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推十年左右，生于80年代的我们应当时常能听到父辈们的如下陈词：当年我们如何如何辛苦，今天你们如何如何幸福。这样的判断在当年几乎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但时至今日，类似的言论开始逐渐退出我们的生活。因为后知后觉的父辈终于意识到了，仅仅是基于物质的匮乏抑或丰裕来断言是否幸福，这样的说法太过冒失了。
从时间视角切入，对于80后更别说90后的一代，物质上的赤贫并不构成成长中的主要记忆，相反，我们痛苦的来源很可能是物质过于丰裕，从而因为攀比等行为冲击了原有的人际关系乃至幸福观。的确，1978年之后，市场化改革重构了中国的社会阶层，政治面貌开始让位于经济能力，成为影响大多数人生活轨迹的一股变量。
这些年来，政治因素的退潮尽管不乏一些反复，但总体上而言，却没能阻挡市场力量的不断膨胀。今天，中国13亿人口几乎都被纳入了全球市场，消费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我们的头顶。对于消费主义的迎合，这一代年轻人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我们没有看到有分量的反对声音，我们看到的只是趋之若鹜的“秒杀大军”。
对于消费主义的坚守，当然有着日常哲学的重要支撑。我们从一出生，物质贫乏就不作为一个“问题”存在，对于物质增长的需求，几乎是一种人之常情。这样的说法或许太过笼统，举个例子，我们在大学毕业以前，父母一辈大多买了房子，不管房子大小多少，一般总算有一套。但我们大学毕业之后，面对着高房价的状况，仅仅凭着自己微薄的工资，很多人必然是要租房的。遭遇此情此情，深谋远虑的父母很难不掏出自己毕生的积蓄，作为孩子在城市买房的首付--此谓刚需。
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停滞，在今天看来，甚至都快不道德了。由此亦可以推出，我们对于“刚需”的重新定义，是伴随着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经验而塑造的。然而，即便父母为了支付了首付，我们这些背着“房贷”的人，因为房子失去了多少人生的开放性，又有谁知道呢？不过，这样的感叹，或许更多是一种文艺滥情，因为这些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购房者么，都属自愿选择这条道路。反过来，那些尚未购房的年轻人，假如有条件，势必也会选择这条看似“自毁青春”的道路。说白了，对于这一代年轻人而言，在其欲望清单中，“房子”是极端重要的一项，作为“刚需”的房子拥有太大的分量。
房子只是其中一项，完整的欲望清单显然颇为丰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份清单面前，我们不但丧失了“理想”，也重置了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
这几年，“拼爹”一词几乎在一夜之间流行开来。其中的原因固然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相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竞争秩序受到了家庭因素的冲击。当然，本文无意去批评这样一个“拼爹社会”，我更关心的是，“拼爹”之后，年轻人与父母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社会制造的“刚需”面前，接受“刚需”概念的年轻人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只能退回自己的家庭寻找支持。在这一过程中，父母的付出和帮助几乎可以肯定是竭尽全力的。然而，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本来应该经历一次完整的“社会化”，通过这一历程，实现与家庭的分离，并建立起自身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独立性。在此情况下，我们对于父母是一种“反哺”，而非“依赖”。但现在问题开始变化了，由于我们在“社会化”进程中接受了家庭的大力支持，导致了我们的个体的独立性开始动摇。
很多年轻人因为房子车子甚至工作都是家里一条龙负责的，最终使得子女在一些职业、婚娶、出行等选择上，都必须接受父母的安排。要知道，中国的父母在表达爱意上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始终秉持“我都是为了你好”的理念，以至于无论在替你买车买房还是为你找媳妇儿老公上，他们自觉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不过，子女面对这种“误区”，本来是有选择空间的。那就是，如果你能够独立自主，不接受父母在你成年后给予的买车买房的支持，那么当父母干涉你的私生活时，你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去反驳。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年轻人接受了父母的帮助，也不得不接受父母各方面的安排，从而酝酿出了一系列家庭纷争的因子。
除了这一代年轻人与家庭之间产生张力，“刚需”还冲击了男女之间的婚恋关系。《非诚勿扰》女嘉宾马诺一句“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折射的恰恰是此一时代女性择偶观的变迁。在今天的各个城市，“剩女”的规模正在急剧增加。在北京，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或许就有上万的大龄未婚女青年，而在一些县城，那些学历不错、岗位不错、姿色也不错的女生，同样面临着“甲女”的“世纪难题”。
这一群体的急剧壮大，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促成。比如城市化构造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信息技术解决了信息沟通上的难题，但情感与信任的积累问题却被置于边缘。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信息沟通极其便宜，情感沟通极其困难的时代。这使得男性和女性的择偶都不得不抛弃那种“以情而定”的观念，转而滑向物质条件的“标准化”。著名的“有车有房，父母双亡”或许听着很极端，但却是一部分女性择偶标准的直白体现。
因为“刚需”，男性和女性之间关系都开始转向“看得见”的东西，比如房子车子，比如公务员职位，比如娇媚的脸庞和火爆的身材等等。“情感”在男女婚恋中的位置开始相对跌落，而物质需求和生理欲望的彼此迎合，成就了功能性的婚姻及其伴随而来的高离婚率。
在欲望的牵引下，“刚需”安抚着大多数的年轻人。套用马尔库塞“单向度社会”的说法，这一群体尽管有挣扎，每天还是疲惫地走出写字楼，还是经常与父母爆发冷战，但对于生活路径的思考始终停留在一些具体的物件上，他们并不曾想过或者即便想过也不敢去尝试“人生的另一种活法”。
在这个竞争无比激烈的社会中，我们痛苦着追求着很多东西，流行的社会法则与父母的拳拳忠告显示，那些东西正是获得幸福的法宝。我们从一出生开始，便被命运如是这般设计：你需要好好学习，需要在各门课考出好成绩，在进入一个好大学之后，你还需要进入一个好的单位。随后，你需要买一套房子，买一部车子，找一个伴侣，生一个孩子。关于这些，社会都给出了相对严格的定义，我们能决定的空间只是房子60平还是100平，车子10万还是20万等等。
所以，悲观的说，我们并不具备重新定义“刚需”的能力，我们最多只是拥有一种调适“刚需”的能力。不过，以笔者之见，打破“刚需”或许也只能通过“调适”来完成。因为打破是一种短时期的结构性的颠覆，存在极大风险，而调适则是尽可能腾出自己的生活空间。例如，如果你买得起80平的房子，你可以只买60平，剩下的钱可以汇进“旅行账户”。类似的“调适”，可以在生活各方面展开，包括对父母的依赖，对择偶的苛求。很显然，我们不能以排山倒海式的形式打破现有规则，但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刚需”松绑，让自己不再那么挣扎的同时，也留给所剩不多的青春一点点的开放性与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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