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私人医生

我的德国私人医生

张虎林

我的私人医生的诊所就在我家附近,走路15分钟,开车3分钟就到,很是方便。我的私人医生是一位女士,她认识我和我的全家人,因为我们家把整个医疗户口都落到了她那里。

但这不等于我生活得多优越,因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有私人医生,所有病症的第一检查者都是私人医生。这是德国医疗制度的传统。显然,这有别于中国人看病直接去医院、取药也在医院药房。

德国的情形是:先去私人医生诊所,由那里的医生决定治疗计划,如果需要透视或者拍片,就开证明,将病人派到指定的专科医生那里,检查结果会寄回私人医生那里。需要服药的话,私人医生开具处方,到大街上的药店取药。对疑难病症,私人医生解决不了的,就开证明转到医院去。

在德国,每个人都须加入医疗保险,保险费用根据个人收入决定。你到私人医生那里,必须携带医疗卡,看病取药,则视情况由医疗保险报销。

我的私人医生是位女性,这在我们小区的几个私人医生诊所是惟一的。

德国的医生大都很有耐心,待人客气而又友好,而且诊所或医院的设置干净、讲究。候诊室像是自家的客厅,有沙发、茶几、杂志,想喝茶有茶,想喝咖啡有咖啡。最让我觉得好笑的是牙医诊所,你到那里躺在诊台上,天花板上居然有画,还是关于牙齿的画。据说,这是为了免得医生拔牙或者钻眼儿时,你的精神太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感到十分疼痛。可见,德国人的认真劲儿无处不在。

我的私人医生诊所里,有一个让我在等待时最愿意坐的地方。那是一个用台式花盆隔出的小间,两把老椅子,头顶是落地灯,还有一棵十分大而且好看的植物,它的叶子宽阔且片片碧绿。重要的是,那枝干伸得很长,在落地灯的罩子上方转了一圈,就径直伸向另外的空间去了。

那落地灯总是亮的,把人的面颊照得健康了许多,让人情绪也平静了许多。还有圆桌上的流行杂志,经常让等待中的我忘了是在候诊。

一个夏天,我用割草机割草时,不小心将一种带毒的蜱虫吸引到了皮肤上。这种虫子,因气候和种类而毒害不同,有的能严重侵害大脑和内脏。所以,有花园的人,都被告知要穿长裤,如果身上爬上了蜱虫,则必须立刻到就近的医院,医生会用专门对付蜱虫的夹子拿下它。可怕的是,这种虫子的数只腿会像钩子一样,慢慢地扎在人的皮肤里,而且将毒素迅速排放到人体中。所以,医生拔虫子时,若虫子的一只腿留在皮肤里,就须立即做小手术清除,还要注射或服用抗生素。

那天,皮肤一发痒,我就看见自己裸露的肩膀上有一只小虫子。因为被警告过,所以,我立即开车去私人医生的诊所。

这天恰好是星期五,而且已过了下午3点。这个时间,几乎所有的私人诊所都关了门,我是心怀侥幸赶去的。

果然,门是开着的,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喊了一声:“有人吗?”楼上传来女医生动听的声音:“我正在消毒器皿,请上来。”楼上有三间诊室,医生常常在那里为病人看病。

在这炎热的夏日下午,医生满头大汗,她请我说一下自己的病情。我说没有病情,是险情,然后把肩膀给她看。

她二话不说,立即取出镊子和放大镜,打开一种奇亮的聚光灯。拔出来的时候,虫子竟然还活着,只是一只腿断在我的皮肤里。医生赶紧为我注射麻药,做了刊、手术,取出一个小黑点儿。继而,她又为我开了药方,并说今年夏天过热,而且潮湿,不少有私家花园的人家都纷纷跑到她这里拔虫子,所以得小心,尤其是小孩子。然后,我谢了她,她祝我周末愉快。我走人。

出来看表,足足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的私人医生依然没有下班。我有些感慨医生的职业,就像她诊所里到处贴着的小标语:医生无界!人道主义!

真正使我们最终成为朋友的,是各自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同一个游泳俱乐部,家长通常在游泳池的咖啡馆里一边喝下午茶,一边等孩子,还可以透过大玻璃窗观看孩子的游泳课程。有一天,我正聚精会神注视泳道上自家的孩子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您好!程!”我一看,居然是我的私人医生。

这下子,我和医生是彻底熟悉了,而且称呼从“您”改成了“你”。这在德国是极其讲究的。

有人说,如果一个女士年轻漂亮,那么,她就拥有一半成功了,而后天的努力是成功的另一半;如果一个女士既漂亮又成功的话,那就该是完美的了。我的私人医生高查·珂丽就是这样的女士。

珂丽女士常开着她的小奔驰上班。如果在大街上看见她,你猜不出她是一个独立的医生,而只会以为看到的是一个美丽夺目的时尚女子。她的穿着现代而不失风格,琥珀色的眼睛里闪现着智慧的光芒。她说她和丈夫是跳舞俱乐部成员,常出席舞会。我相信她在舞池中,绝对是引人注目的美人儿。

一起喝咖啡时,我们各自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于是我知道,她是象棋冠军的女儿,可她偏偏做了与象棋没有任何关系的工作。她是柏林人,在东柏林那边成长。她父亲先是民主德国象棋冠军,然后是象棋报刊记者,母亲是办公室职员。

“我们家是无党派人士,远离政治。”珂丽说。她的口气让我想起很多从中国“文革”时代过来的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环境,当她决定上大学时,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医学。

关键是,她在柏林医学院读硕士、写论文期间,还爱上了比她大10多岁的指导老师。

师生恋之后,美丽的珂丽小姐幸福地结婚了,生了女儿,丈夫也荣升为教授。按一般的观念会说:女士,你该享受了!谁知,珂丽却又选择了深造。这似乎有点罕见。在这个国家,医生的太太常常是坐在家里享清福的,因为德国的医生和律师很富有,一人养活全家不在话下。

珂丽却不愿在家里当夫人,继续读了6年书,成了一个医学女博士,随后在汉堡等地医院一干就是5年。

缺医生是德国的现状。曾有一个产妇这样描述:她在医院里等孩子出生时,待产室里足有四五名要生产的妇女,却只有一个医生,而该医生已经上了12小时的班。如此疲惫地工作,医生怨声载道,病人也认为极不负责任。对此,德国舆论界曾多次呼吁解决,医生上街游行,要求减少工作量。“可是,医生就是如此缺乏。谁都说医生挣钱多,可是医生也是在拼命工作。”有一个医生曾这样无奈地对我说。

珂丽就是每天8—10个小时在医院里工作,急诊是常事,她几乎没有时间在家里照顾女儿。所以,当她生第二个孩子时,征得丈夫同意,她决定自己或者与另一个医生合作开诊所,如此,她就能有固定的时间一边工作,一边享受家庭生活了。

幸运的是,她找到了合伙人,成了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医生。

在诊所,一身素色的长衫,将她30多岁成熟女人的妩媚隐藏起来,那时,她是和蔼的医生,一个敬业者。有时,我还会在每周一次的自由市场碰见她,那时,她又是为家庭购买蔬菜的靓丽主妇。

像珂丽这样的家庭与事业都成功的女人,在德国微乎其微。德国女人一结婚生子,往往就事业中断了。所以,她们总是要在家庭、孩子和事业之间,做痛苦的抉择。既有好工作,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样的女人才是真幸福。

我的德国私人医生就是如此。（《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