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民主：生于独裁 死于选票

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

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

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

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

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是关系土耳其生死存亡的问题。--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

 

宣礼塔是我们的剑，

穹顶是我们的头盔，

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 

信徒们是我们的士兵！--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

2016年4月16日，土耳其进行了是否极大程度扩张总统权力的全民公投。目前，该公投的计票已经超过97%，赞成修宪的比例超过了修宪门槛的51%。尽管存在超过48%的反对票和反对派共和人民党对投票结果的拒绝承认，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依然致电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比纳利，祝贺并宣示了修宪公投的成功通过。

修宪内容主要包括：

（1）现行议会制改为总统制。

（2）执政实权从总理手中落入总统手中。

（3）总统由不可与任何政党结盟，也不可当党派领导人，变为可以参加政治党派。

（4）现行议会制下，22名最高法院成员中4名由总统指派，剩余由法官、检察官指定。而修宪后，13名最高法院成员中有5名由总统指派，其余由议会选派。

（5）颁布法令的权力由内阁落入总统手中。

 

考虑到从2002年起，埃尔多安就已经成为该国的实际领导人，在土耳其国内的权力基础根深蒂固，那么，此次修宪的成功，将使得埃尔多安获得匹敌于威权体制领袖的政治权力。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表明土耳其的民主体制，在其保护者军人集团走向崩溃之后，或将迎来自己的终结。

2015年底，埃尔多安为了给自己将总理总统职权合二为一的举措辩护，曾经引用了希特勒的例子，他声称“世界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公投）。历史上也有，如果你回顾一下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你就应该了解。”

这不由让人想起历史上的一次著名公投。在1934年，当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去世之后，身为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并没有重新选举，而是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让民众判断是否同意他当总统，由此终结了魏玛民主，并获得了超越体制极限的权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土耳其的现代化民主制度，即将被人民的选票所终结。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的现代化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建立，恰恰得益于一位独裁者的对现代化民主制度的痴迷。

 

回溯历史，就会发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主制度的缔造，实际上是该国国父凯末尔大元帅无视民意、独断专行的结果。

 

1923年10月，凯末尔宣布土耳其废除政教合一的旧体制，建立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却遭到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反对。他的亲密战友劳夫奥伊就此警告他，称：'对哈里发（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的热爱乃是我们的传统，废除这一制度，将会造成真正的灾难。'1924年，当凯末尔驱逐哈里发之后，立刻遭到民众的大规模反抗。1925年2月，土耳其东部各省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叛乱，要求土耳其实施政教合一的哈里发体制，这种暴乱一直持续到1927年才被凯末尔的血腥镇压所终结。

 

1925年9月，凯末尔下令包括宗教人士在内的土耳其人，禁止穿戴传统宗教服装。这激发了11月份的大规模骚乱，为此，凯末尔不惜对部分骚乱者施以绞刑，现代穿戴才得以在土耳其推广；1926年，凯末尔颁布了土耳其《民法》，规定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废除了休妻、多妻制度，这同样引发了大规模暴动和随后的残酷镇压；1928年，凯末尔不顾总理伊斯麦特·伊诺努（Mustafa ?smet ?n?nü）的疑虑，强行在6个月内实行了土耳其阿拉伯文字的字母化化改革。

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构建过程中的暴力和专断，凯末尔实际上心知肚明。1928年，凯末尔就曾对到访的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Amnull）说过，'改革的成功依赖于绝对忠诚的军队，没有我的士兵，就不会有现代土耳其。'

1928年，凯末尔（左二）迎接到访的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右一），希望后者审慎的处理国内的现代化改革。事实上，后者的改革随后遭到了激烈反对，并遭到了罢黜

 

事实上，在土耳其的现代化民主制度构建过程中，是独裁者凯末尔本人的强大政治意志，而非土耳其国民的意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去世之前，面对土耳其国内的恐慌情绪，凯末尔公开要求他的军人部下们必须尊重大国民议会的普选制度，并坚持通过选举，而非自己指定的方式来确立下一任领袖。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凯末尔先后在1915年的加里波利（Gallipoli）、1921年萨卡里亚河（Sakarya）和1922年杜姆卢珀纳尔（Dumlupinar），以弱胜强击败了西方军队的入侵，挽救了自己的祖国，这些史诗般的胜利赋予了凯末尔民族英雄的传奇威望和绝对忠诚的军队，使其能够以无可置疑的独裁权威来施行自己的改革，并战胜根植于土耳其国民内心之中的宗教本能。

 

奥地利雕刻家海因里奇制作的胜利纪念碑，象征着凯末尔大元帅杰出的军事才干和震古烁今的赫赫战功

但是，凯末尔的权威是罕见的，他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民主制度的热情更是不可复制。与之相应的是，作为凯末尔试图打倒的宗教力量却对土耳其的国民具有永恒、稳固、且强大的政治感召力，宗教的力量源于信众们发自内心的本能热情，其吸引力赖以维系的成本是如此的低廉的，几乎永远不会枯竭；而世俗理想的政治权威与道德亲和力却需要耗费世俗的力量，不是昂贵的军备就是无尽的福利。因此，世俗的政治权威如同坚石一般，虽然看起来强悍，却终究会在流水的持续冲击下支离破碎。

 

这就意味着土耳其民主制度的捍卫者们，几乎永远不可能通过他们所捍卫的选举制度战胜宗教对民主的侵蚀。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凯末尔最忠诚的继承者——土耳其的世俗军队，为了保全凯末尔的政治遗产，不得不先后五次以背弃民主的方式发动军事政变。然而，无休止的军事政变，本质上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绝望的呐喊，因为这种政变本身就意味着对民主制度的背叛，只能不断消耗凯末尔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资产，并引发各方的反感。最终，当2016年7月土耳其的军人再次拿起武器，试图捍卫凯末尔的政治遗产之时，却被高喊着宗教口号的土耳其民众们轻易击溃。

 

实际上，土耳其现代民主制度的崩溃，并不单单是土耳其的政治宿命。1991年12月，当阿尔及利亚实行选举之后，该国的激进政治势力伊斯兰拯救阵线党取得胜利，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取消选举，阿尔及利亚随后进入了长达11年、死伤数十万人的内战；2005年4月，当伊拉克实行选举之后，该国的政治权力逐渐落入什叶派宗教领袖的手中，这导致该国的教派冲突和伊斯兰国的崛起；2012年，当埃及开始实行选举之后，该国激进政治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取得胜利，这引发了该国的持续动荡。

 

事实表明，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在中东地区是极其脆弱的。那些源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在普通的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埃及和伊拉克民众的心中，既缺乏文化合理性，更不具备道义基础，在丧失刺刀的威慑之后，也终究难以长久。就像历史所验证的那样，强大的苏联哪怕是破产，也不曾在阿富汗成功构建一个共产主义模板；无敌的美国人几乎耗光了国库，却依然难以在伊拉克培植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同样，凯末尔主义曾经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一旦丧失了军队刺刀的保护，在宗教的力量面前，也总有一天会褪色。

 

这些令人唏嘘的结局，并非现代化政治力量本身的虚弱。而是因为，-刀剑、金钱力量强大的背后是短暂而脆弱，宗教和文化的本能却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势不可挡。毕竟，手握刀剑的双臂终有一天会疲惫，但内心的本能热情却能够历久弥新。

强横无匹的蒙古伊儿汗国，不论其开创者旭烈兀如何敌视伊斯兰教，但终将会臣服于安拉的意志——统治中东地区的蒙古四大汗国之伊尔汗国末代帝王努失儿完Anushirwan，与元顺帝同一时期在位，但从举止穿着到饮食习惯已经完全伊斯兰化

'我卑微的身躯总有一天会倒下，但现代化的土耳其共和国终将永世长存！'——凯末尔。1938年，凯末尔大元帅去世。平心而论，这位土耳其大元帅不但是二十世纪最顶尖的军事统帅，也是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然而，一个政治家的雄心又怎能抗拒先知穆罕默德的伟力？

 

那位伟大的土耳其国父，曾经这样表达过对现代化民主制度的眷恋，'我卑微的身躯总有一天会倒下，但现代化的土耳其共和国终将永世长存！'令人遗憾的是，构建现代民主制度的伟人意志，终究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蚀。在宗教本能热情永恒的冲击下，土耳其民主制度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毕竟，她的出现纯属奇迹，她的毁灭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