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游牧文化”这个筐
这些年，当我们说起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时候总是强调“游牧文化”这个概念。这种强调当然有其道理，比如有人认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游牧理念为基础的文化，也有人说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的草原牧民，所以蒙古族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一种游牧精神。但笔者认为，过分地强调“游牧”二字，也很容易造成一些对历史的误读。产生误读的原因就是，我们将游牧文化这一概念当做了一个筐，能够装进去的尽量往里装，而对装不进去的东西就视而不见。
比如大蒙古帝国时期的国家管理，那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一笔巨大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当然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社会管理等很多方面，我们不能够用“游牧文化”这个概念去概括和解释这一切。又比如，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以后，出现了一个各民族文化、各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局面，它们互相补充，互相影响（当然也互相竞争），进入了多种文化理念共荣的时代。而主导这种局面的是蒙古族统治者。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那只是游牧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或包容。还比如，商业文化和城市文化。要知道，元朝时期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黄金时期，而北京市沿革资料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告诉我们，无论元大都还是元上都，还有哈拉和林以及元中都等都居住着众多的蒙古族市民，他们是这些城市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但我们有时候却将蒙古族传统文化描述为一种缺乏商品交换意识的文化（不会做买卖），一种与城市这个概念毫不沾边的文化。
所以，“游牧文化”这个概念不能够概括和解释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博大内涵。
二、我们忽略了什么
成熟的市场与功能完善的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两大标志。看一种传统文化能否与现代文明接轨，就看其是否有市场文化意识和城市文化意识。而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这两者都存在，而且还创造过举世瞩目的辉煌。但我们却很少提起或者在相当程度上忽略这个客观事实。
城市与市场是孪生兄弟。人类历史上出现城市以后，它诸多的功能也显现了出来。其中就有购物中心、金融中心和商品集散地的功能。没有城市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市场。《蒙古民族通史》中介绍了漠北、漠南地区十来座重要城镇的情况。这说明那个时期，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各种规模的城市，不仅成为政治、军事枢纽，同时也成为各个地区的经济中心。比如哈喇和林，“四个城门附近都是商业区。东门出售小米和其他谷物，西门出售绵羊和山羊，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北门出售马匹。城内还专门有一个商业区，聚集着许多回回商人。”其实在当时的游记、史书里这样的记载很多，说明在蒙元时代，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已经出现在蒙古草原，而且得到了不断地完善和繁荣。商品经济发展必定会要求扩大市场、扩大交流。所以，发展海外贸易是它的必然结果。
有论者指出：“元朝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在蒙古帝国的严密控制之下，商旅畅通，往来频繁，中国和欧洲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开始了世界性的航海贸易时代。”这无疑是元朝对全人类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国际贸易的发达是以国内贸易的需求为依托的。这也证明了当时元朝的国内市场经济已经发达到了何等水平。
三、应该全面解读蒙古族传统文化
以上情况说明，我们的历史视野并不全面，我们在强调一些内容的同时又在忽略一些内容，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产生片面性。
其原因之一是一种奇怪的直线思维在起作用。总的来说，人类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迈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表现在生产方式的演变方面，比如人类在其初期阶段是依靠狩猎和采集的生产方式的。后来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狩猎演变为养畜，采集变成了农耕。后来又出现了手工业作坊，再后来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等。但同时，历史进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运动，而是一个充满着起伏、更正、探索、选择的过程。比如，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航海贸易并不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达时期，而是出现在封建时代。这就是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当我们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却往往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结果对历史进程中丰富、复杂的内容视而不见。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全面解读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问题。蒙古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当然包括游牧文化，它不仅体现了整个蒙古族一种普遍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还表达着根植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许多独特的理念，比如对苍天、大地和生命的崇拜理念以及关于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认识等。但不仅仅是游牧文化理念，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蒙古族在治国理政、军事、法律、城市建设和开拓贸易市场（其中包括航海贸易）等方面对人类历史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而这些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对当今蒙古族乃至全国各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是具有推动作用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只盯着游牧文化。(阿云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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