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解读之痛                                                       

     ——对甲骨学研究的重新审视与希望

文/简直


◎安阳殷墟甲骨片

   文字，是文明的表征，甚至是枢纽。它记录历史，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中国人对“甲骨文”这个词并不陌生，但给甲骨文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却不容易。
   甲骨文到底是什么？
   商代的文字？一种古文字？一种上古文字？一种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全部认识的上古文字？
   卜辞？占卜的记录？对祭祀的卜录？依赖神意做决策的工具？
   古代的书法？一种以刀代笔的古代书法？比两周铭文更早的书体？
   《辞海》在“甲骨文”条目下的解释是：
   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第一句话问题不大，但是第二句话却有很大的问题，一是“都是”这两个字的强调，二是确认了甲骨文的

功能是“占卜”。
   占卜是指根据人工干预所形成的现象来预测凶吉祸福的自古至今都普遍存在着的人类活动。神并不存在，绝大部分的人在绝大部分的时候是这么认识的。人类存在占卜活动，是因为对不可知不可控的未来的严重关切。比如女人在选择哪一个未婚夫更好时、官员们想知道投靠谁才能继续升官时、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就往往会去寻求神（天意）的帮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扔硬币。满足人类这种关切未来的需要，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就是被认为能够沟通神意的人——巫。
        巫，是人与神的中介，既然神并不存在，巫能做什么呢？他比常人更清楚，神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要用种种复杂手段掩盖神不存在的事实，创造出神通过他发表意见的种种迹象。巫，无需对后果负责，因为他总是对的，预测对了，是“本事”；预测错了，是除了他之外的其他参与者的“心不诚”，某些行为构成了对神的亵渎或者影响了神的判断。
       在普通人的知识体系中，往往认为远古的人更容易迷信，因为古人驾驭自然的能力有限，所以把占卜当作重要的决策手段，同时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抚慰。有人甚至认为一个政权掌握者，一个领袖都会去以占卜作为行事的手段。这样，商朝的人，甚至朝廷的主宰——商王（帝），也是必须占卜的。
       于是，龟卜就成立了——在龟甲背面打洞，然后烧灼它，就会在龟甲上出现裂纹，根据裂纹的不同现象，得出结论，将所卜问的事情和结论刻在裂纹的旁边，就是“卜辞”，甲骨文就是这些“卜辞”。
        依据当然是很多的，比如那些龟板上的钻凿烧灼的痕迹，比如那些裂纹以及出现在裂纹附近的文字，再结合一些古代文献，诸如《周礼》、《左传》、《史记·龟策列传》等。
        甲骨文，从被发现的那一天开始，就塑造成了这样一种有理有据的“知识范型”： 商人尚卜，商人大小事必卜，每事必卜，一事多卜，商人就是那些年年月月、每时每刻都在占卜的人，氤氲缭绕，昏暗玄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那个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器，创造了复杂精密的文字系统的祖先吗？这就是以武力征服中原一统江山五六百年的商朝吗？这就是那个司马迁记载的膂力过人、智力超群却淫乱暴虐的纣王所统治的商朝吗？只有带着这样的疑问，才能面对甲骨文这个千古疑云！甲骨文，是一种拷问！好在，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甲骨文是“卜辞”，或者说，今天，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的今天，对甲骨文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卜辞”了。

   ◎王懿荣
          王懿荣(1845—1900年)，山东烟台人，青年时代即潜心于金石之学，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 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1894年(光绪二十年)升迁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国子监祭酒。1899年发现甲骨文，并猜测其可能为夏商时代的文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受命于危难，出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侵略军攻入东便门，他率团练奋勇抵抗，寡不敌众，遂投井殉国，时年55岁。
       对于甲骨学而言，王懿荣被当作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字的人，其重大意义直到王懿荣死后才得到认识，只是因为发现的次年即殉国，王懿荣没有成为甲骨文的研究者。
  
        一直有一条隐隐约约的道路，其中有一些隐隐约约的人在踽踽独行。今天，已经有人明确指出甲骨文不是“卜辞”。笔者没有能力对此作出判断，但经过对甲骨文研究历程的审视，我却发现旧的甲骨学体系有着诸多可疑之处，让我们不禁怀疑起《辞海》中关于甲骨文是“卜辞”的权威判断；让我们不禁担忧丰富的甲骨文史料可能因为被误读而成为烂甲废骨；让我们非常担忧因为错误的解读导致结果很难被应用，从而使甲骨学走入“绝学”的死胡同；更让我们非常担忧中华上古史的书写是否靠谱……在这个仍以创造物质财富为核心价值的时代，重新审视甲骨学，审视甲骨文字，是这样艰难，却必须坚持。


   甲骨学百十年究竟如何走过？

        通常认为，甲骨文是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的（一说1898年被王襄发现）。一味叫做“龙骨”的药材，上面有着不易被察觉的刻划痕迹，引起了王懿荣的兴趣。王懿荣1900年以身殉国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片转移到了刘鹗的手中。刘鹗在京城的文化圈里也是很有气场的。渐渐地，收藏甲骨成为一种时尚，引得行价日升，私掘猖獗。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和研究。1903年，在罗振玉的撺掇下，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次年即有孙诒让的考释著作《契文举例》问世。

         值得注意的是，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之后，竟然长达九年，小屯村为甲骨文的产地却不为人知，古董商为从中牟利，假造信息，说产地是汤阴、是卫辉、是朝歌，就是不说安阳小屯。这里至少透出以下几个信息：
        第一，甲骨文在发现初期，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作为国家文物而被纳入到公共学术资源体系中，只是私人收藏品。因此，甲骨文毁坏流失的数量之大，已无法评估。事实上，早期的收藏者，如王懿荣、刘鹗、端方等，都是有着强势社会资源的人物，他们在学术界或者官场并不是没有发言权，将甲骨据为己有，要么说明他们尚未形成公共理念，要么说明他们并未特别重视。
        第二，即使像孙诒让、王国维、王襄、罗振玉这样的大牌学者，也缺乏科学精神。他们还是旧式知识分子，从书本到书本，内心轻视实地踏勘，否则一定不会连个出土地点都搞不清楚，尽听古董商人的鬼话。倒是有经商才能的罗振玉最终发现了小屯，也正是这个罗振玉，在甲骨文发现初期，给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判断，最终帮助他一跃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刘鹗
        刘鹗（1857—1909年），江苏丹徒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创办实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通才”。其所著《老残游记》是清代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庚子国变，刘鹗从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1908年，清廷以“私售仓粟”治罪充军新疆，次年殁于迪化（乌鲁木齐）。
         刘鹗在对甲骨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印行第一部甲骨文字著录《铁云藏龟》。王懿荣殉国后，其子为还债，将一千多片甲骨售予刘鹗，刘鹗自己也搜求了五千余片。罗振玉早年贫困，刘鹗对其多有接济，并聘为家庭教师，还为其四子迎娶了罗振玉的女儿，成为儿女亲家。罗振玉发现刘鹗所藏龟甲，积极鼓励其出版，遂有《铁云藏龟》之问世。
  
        1908年罗振玉发现了甲骨文出产地之后，由于缺乏政府保护，甲骨文开始更大规模地流向民间，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发掘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利益驱使，农民们纷纷以锄头上马，在自家田地和院落中大举挖掘，所得甲骨“往往盈数车”。全国的古董商人，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一些学者或古董商人，都加入到搜求甲骨的大军中。据胡厚宣和李济的分别统计，1899年至1928年，私掘且流向民间的甲骨数量高达10万片。这10万片甲骨虽然有不少著录出版，但大部分未能著录，且今日不知何所终，几乎所有甲骨都没有地层关系信息、出土位置信息，就更谈不上考古发掘报告了，给甲骨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种局面在1928年彻底结束。当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正负责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派遣董作宾考察小屯，董作宾迅速给出了明确结论——甲骨挖掘确犹未尽，且痛陈：“长此以往，关系吾国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1928年，对于甲骨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其功臣就是董作宾，董氏也将甲骨学作为其毕生投入的学问，是甲骨文研究者中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学者，当然，也是受到诘难最多的学者。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组织了15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果丰硕，获得甲骨25000片（其中著名的YH127坑，一坑出土甲片达17000余片、完整龟板300余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殷墟的发掘，中国终于引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甲骨片的出土已经与其他的相关考古发掘形成一个整体，甲骨文的研究也摆脱了古文字学的范畴，而成为甲骨学。
       这一时期，甲骨学成为一门时尚学问，人才济济，为数不少的研究者还具备了西学修养，创造性的认识层出不穷，堪称甲骨学的黄金时代。董作宾、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容庚、陈梦家、胡厚宣，成为这一时期甲骨学者的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1、断代与分期。甲骨出土众多，虽然已经大约知道乃是盘庚迁都至殷墟之后的晚商遗物，但更为细致的分期将对商史研究起到更大作用。1931年和1933年，董作宾先后给出了甲骨断代的八项标准和十项标准，后者以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区分甲骨文的所属时期，最终，甲骨文被划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分期学说目前仍旧得到沿用。
        2、甲骨理化生物特征分析，通过科学分析可以得知甲骨的来源以及甲骨的整治技术。通过化学分析和生物特性比照，得知大部分龟甲来源并非于中原地区，而是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南方诸地。
        3、通过对甲骨文契刻规律的研究，发现了商人占卜刻辞的程序、文例等很多特征。比如龟甲和兽骨上的契刻文例就明显不同。
        4、深入的文字考释。由于前人已经辨释了相当规模的文字，在进一步文字考释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智慧、更深厚的古文字功底，而这恰恰是甲骨文研究的趣味所在，读出新的字或者发现已经读出的字的问题，是颇有成就感的，那时，很多大家之间相互论战，好不热闹。这种读出新字的成就感，直到今天还吸引着一大批甲骨文爱好者，其中有一些最终可能成为甲骨文专家。
        5、利用甲骨学的商史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事实上，作为商代的文献，甲骨文的终极价值当然是商史研究，然而，由于直到今天，甲骨文的性质实际上还很难讲清楚，甲骨文还不能被系统通读，也就严重制约了甲骨文在商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
1937年至1949年，战争使得国人自主的科学发掘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的春天，中科院考古所（后转入社科院）即展开了新的科学发掘。最大批量的收获分别是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和1991年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出土。建国以来，共出土甲骨6000多片，其中有字的完整甲骨400多片。另外，新中国在殷墟以外的其他地方还发掘出商代甲骨，并且，还发现了早于和晚于商代的甲骨。甲骨文研究也持续深入。首先是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册从1979年到1982年间陆续出版，与其配套的释文和材料来源表也先后出版。而事实上，这部采用董作宾五期分类说编排的著录，也许隐藏了潜在的问题，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分期是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其他一些大型字典、类书也纷纷出版，比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这些集大成的甲骨文巨制在80年代前后的集中问世，标志着甲骨文基础研究的逐步淡出。因为很显然，人们已经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句式、文法、习卜、甲骨学史等方面。当然，考释文字还是兴奋点，只是令人兴奋的发现越来越少，或者说，当一个体系稳固之后，这个体系的“掌门人”已经没有能力接纳所谓的新发现。





   ◎董作宾
        董作宾（1895—1963年），河南南阳人。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在考古学、殷商史、文字学、书法及篆刻艺术等方面颇有贡献。1928年至1937年间安阳殷墟甲骨的15次科学发掘中，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1948年底赴台湾，执教于台北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
        董氏1945年所著《殷历谱》一书，是依据甲骨文资料，结合天文学，研究殷代年历的著作。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约200篇，内容除甲骨学研究外，还涉及商代历史的许多方面。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1928年奉命考察了甲骨文的发掘现场，断定甲骨文还有大量遗存并坚决呼吁迅速发掘和进行公共研究，为保护甲骨文物和科学研究甲骨开创了新局面。董作宾在甲骨学多个领域内有着独特的建树，他创立的甲骨断代学，影响深远，其断代方法至今仍被采用。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后，甲骨学虽由私学转换为公学，但已经由一门“显学”转化为一门“绝学”，问津者逐步减少，老学者纷纷谢世，不少资深学者也退出此研究领域，转向其他更容易说清楚、有成果、有用的、能够商业化的领域，甲骨文专家变身为青铜器专家的李学勤先生即为一例。


   甲骨文是怎样一直被当作“卜辞”的？


        那么，甲骨文是怎样被定义为卜辞的呢？这个问题在流传于世的主流资料中很难找到直接的答案。令笔者非常惊讶的是，如此重大的甲骨文性质判断，怎么会没有专题论述？倒是章太炎先生曾经发出过极端并且错误的质疑，他认为甲骨文是伪造的，至少是无法辨其真伪的。此后，再没有人质疑甲骨文作为文物的真伪，但是，也没有人质疑过甲骨文的卜辞性质。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年），浙江海宁人，号观堂。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由于对甲骨文研究的重大贡献，与罗振玉（雪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并称“甲骨四堂”。
   王国维1898年于上海初识罗振玉并得其赏识和接济，此后，其命运一直与罗振玉相纠结。1914年他帮助罗振玉整理校订《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将甲骨文纳入历史研究范畴，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国维长子娶罗振玉三女，经罗振玉举荐王国维成为逊位的清皇室的文职工作者。1927年，王国维留下一纸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沉昆明湖。有较多的记载认为罗振玉在学术上对王国维多有窃取，在人格上对王国维多有压迫，但罗振玉对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支持是明确无疑的。

  
        甲骨文性质被定为卜辞，笔者分析有如下两点原因：第一，确实有占卜痕迹和典籍记载的文献根据。
         一般来说，甲骨文字的背面，往往是钻凿烧灼而成的所谓占卜痕迹；也有双面都刻字的，骨片居多，龟甲居少；也有只有刻辞而没有钻凿烧灼痕迹的，但是情况比较复杂，不排除作伪的可能；还有只有钻凿烧灼痕迹却没有刻辞的。以上各类各占出土甲骨总数的比例不详，第一类占绝大多数。
         根据传统甲骨学的推断，甲骨成为卜辞载体，是有较为复杂的程序的。首先是要把甲骨处理干净、修整好，其次是钻凿，然后是烧灼，最后是刻辞。实际上这些程序今天已经很难还原，举例来说，钻凿的工具是什么？为什么有的钻孔很圆，有的却很不规则？烧灼到底是整个烧烤还是局部灼烫？再比如，到底是先刻辞再烧灼，还是先烧灼再刻辞，还是交替进行的，或者二者之间并无联系？
        另外，清晰辨认甲骨文确实让人头疼（特别是墨拓本），刻辞表面除了文字以外，还分布着各种纹路，这些纹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好像很少有人归类。我的归类是：1、沿着龟甲天然的吻合线路在外力作用下（比如钻凿的打击力、烧灼的膨胀力、埋藏堆压的重力、自然风化的理化张力）裂开的，兽骨的裂开主要是因为骨质及其骨密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应力线（带）在外力作用下形成的。2、龟甲表面的天然线路。3、人工刻划的线路。4、完全由于外力的作用并未沿着原有的自然线路而产生的裂纹。早期著录（即使是现在的著录）中很多不刻文字的背面所以更搞不清楚这些裂纹的性质。搞清楚裂纹的性质非常重要，它关乎甲骨文是卜辞这个重要命题是否成立，下文将加以详述。

        不管怎样，甲骨文确实与钻凿烧灼痕迹是紧密联系的，一正一反的关系，这是铁证，也是甲骨文被认定为卜辞的重要依据。
         早在商代之前，就有了所谓的甲骨占卜一事。此事并无文献史料记载，却有考古发现。1952年郑州二里岗（属二里头文化，距今3800年左右），就出土了有钻凿烧灼痕迹的卜骨，其钻孔很圆，不是所有钻孔都被灼烫过，骨面有一些裂纹，与钻孔和灼烫高度相关，但没有发现文字。卜骨旁边还伴随有铜制器物两件，被推断为钻孔的工具。





   ◎1952年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有钻凿烧灼痕迹的卜骨
        此卜骨于1952年郑州二里岗（属二里头文化，距今3800年左右）出土，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卜骨长14.5厘米、宽8厘米，背面有钻凿烧灼的圆形孔痕迹，骨面有一些裂纹，但没有发现文字。卜骨旁边还伴随有铜制器物两件，被推断为钻孔的工具。

  
        人们只能理解这样的行为不是偶然随机的，而是有意所为，并且推断这就是商人占卜之滥觞。然而，没有文字记载表明：商或更早，就已经有占卜活动存在。《尚书》、《礼记》中关于占卜活动的记载，都是关于周代的，而且，《周礼》是一部未被施行的方案，其中所设置的角色可能来自于现实，也可能来自于想象，而不少学者至今仍质疑《周礼》的来源，认为这是汉代经学家们的杜撰。至于《左传》中的记载，则更是战国期间的事情。
      

        当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出土甲骨后，结合《周礼》、《左传》的典籍记载，就认定甲骨上的痕迹应当是占卜的痕迹，再参以《史记》中对占卜技术的详尽记载（太史公有《龟策列传》，但有录无文，文为唐人补记），进一步证实甲骨文就是商代帝王占卜的记录。
           第二，没有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甲骨学先天营养不良。
   即使考古发现了商以前的卜骨（这也很难说，因为占卜这种行为很多元化，不能看见一根有钻凿烧灼痕迹的骨头就断定这是古人的占卜行为遗迹），周代以后又有占卜的典籍记载，也无法断然下结论，甲骨文就是卜辞，因为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讲甲骨学界已经具备科学思维体系和科学方法体系，遑论甲骨学早期阶段。早期建立起的非科学体系，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甲骨学，以至于后来无法撼动业已形成的框架。
          首先，早期的甲骨文研究仅被当作文字考据之学，仅被当作私学。今天的甲骨学，已经必须有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字学、语言学，甚至生物学、信息数据化处理等众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因为甲骨文这个研究对象早已超出了“古文字”范畴，它是一个综合信息载体。
          在早期，甲骨学也仅仅是几个古文字学家私下里研究的东西，实际上更类似于一种收藏行为，在收藏之余，鉴赏一下它上面古怪的文字而已。这样的学问是很难深入、严肃、成体系的，因为并不需要负责任。在发现了甲骨的文字史料价值之后，也没有将研究转化为公共学术平台，造成了甲骨资源的重大损失。
   因此，作为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门私学，甲骨文在发现早期，很难吸引真正有研究力的学问家加入进来，从未形成过合力，看到出现频率极高的字中，有的像“王”，有的像“卜”，就轻率地将甲骨文定为商王卜辞，而且就这么研究下去了。





   ◎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年），浙江上虞人。曾任清廷学部参事及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后又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他是近代金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甲骨四堂”之一。
   罗振玉在甲骨学领域里的主要业绩是：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率先推测了甲骨刻辞的性质是商王卜辞并且调查出甲骨出土地是小屯；考释出大量的甲骨文单字；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然而，研究者也对罗振玉的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另外，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的关系，有不少记载对罗振玉有所贬抑，甚至怀疑他的一些甲骨文研究专著是剽窃王国维的学术成果，并且，王国维的自杀与他高度相关。

  
   其次，早期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缺乏现代科学支撑。最早，甲骨文字学属于金石学范畴，学者的知识背景往往是国学为主，他们对现代考古学、现代历史学、现代哲学、文化人类学等西方学术体系较为陌生。比如第一个考释甲骨文字的孙诒让，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却对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系涉猎不深，这当然是时代所限。再比如王国维，曾修研西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等，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曾一度使他在甲骨学研究领域中颇有创新。他以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材料为主，与传世文献互校互证，归纳出商代帝王世系，和文献所载基本相合，从而证明《史记·殷本纪》可信，在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风头正健的大潮中，独立而不倒，这种以地下材料印证纸上材料的方法被称为“二重证据法”。然而，天不假年，最该深入的时候，王国维却自沉昆明湖。
   相当多的早期研究者，对古文字学浸淫深厚，或者说，当时释读甲骨文，就是古文字学家的事情。面对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他们所能使用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字形类比法，也就是调动大脑中、书本中储备的《说文》小篆和两周大篆，来比照甲骨文的字形，从而考释甲骨文。这种考释方法当然在很多场合都会生效，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大前提，甲骨文字是先秦汉字的源或者至少是上游，它们之间应该有形体上的一致

性或者相关性，至少在造字方面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或者相关性。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文字使用场合、文字载体、书写工具的截然不同，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很难呈现，相关性也隐含模糊。事实上，甲骨文与小篆相比，少有形体一致者，即使与两周大篆甚至商鼎短铭相比，也很少有形体一致的。因此，用形体类比法释读甲骨文，必然有疏漏。如果疏漏出现在关键位置就问题大了。比如，因为金文中的“卜”与甲骨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卜”字形体较像，故将其认定为“卜”，假如是错的呢？我们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吗？再比如“贞”，如果不是“贞”而是“鼎”呢？甲骨文字的传统辨识体系恐怕就会因为这两个字的误读而垮掉。因此，字形类比法是一个起点或者契机，它可以引导出假设，但绝不是系统的、科学的方法。甲骨文最早被认定为商王卜辞，也许就是因为早期学者用字形类比法认出了“王”与“卜”这两个字，再后来，就很少有人怀疑这两个字。于是，商王卜辞的大轮廓、大语境就顺理成章而少有人怀疑了。
   再次，陈陈相因的师承关系。在中国，学生推翻导师的学术体系，很罕见，他们能做的往往是阐发和维护、最多是完善导师的学术体系。师徒相授是其时私学乃至公学的基本路数。到了今天，学生更要维护师承关系，因为，你不维护，就不能过答辩，不能升职称，那你还在学校里怎么混？和你一起做研究生的，人家10年前就升教授当博导住教授楼了，你呢，还是骑自行车回你的讲师楼，丢不起这个人啊。同时，甲骨学需要很长的时间积累，等到把自己的青春全部投入之后，才可能看到一点皮毛；等到对这个体系有了深刻认识，已届不惑之年；可能已经发现了很多破绽，但是不能揭开它，因为这很有可能造成原有体系的彻底瓦解，不仅毁了导师也毁了自己，因为很难再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可见，目前已经看上去很成熟的甲骨文体系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
   最后，著录的零散孤陋。特别是在早期，甲骨文著录极为零散。早期的几个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全部的甲骨文，而是自己所收藏所见过的甲骨文，此乃“冰山一角”。“窥一斑而知全豹”是可能的，那是因为以前见过全豹或者心中本来就有全豹。而商人的契刻、商人的文字体系，却是前所未见，这就需要最广泛的全景式的涉猎，但恰恰正如前述，作为一种能够价值倍增的民间收藏品，甲骨文没有像后来那样成

为《合集》，而后来有《合集》的时候，甲骨学已经成为体系动不了了，因为《合集》的编纂方法就是在一套已经定型了的主观思维体系下进行的，而不是客观呈现。好有一比，在需要好工具的时候没有，有了好工具之后，家具已经凑合着打好了，不再需要好工具，只是这家具太寒碜了。
   著录不仅零散，而且孤陋。早期完全是拓片，不是照片（事实上，那时照相机在中国使用已经有50年，并不罕见，是完全可以利用的科学手段），有时候附带摹本，但是在先入为主的时候，摹本就不是完全摹，而是有自己的扬弃了。就算后来有照片，也很少有记录是多大，更少有著录记有契刻文字的部位。比如说背面，就很少有著录。另一个孤陋之处就是缺乏考古信息，很多甲骨已经失去了来源，不知道是某年某月

出土于某地，出土时的自然状态如何，地层坑位信息如何，周围的环境如何，与其他的甲骨之间、遗迹之间关系如何，等等。还有，很多甲骨是为了商业利益作伪杜撰而来，是赝品，却很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总之，因为时代所限，虽然甲骨学是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标本，但早期甲骨学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研究体系，天生营养不良，却已经长成为一个老人，让我们今天在甲骨学的科学化道路上障碍重重。题外话：笔者非常忧虑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都没有从“旧学”走向“新学”，而直接接驳的“新学”，又往往是皮毛而不是本质。

新的见解之一

                                                               ——来自体制内的黄奇逸的反驳


   黄奇逸教授执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是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门派正宗。黄氏在参与编纂《甲骨文字典》的过程中，就发现了甲骨文研究旧体系的种种矛盾，按照黄先生的说法，就是强硬的约定，混乱、困惑。他在《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一书中，举出了四十多个甲骨单字，分别给予了剖析，最后指出：

   就是这四十多个字，已足以说明甲骨学旧体系的约定与虚假、空浮的破败事实了！在此我们要告诫学者的是，不要因为另外的甲骨文单字暂时逃脱了反驳与批评，那些文字的考释与字义就是可以接受下来的，这才是刚刚开始。另外，若真正熟习甲骨文与旧体系的学者，一定会知道，我们对这四十多个甲骨单字的讨论，已是根基性的与毁灭性的，有许多字只需一个字的毁灭，就是整个旧体系的毁灭！何况四十多个字呢？
   黄先生列举了旧体系在文字考释中经常甚至故意犯下的错误。
   比如生拉硬拽。旧体系中有不少单字，被隶定为很多的字，只要读音相同或近似，就拿来用。试举一例。包含“有”字的条目，在著录中超过了1000条，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字。以前很难读通，而只要通假为又、侑、尤、祐，就都可以读通了。很显然，黄先生不认为这个字该释读为“有”，他甚至认为，在甲骨文所处的文字发育阶段，甚至都不该出现假借。

   再比如释读出一个字，用在其他文句中不通，就采取各种方法让它硬通。例如重新句读，用标点断句的方法，让整个意思看上去勉强通顺；或者完全靠自己臆想，硬把它读通；或者就说古人刻写时也有错讹。最后实在不行，就采取鸵鸟政策，置之不理。
   （笔者按：事实上，目前被置之不理的甲骨文单字至少在3000个以上，占到了甲骨文单字总量的60%左右，未能读通的条目也许就更多了。在已经认出的1000多个单字中，只有大约500至700字是被公认的，其余一半左右各家有各家的认识，这一家也经常反对那一家，而且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换一句话说，甲骨文实际上总体未能读通。当然，有些专有名词，比如人名、地名、特殊的器物名确实很难读通，它只属于甲骨文时期的特别约定，后来这些语词包括所指与能指都不用了。这些字，当然读不出来，也无需去硬读。但是，考虑到文化传承，考虑到那些特殊约定往往也是从原有体系中派生出来的，出现那么大量的不能释读的单字与条目，确实不正常。）
   黄奇逸无疑是勇敢的，因为他几乎否定了师承，推翻了甲骨文的传统体系，这意味着他可能众叛亲离，可能失去很多体制内“成功”的机会。事实上，黄奇逸当上教授，也是近年的事。
   那么，黄先生在摧毁了旧体系的大厦之后，有什么建设性的体系雏形呢？
   黄先生给出了不是卜辞而是“录辞”的核心结论。
   他认为甲骨文的功用是记录备忘，记录什么备忘呢？黄先生认为，日常的生产生活是不需要文字的，只有在处理相关于神的事情，比如祭祀，才需要文字的记录，因为害怕搞错。甲骨文上所记录的也是一种卜问结果，只不过是卜问将要举行的祭祀中关于时间、祭品、祭法（祭祀过程）的安排。这是谁给的呢？当然是神。也就是说，甲骨文仍旧是卜辞，只是不是卜问未来会这样还是那样、是吉是凶、是福是祸，而是卜问我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法程序来祭祀列祖列宗。因此，甲骨文上的文字，都是文字按照祭祀时间顺序的自然叠加，本身不是什么句子，没有完整的语言逻辑，这也是读不通也无需读通的原因。
   黄先生的根据是什么呢？除了传统大学小学之外，宗教学、哲学、文化人类学、中外文字学，等等。另外，黄先生找到了古代典籍的支持，比如郑玄在《周礼·春官·龟人》注里所说的“祭祀先卜者，卜其日与其牲”（祭祀要先卜问神意，安排在何时，安排哪些祭祀物品）。
   这样，黄先生的体系就很难动摇了。因为，它的每个字，都代表了一个（一组）物件或者会意了一个（一组）行为，能认出来的，比如鼎，那就是鼎，认不出来的，就是商代的一种器物，或者一种特别的行为，或者二者的结合会意，而由于时代久远，我们已经无法指认它们了。所以，在这个体系里，在甲骨文性质的研究领域中，没有必要读出的完整语句，甚至没有必要去考释那些没有认出的字。


      黄先生还认为，人类之所以产生文字，不是庸俗的唯物史观所理解的来源于日常生产与生活，而是来自于祭祀。在中国上古人类的知识体系中，祖先就是神灵。神灵有支配万物的能力，把神灵（死去的祖先）伺候好，是必须的，绝不能因违背神意而遭致灾祸。祭祀就是一种对神灵的膜拜与贿赂（与神灵做交易）。
   所以必须按照神灵的提示，将未来祭祀的日期与贿赂物品（那时候没有人民币和美金）记录清楚，一点也不能出错。所以要用到文字，文字不是拿来作信息交流的，而是让巫师们作为备忘录的。
   笔者无资格也无意于讨论黄先生的对与错，只是有三个疑问存放此处：一、黄先生是否真的认为人类的祭祀活动，其意愿、行为与后果，不是来自于人自身而是来自于神？二、如果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来自于神，那么，黄先生是否核对过，那些较为完整的甲骨上所呈现的所谓“兆”，与最后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有着一致的关联性吗？比如说，朝左裂开两路，就是要用鼎，要敲响钟；朝右裂开三路，就是要用血水涂衅，要用童男童女各一。这种对应性存在吗？实际上甲骨文中一文多辞的现象非常多，很容易得出结论。如果兆相完全一致，却有完全不同的文字，或者完全相同的文字却有完全不同的兆相，那么，黄先生的此番假说也就应该从逻辑上站不住脚。三、如果有人认出了甲骨上的字，并且用这些字读通了甲骨文，而且有些也正符合典籍记载，那么，黄先生认不认？
   黄先生是体制内杀出来的一条好汉，而且涉猎广、火力猛，但即使如此，学术界竟然没有什么回声，这着实让我非常惊诧——难道黄先生的观点根本不重要？对既有的甲骨学体系不产生作用，所以完全不值得一驳？还是说，用沉默对待新知，让所有挑战者在沉默中自生自灭，从而让原有体系继续金刚不坏之身？

甲骨文的科学定义和对传统甲骨学体系的反思
       甲骨文字的研究，必须使用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纠错机制。假设，验证（必须
是逻辑和实践的统一），再扩大应用范围，发现问题，再重新完善理论，直到能够解释相关领域内的全部问题。
       如果发现有些理论只能用在解决局部问题时，就说明，我们还无法全面认识这个领域，此时，我们对这个研究对象的定义就要做更高一级的归纳抽象。
   基于以上的基本认识，笔者对甲骨文的定义是：以龟甲和兽骨为载体的古代（主要指已发现的商周两代）文献。
      这样的定义，拓宽了甲骨文的性质。如果将甲骨文仅仅当作占卜记录，那么，很可能因为这样的语境限制导致对甲骨文字的误读，最终，很可能将一部广阔的历史画卷误读为一部由巫师们写出的占卜文句。文献，虽然外延宽泛，但至少留下了一条路径，让未来有志于甲骨学和商史的人们，不至于一开始就限定在狭窄的“卜辞”世界中。
      在我们不能往前进的时候，需要往后退，尽管这很艰难——这意味着我们曾经建立起来的庞大复杂的甲骨学体系遭到质疑甚至否定；意味着很多的商史研究素材可能靠不住，商史需要重新写；意味着很多考古结论（比如妇好墓）很可能就是一个被旅游业利用的伪结论，对地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意味着很多已经去世或者还活着的教授们所拥有和传授的知识体系必须重新梳理甚至彻底摧毁。
    然而，退一步，更有利于看清楚方向和路径；退一步，有利于我们利用科学思维和科学手段重新审视甲骨文；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魄力展开想象：
      首先，甲骨文不仅只是占卜记录，也有可能是黄奇逸先生所说的对祭祀的日程和议程的占卜记录，也有可能就像璩效武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商朝廷及政府部门的办事记录。也就是说，甲骨片，是一种特殊的记录载体，这种复杂繁琐的记录方式，出于皇家和政府部门，不见得只有占卜一个用途。
      其次，甲骨文字是甲骨文字，占卜痕迹是占卜痕迹，二者不必然发生联系。也许，有些甲骨文就是根据占卜痕迹而作的记录；也许，作为档案的甲骨片，人们不舍得扔掉，于是拿来做占卜之用，就像文件背面还可以打草稿，或者被活佛写过字的羊皮可以用来随身携带以作辟邪之用；也许，是周人在获取这些甲骨后拿来占卜，或者为了毁坏商人档案而采取的有点迷信的破坏方法，又是钻凿又是烧灼，甚至是打击、掩埋；也许，这些钻凿烧灼就是为了把龟甲分解成一块块小片，用作为令符；也许，用龟甲占卜就根本不存在，上面这些痕迹完全是一种处理方法，为什么这样处理另当别论。正像璩效武先生说的那样，甲骨学的核心是对文字的辨释，不认识文字，其他的努力都是徒劳。甲骨文确实是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既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本来，文字就应该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它无需其他佐证，因为它可以“自证”——自己证明自己，上面记录了什么内容，是唯一的和清晰的，比如说记录了一次交通事故，而不需要更多的物证来说明这次交通事故。但是，正由于甲骨文难以辨释，所以不得不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要用逻辑链来证明这些甲骨文字是用来干嘛的。当然，如果这些文字都已经被认识了，情况就会大有不同。所以，认出甲骨文，仍旧是重中之重，是整个甲骨学的核心、基础。那么怎样辨释甲骨文呢？前辈已经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讨，比如字形类比法、偏旁推认法、借音法等等。
       实际上，这些辨识方法都仅仅是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不能形成科学的文字辨释体系。如何能够正确辨释甲骨文，学理上应该非常清楚——所辨认出的字应该与被检验文句的内在逻辑相一致，同时，相同的字，用在其他的地方也应是通顺不悖的。
       具体说，首先是试错，先猜出一些常用字的意与音。这个“猜”，应该回到文字创造的根本而不仅仅根据字形类比，因为我们无法简单地由后断前，由周铭文推商甲文，更不能简单地由小篆去推测甲骨文。文字创造的根本，主要是象形。尽管一切符号加以约定都可以最终抽象为文字，甚至我们完全可以把八卦的符号延伸为一种文字体系——64卦象再排列组合一次就是4096个卦象，每个卦象代表一个字，这已经足够了。今天的计算机里，汉字输入编码不就是靠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实现吗？早一点的电报码就已经实现了数字编码。但是，在人脑记忆和手写文字阶段，这样的文字体系是不可能成立的，最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望文生义、明义识字。抽象出一匹马的形状，就是马字；一只狗的形状，就是犬字；一头猪的形状，就是亥字。这样，自然界中的可视物相，就能被抽象为相对应的文字，比如日月、水火、草木、人兽、家居、衣着、食品、用品等。也有一些动作行为可以用稍复杂的会意方式表达出来，比如，两个人背靠背，就是“背”；两个人朝向同一个方向就是“从”；三个人在一起，就是“众”；耳旁有口，即为“听”；天空落点即“雨”。在使用文字的实践中，通过对文字记录符号的局部形态加以改动和增删，则能够反映出更为丰富生动的信息，比如手分左右，人分为站立的和跪坐的，二者又有形态（非常形象的姿态）的不同，从而表达出身份地位的不同。比如在璩效武先生的释读体系中，同为人形，却细致地分为中央级高官、子级官员、基层官员，以及卫士、士、民众、仆役等多种。
      这些拟定、这些试错、这些猜测，最终要拿到文句中去检验。有的时候需要若干组试错的候选文字去排列组合，目的是达到句意晓畅，既符合客观现实，也符合语法的内在逻辑，所谓“能指”和“所指”的统一。
      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试读出一定量的文字、语句之后，还要拿到其他出现相同图形符号的语句中去检验，必须做到在其他语句中也能通顺，既符合现实，也符合语句逻辑，这样才能确认释读的正确性，不应该在这里读成这个字，取这个意，在另外的地方又读成那个字，取那个意。
       应该可以肯定，出现频率高的字，它们所组成的语句，假如释读正确，不会出现读不通读不懂的情况。假如有这种情况，说明释读有误，就要重新再来。就在这种反复试错和检验的过程中，文字的训读就会慢慢沉淀下来，集字成句，集句成篇。最后，如果发现有些篇章恰好符合典籍的记载，就更能够确认释读的正确性，然后用这种正确的训读再去检验更广泛的语句，逐渐地，完成对甲骨文字的全面释读。
       在反复释读过程中，我们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造字方法，了解古人是怎样造出这个字的。这种造字方法的得出，来自于释读的正确性。随着对造字方法的深刻了解，就可以更有效地释读新的不认识的字。还有造句方法（语法）、文章体例（文法）、文章性质（陈述、抒情、疑问、命令或者祈使），等等。
       当然，对于某些出现频率极低的文字，除非通过上下文关系的推导能够确认以外，确实没有办法释读准确，这时，只能根据上下文关系，推测出这个字的几种可能，留待未来的更多出土甲骨的验证。
       如果甲骨文仅仅是有限的几十板或者上百板，那么，释读文字是非常冒险的，好在有字甲骨多达十几万片，有足够的采集数量，之间有着足够的逻辑关系供我们辨析，所以，彻底读通甲骨文，有充分的可能性。
       然而，错误的方法一定导致错误的结果，使甲骨文释读困难重重，这里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问题。好比唇语专家，他们听不见对象在说什么，但他们已经确认了对象的身份和话题，这时，唇语分析才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这种语境的确认，他们是无法有效分析唇语的。如果确认了甲骨文的性质是“卜辞”，那么这个语境的暗示，将导致这个体系的重大疏漏。
       对于甲骨文来说，只有先读通文字，才能逐步明确语境，而不能先明确语境，再据此释读文字，前辈众多学者就是存在这样的逻辑错误。甲骨文一旦被定义为“卜辞”，他们就会往占卜活动这个方向上靠，并且积累经验。如果真的是占卜，那就对了，如果不是呢？如果按照璩效武先生的释读方法和已经形成的体系，可以更通顺、更逻辑、更符合现实也更能与典籍记载相符合，那又怎么解释？
       所以，首先必须重新将甲骨文“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商代文献，而不是商王占卜刻辞，才能够揭开甲骨文之谜。
       这里，笔者提出几个问题，不知道把甲骨文作为“卜辞”的学者们如何解答。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答，那么，甲骨文作为“卜辞”的根基就有可能倾坍。
       1、为什么如此盛大的社会活动没有流传下来？按照一般的说法，商人逢事必卜，大小事皆卜，一事多卜，而且不仅王室卜，民间百姓也卜。请问，这渗透到社会每个细胞的活动，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周代商，而不是周灭商，周人对商人的文化否定并不是推倒重来，全盘“周化”，那么谁灭了“占卜”活动？换一句话说，为什么如此盛大壮观的文化活动一下子就偃旗息鼓、悄无声息了？再进一步推问，是不是本身并不存在我们所描述的商人占卜活动，而只是我们没有搞清楚甲骨上的文字，只是看到了那么大量的甲骨文中的“卜”字，从而导致的历史场面的错觉或者幻觉？而这种幻觉仅仅是百十年以来发掘和研究甲骨以来所形成的。
       2、为什么先秦典籍没有记载商人如此重要的社会活动？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周人继续了商人的占卜活动，因为《周礼·春官》中就有记载，《易经》也有若干处提到龟蓍，只是没有发现大量考古证据，那么请问，先秦典籍为什么没有记载商代的占卜活动？
       3、为什么传统甲骨文字考释矛盾重重，且至今大多数文字不可辨释？翻开《甲骨文字典》就可以知道，我们能够释读的甲骨文字是有限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即使一些常用字，不同的专家也有不同的解读。问题是，在商代那个时候，一个字形肯定有它确定的读音和确定的意思，可能出现多音多义字，但绝不可能出现同一个字有完全不相干的意思和完全不相似的读音的情况。
       4、为什么没有人考证文字与卜兆之间的相关关系？按照传统甲骨学体系，贞人是通过对卜兆的观察（占），来解读其意并且刻辞记录（可以参看《史记·龟策列传》中唐人补充的甲骨占卜技术），那么，文字与卜兆之间就一定有相关性。换一句话说，相同的文句，一定有相同的兆纹，相同的兆纹也一定对应着相同的文句，至少是相同的文意。然而，没有人对这种相关性进行考证。进一步说，如果相同的兆纹没有对应相同的文句（文意），而相同的文句（文意），却对应了不同的兆纹，就基本能够说明文与兆之间，没有相关性，那么，根据兆纹来占卜，文字是占卜的刻辞，这种猜测就可能失去重要依据。
       5、如果命辞、验辞刻写在后，就不应该与兆纹相交重叠。笔者曾经强调要特别注意文字与裂纹的分布关系，那是因为，如果烧灼使之产生卜兆，根据卜兆得出占卜结果，那么，至少所谓的命辞和验辞，就应该出现在兆纹的旁边，而不应该与兆纹相交叉相重叠。然而，有那么多的文字，却显然与兆纹交叉重叠，明显是先刻字，后有兆纹，这怎么解释？进一步说，会不会兆纹与文字没有关系？或者有关系，也没有先烧灼后刻字的时间关系？




  
◎璩效武先生在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前留影



   甲骨学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

                                                                ——以科学思维加强基础研究



   甲骨文是商代文献这一定义的提出，非常重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
      1、用“文献”取代“卜辞”，内涵的特征减少，扩大了外延，意味着甲骨文有着更多的可能性，以此可促进甲骨文研究跳出原有的框架。
      2、用“文献”取代“卜辞”，明确地展示了甲骨文更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使甲骨文研究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跳出文字学的框架，直接与历史学接壤。将甲骨文当作一种文献，是以科学思维加强甲骨文基础研究的基础，惟其如此，才能摒除原有芜杂信息，接受更加广泛的推测，进而一一验证，获得更加可靠的研究成果。
      仅有科学思维的开端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科学方法的使用。
      具体而言，以下一些要点是无论如何应该给予重视的。
      第一，甲骨文从理论上讲是绝对可以被全面释读的。
      甲骨文是一种文字，这不会有任何人反对。文字一定有确定的形、意、音，这也不会有任何人反对。文字的无序排列组合，当然读不成句，只要成句甚至成章的文字，一定可以用到别处，用到任意一处。
       正是建立了上述的逻辑，我们才能认定，甲骨文字与甲骨文，是绝对可以被全面释读的。
       然而，甲骨文出土百十年，却没有被全面释读。正像一些学者如黄奇逸教授、璩效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矛盾百出，疑窦重重。
   我们提到过，甲骨文具有双重属性。作为文字，它具有史料的属性，作为没有被系统释读甚至其性质都不明朗的文字，它又不得不作为一种遗物，成为考古学的对象。这真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原本可以“自证”的体系，却不得不需要其他的证明，那些钻凿烧灼痕迹，实在是绕不过去的。这就需要甲骨文研究学界，必须有系统思维能力和跨界研究能力，至少有协同作战的能力。
      第二，文字考释是甲骨文研究的根，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甲骨文理论上是可以全面释读的，是能够“自证”的。关键是如何进行文字考释。
      现状是，像璩效武先生这样的学者，太少太少。人们挖空心思把一片茶叶包装成钻石卖出去，堂而皇之地将万元茅台酒铺洒在官场商场的酒桌上，也不愿意付出哪怕九牛一毛，去探索中华文明的开端和延传。而在甲骨学业内，似乎甲骨学研究已经大功告成，对甲骨文已经了如指掌，其研究成果怀疑不得，所有的新探索都没有结果，所有的探索者都只有遗憾。
      这话好像有点过，但是我们来看看现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的甲骨文数据处理工作进展到哪里了？至今连个权威的完整的甲骨文数据库都没有。计算机信息化处理技术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的应用迟缓到令人吃惊。要知道，如此浩繁的甲骨文数据，其图像信息处理是至关重要的。在残片缀合、文字考释、性质界定等基础研究过程中，图像处理分析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记者参观过安阳师院的甲骨文信息处理研究室，他们想有作为，但靠他们这一点人力物力和甲骨资源，又能做出什么？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甲骨数据库已经初具规模，但图像检索功能没有，因为没有科学的甲骨学认识，也就没有科学的甲骨文检索方法。但我愿意相信，有了这么好的原始图像数据库，应该会对甲骨文考释助益极大。感谢我们的公共学术机构，看到他们所做的工作，使我们经常感觉到不太孤单，甲骨学仍有机会得到彻底的重视，仍有机会由“绝学”转为“显学”。
      第三，有了完整的原始图像信息资料，就需要一一验证多种假设。
      甲骨是全息的。在以前，它只是“卜辞”的载体，而在今天，它应该是“文献”的载体。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所有的假设进行验证，在得到结果之后，将其运用在更多的场合，如果运用晓畅，则进一步证明其合理性，如果出现问题，再返回重新验证或者修正假设。这样的往返过程就是科学方法。通过典籍来做出各种推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假使典籍记载也是相互矛盾或者分歧的呢？就会导致不必要的口水仗。通过逻辑判断也会出问题，因为不同的世界观一定会导致不同的逻辑。逻辑和典籍都很重要，至少它们能够给出很多假设，作为研究的起点，但最终要获得实证，还得用物证来说话。
      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从1899年被发现时，它就向世人彰显着无穷的远古信息。然而，四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也许尚未掀开这部历史宝藏的帷幕，这一切，都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些字，更可怕的是可能认错了那些字。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走错了路，没有构建起科学的研究体系。
      不怕，一切都可以重来。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从来不会输掉什么。Ω


◎璩效武先生所著《甲骨文字辨释》（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