概念。由于形式逻辑这个工具本身的客观性和抽象性，用它作为首选的思维工具而产生出的结果同时也具备客观性（康德说，所谓客观性，就是普遍必然性）的特征。因此，价值思维方式秉持者的思维方式相当简单，却极其高效，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不受其它冗余驳杂效率低下的思维工具干扰，所以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投入产出比极高。
所谓情感思维方式，就是秉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考虑和处理任何问题，都以“情感（一种相对低级的价值观念）”的满足为直接目标，以“求善”作为出发点和立脚点。由于情感相对而言属于人类大脑中比较低级的大脑机能，因此，秉持情感思维方式的人，其头脑思考和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工具繁杂多样，不一而足。最严格意义上的情感思维方式秉持者的思维规律，遵守列维·布留尔“互渗律”，也即各种思维工具对其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具有相当影响和彼此影响。情感思维方式秉持者既可以采用类比逻辑作为思想工具，也可以采用形象思维，归纳思维来作为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工具，甚至也可以将形式逻辑作为其思维工具。但是对于情感思维方式秉承着而言，重要的不是他采用什么样的思维工具，而在于他思维的出发点和立脚点牢固的建立在“情感”二字的基础上。所以判断某人是不是情感思维方式者，必要条件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充分条件是他思考问题时，“互渗律”是否贯穿其中，尽管有时某人的头脑中的互渗律影响很小，但毕竟在起作用。
关键问题在于，第一、由于情感思维方式秉持者采用了驳杂多样的思维工具，其思维效率极其低下，思维或行为的结果在概率上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做无用功，因此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之一就是目光短浅继而导致思维者本身进步缓慢甚至停顿。第二、由于互渗律穿插在思维者头脑中，而思维者又以情为重（如情何以堪、于情于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面子为重等），于是在遇到重大问题进行选择时，中国人从其思维本能出发会不假思索的（无意识或者集体无意识）的选择情感价值带来的利益，而不是真理价值带来的利益。于是就在现实中导致了中西方博弈中中国人总是处于下风，始终处于政治经济食物链中最低端的事实现象。
有什么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判断力。纯粹的价值思维方式，其判断力便是价值思维判断力。同理，情感思维方式的判断力便是情感思维判断力。由于价值思维方式使用的思维工具、其思维方式的出发点立脚点，以及其追求的利益和价值的目标的规定性与情感思维方式进行充分比较后可以得出结论：价值思维方式是远高于情感思维方式的一种思维方式。因此，只要承认人类理性高于感性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说法。既然如此，即：作为思维方式这种客观事物，价值思维方式高于情感思维方式，那么人们也必须承认，秉持价值思维方式的人其综合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肯定远高于秉持秉持情感思维方式秉持者。为什么中国人判断力普遍低下？关键在于中国人普遍具有的不是高级的价值判断力而是低级的情感判断力。
价值和情感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产生，作为先验唯心论者，我以为，上帝赐予了西方人价值思维方式，而赋予了东方人为情感思维方式。但是又可以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解释，价值思维方式为什么在西方人头脑中产生呢？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重商主义传统，商品的频繁交换导致了西方人对价值和利益本身的偏好及敏感，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作为一个海洋文明，在频密的商品交换和贸易利益分配情况下，刺激和产生了与价值思维方式相匹配的思维和应用工具形式逻辑学。由于古希腊的高度繁荣和其思维方式的优越性，价值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形式逻辑，就成了西方人思维和行为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进而使得价值思维方式成为了西方最典型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本能而沉淀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
与西方尤其是与古希腊所对应的是东方情感思维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很显然的对中国人形成情感思维方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最重要的思想即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教义和根深蒂固的氏族宗法观念。要维系君臣父子和宗法关系构建成的金字塔社会，必须仰赖于亲情和感情作为道德纽带来维系和稳固之。虽然儒教教义庞杂和逻辑极其混乱，但其精髓之三纲五常和宗法观念，对中国人的情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重农抑商的农耕社会，长期以来对商人阶层的压制和鄙视，导致了中国本土根本不可能具有价值思维方式产生的土壤。
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化，已经固化沉淀为人类本身的一种思维本能，或者称为集体无意识。林则徐处理第一次烟片战争事务和叶名琛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事务时，完全可以理解为西方民族尤其是盎格罗索民族的利益（价值）思维方式，与中华民族的情感思维方式的大碰撞。大碰撞以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东方情感思维方式在同西方利益思维方式的正式冲突中，铩羽而归溃不成军。正因为两种思维方式对垒后，情感思维方式的巨大失败，以及利益思维方式的所向披靡和咄咄逼人，导致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在器物和制度两个层面上两千多年来未有的激变。
社会构成之器物、制度、文化、（宗教）思维四个层面上，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器物和制度层面上已经面目全非，文化也有了相当程度的迁移和改变，注入了相当多的西方元素。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最高级别的层面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目前仍然在原地踏步。换言之，中国人的情感思维方式，几乎和林则徐时代雷同。当然，中国人情感思维方式的外在形式有了一些变化，利益思维方式一定程度的进入到中国人的思维层面里，这一点不可否认。但糟糕的是，利益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高于情感思维方式的，而且利益思维方式与情感思维方式的冲突非常之剧烈。因为利益思维方式直接考量的是利益，而情感思维方式直接考量的是情感，利益和情感本身就差距甚大，矛盾冲突剧烈。因此，当利益思维方式进入到中国人的头脑中后，中国人就成了一定意义上左右手互搏的周伯通了。当然互搏的对手就是西方式的价值思维方式和中国式的情感思维方式。
譬如，当今很多中国人从利益思维方式出发思考后，根本不能理喻中国处理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问题的方式和做法。其中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利益思维方式和情感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问题上，基本上仍处于情感思维方式的控制中，情感思维方式控制下几千年来延续的朝贡体制模式，至今仍未被中国抛弃并为中国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应用着。
话说回来，对于目前如火如荼的韩寒代笔门事件，如果是秉持利益思维方式的人，或者是利益思维方式在头脑中占上风的人，一般都会摒弃对方舟子本人的个人偏见、宗教见解差异和学术观点的大相径庭，而会不约而同的渐渐理解到，代笔门事件其抽象意义在于事件本身属于追求诚信和反对欺诈，根本意义在于哲学和思维层面的追求本真的行动，此质疑门事件的哲学意义本质上与美国的扒粪运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启蒙运动的性质一样或类似，属于追求本真为目的，以形式逻辑为工具进行的天赋人权之质疑权的质疑行为。正因为如此，方舟子质疑代笔的行动，渐渐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与方舟子政治、宗教和学术观点不同的人的响应而加入到质疑者大军中去。从这一点来说，虽然在强大的情感思维方式影响下和传统中国造假文化深度的左右中，中国人求真欲望较弱并且对造假行为较为宽容，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韩寒进行质疑的行为本身也说明了，在强大的情感思维方式影响下，在文化传统和制度双重造假的国度中，仍然有很多人的内心本质是追求本真的，哪怕是无意识的追求本真的。
但是令人大跌眼界的是，自诩为民主自由宣传者的公知们和南方报系，在此次代笔门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个人以为，既然自诩为民主自由追求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求真者，然后才是一个求善者。真与善之间的关系属于递进关系，无真就没有善，因此，完全可以把真善之间的关系形容为皮与毛之间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今自由民主派就是文章开始所说的那种把民主自由的道理讲得天花乱坠的人们，他们似乎比民主的发明者还要聪明，可是当人们去进行践行自己的民主权力------质疑权时，他们却一反常态的要阻挠和恐吓甚至剥夺人们行使自己的质疑权。有法学公知用著作权属于私权的说法来阻挠质疑，有教育公知用韩寒和公知倒掉的后果威胁中国将倒退到文革时期来恐吓质疑，有明星公知的手上拉架，脚下踢人的不端行为影响质疑，还有更多的、五花八门的威胁、恐吓和侮辱人格并试图剥夺人们行使质疑权的说辞，其所作所为和企图形同法西斯一般，令人发指。而南方报系则赤膊上阵，公然为一个有巨大造假嫌疑的人摇旗呐喊，南方系为了他们的情感思维方式，也为了他们鼠目寸光的利益考量，和集体沦陷的公知们一样，耗费了他们苦心经营，卧薪尝胆了N多年积攒下来的信誉和道德资源。
作为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所谓民主自由鼓吹者们，在这场质疑大战中，无论如何，必须以“本真”作为其立脚点和出发点，因为民主和自由本身，就是西方利益思维方式在求真的基础上不断努力的情况下，才结出的思想和社会制度的果实。而中国公知们用中国式情感思维方式，舍本逐末的、叶公好龙的阉割了民主和自由，用歪理邪说和陈词滥调来为他们阻挠质疑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于是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公知们和代表所谓追求民主自由的南方报系，在本次代表们事件中，彻底的整体沦陷了。根据本次代笔门中国民主自由派的表现归纳综合后的结果，我断言，当今中国公知们作为相对于传统专制力量而言，他们未来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往好的说，顶多是一股“开明专制”力量。往坏的说，根据我的“条件收敛博弈模型”理论，这股力量说不定比传统专制力量还要坏。中国已有前车之鉴，孙中山的作为殷鉴不远。
我以为，本质疑门事件时间跨度越长，越能够将中国人的酱缸般的人性充分的暴露出来。随着质疑门的发酵延续，个人以为，质疑门本身的意义已经悄然转变，这个转变是，质疑门越来越朝着中国人人性的“扒粪门”方向发展，当今中国不断发酵演绎的质疑门，已经正式演变成声讨中国人制假贩假瞒假的扒粪门了，这也是好事一桩，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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