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自1885年立下“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大志”后，即将自己的主要精力从事于革命。不过，从1885年立志到1895年创建兴中会的十年期间，孙中山亦将很大的精力放在了争取自上而下的改良上。事实证明，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之路是不可能救中国的，实践让孙中山决心“抛弃改良，选择革命”，从而实现了思想上的伟大变革。
一“、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从1883年11月到1886年秋，孙中山先后就读于香港拔萃书室、中央书院。这个时期发生了多件重大事件，对孙中山触动很大。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前后历时三年，其结局是在中国打了胜仗的情况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接受了法国侵略者的条件，于1885年4月在巴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6月，又订立了屈辱的《中法新约》。这件事对孙中山刺激尤大。他后来在《建国方略》中追述自己立志于革命之始，即是：“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乙酉”，即是1885年。
当时有两件事深深地打动了孙中山：中法战争之中，广东各地先后爆发了群众的反法暴动；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军舰，码头工人不为法船装卸货物，各行各业也因抗议港英政府镇压反法斗争而罢工罢市。孙中山发现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
中法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初次破产，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清廷的腐朽与无能，所以孙中山“秘密进行推翻满清之心愈加利害”了。孙中山不仅是一个革命思想家，而且是一个革命实践者。他从1885年立志之日起，就开始了革命的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2]。
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肄业后，决定学医。1886年秋，经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利介绍，孙中山到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就读；1887年9月，又转到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就读，从此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大学学习。这一时期，是孙中山思想发展的最重要时期，是其对救国之路的探索时期。
孙中山进西医书院学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学习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来改造衰落古老的中国。他所钻研的范围，远远超过医学课程的要求。凡有关国利民富的知识，他都潜心研究，还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及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著作。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尤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这一时期，孙中山钻研了大量西方经济、政治著作，醉心进化论，研究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各国政治制度，以从中找出可以借鉴之处，进而运用已学到的西方经济政治理论、近代科技知识来寻找具体改革的方法。
二、致郑藻如书
大学时代的孙中山虽然已有了一些革命的思想，但其中却带有一些改良主义的印迹。
改良主义思潮在当时是盛极一时的思潮，孙中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与当时的某些先进人物一样，孙中山对清朝政府也抱有若干幻想，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还在西医书院读书时，就将一定的精力用在了探求、试验并向统治者提出改良救国主张方面，并且走过“求知当道，游说公卿”的改良主义道路。
1890年，孙中山写信给已退职的香山县籍洋务派官僚郑藻如，主张效法西方国家，进行改良，提出“兴农会以倡革农桑业”、“立会设局以禁绝鸦片”和“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三点具体意见。郑藻如是李鸿章手下的重要官吏，曾任直隶津海关道，经办外交、税务、海防事宜，并兼任北洋海防翼长，协助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筹办电报总局等，又出使美国兼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是洋务派中的知名人物。1886年他因病告休，居乡养老。他在乡间也曾倡行过一些改良措施。孙中山给他写信，在提出三点建议后，认为“：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于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3]
孙中山致书郑藻如所提出的主张，幻想依靠如郑藻如这种退职官僚来实现，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却表现出青年孙中山的爱国热忱和改造社会的抱负。孙中山试图以减少革命对社会的破坏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是孙中山在改造中国这一总目标下尝试过的几种手段之一，是最后坚定必以革命手段才能振兴中国的必要探索过程。
三、抗风轩会议
综观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其主流当是“倾覆清廷，创立民国”。他在广州医校读书时，“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孙中山“一见则奇之，与之相习，则与之谈革命”；郑士良“闻而悦服”。[4]他告诉孙中山，他曾加入会党，若日后有事，可为孙中山罗致会党，听从指挥。当孙中山转学香港后，郑士良即辍学回惠州，在淡水墟开设同生药房，专门联络三合会党，以为起义作准备。
孙中山之所以由广州转学香港，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香港“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他到香港后“，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在这期间，他先后结识了陈少白、龙少纨、杨鹤龄三人，和他们“昕夕往还”“，相依甚密”，而且“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数年如一日“，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于是有人将他们称之为清廷的“四大寇”。[5]
1892年7月，孙中山在雅丽医校五年学业期满，以该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获得毕业证书，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即在澳门、广州两地既行医，又开药房，真正开始“借医术”而实施革命活动。孙中山自述他毕业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6]
1893年冬，孙中山召集同志，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开会。到会的有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尤少纨等人。孙中山在这个会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是仿照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而来的。到此时，表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已趋于成熟，虽然早已计议的
革命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总算开过了一次“碰头会”；而陆续结识的一批革命同志，已集中在一起，其活动的领域已经广泛，甚至深入到清军了。如程璧光、程奎光兄弟当时都是清军水师的管带，他们都出席了“抗风轩会议”。
四、上书李鸿章
即便在此时，孙中山也未放弃争取自上而下的改良，甚至幻想能在清廷中争取到更多的人支持他的革命活动。1894年1月，孙中山写出了《上李鸿章书》。这封上书，是孙中山关于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较完整而系统的著作。孙中山认为，如果清政府能够采纳他的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实行一些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就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以中国之人民才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7]。于是，他抱着“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8]的希望，北上天津，争取面呈李鸿章。
孙中山为什么会将上书的对象确定为李鸿章？这是因为孙中山认为他所持的“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民族主义观念，不仅仅是其个人主张，而且也是两百多年来广大汉族人民的一贯愿望。李鸿章是“汉族大员”，是在清廷内掌握实权的人物，他的天津总理衙门几乎等于清朝的“第二朝廷”。孙中山从民族观念出发，将李鸿章作为重要争取对象。如果李鸿章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倒戈相向，则“兴汉逐满”就可以走一条“捷径”了。
孙中山为了达到争取和利用李鸿章的目的，在上书中用了一些露骨的语言来激励他，离间他与清朝的关系。如说“：窃尝闻之，昔我中堂经营乎海军、铁路也，尝唇为之焦，舌为之敝，苦心劳虑数十余年，然后成此北洋之一军、津关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勋名功业，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众，行之尚如此其艰，其他可知矣。”又说：“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更何期其效于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杰之所以扼腕。”[9]
但是，想争取像李鸿章这样的清廷股肱之臣“兴汉逐满”，无疑是痴人说梦。孙中山虽然请了很多人为他写推荐信，请求李鸿章能够接见他，却最终未能如愿。他苦心撰写的上书，或许也未能上达李鸿章。
五、抛弃改良，选择革命
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之前，对这次上书的后果，作过分析：能够争取李鸿章起来“兴汉逐满”、“反清复国”，是上策，当然很困难；即使办不到，能够利用上书机会，让李鸿章为他办一张可以“游历泰西各国”的总署护照，也应当满意，因为这就可以泛游海外，联络华侨，筹募经费，进行革命了。同时，北游京津，还可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又可以“观长江之形势”[10]。当争取李鸿章不成，就可以全力转入武装起义了。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虽然没有成功，却未立即返回广州。他在天津等地逗留，目睹了清政府的种种腐败现象，更加明白了靠上书请愿等和平改良之路是走不通的，必须用根本的、彻底的改造来代替局部的改良。
就在上书这年（1894年）的7月25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再次感到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促使他“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11]。只有暴力革命才是解救中国危机的唯一出路。
经过数年的探索，孙中山坚定了以武装起义的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决心，抛弃了改良而选择了革命。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次年2月21日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会，不久就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响了以武力推翻腐败卖国的清政府的第一枪。
注释：
[1][2][4][5][6][11]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3]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7][9]［10］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8]孙中山：《敦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成都）
文史杂志 二○○九年第一期总第一三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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