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有没有银票？

韦小宝真的可以从怀里掏出一大叠银票吗？

吴钩

金庸的其他小说极少写到银票，但在《鹿鼎记》里，银票成为最具杀伤力的“武器”，韦小宝的怀里每天都揣着一大叠银票，行贿时掏出几张，不管是宫中太监，朝中大官，还是江湖好汉，几乎没有一个不被银票降服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韦小宝生活的清代前期，哪里有什么银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行银票的票号呢。

中国第一家票号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清代道光初年（1820年之后），比韦小宝时代晚了一百五十年左右。这第一家票号，叫做“日升昌”。投资人（财东）为山西平遥商人李大全，创始人兼总经理（大掌柜）为雷履泰。日升昌成立之初，“资本仅三十二万两，不数年间获利巨万”，其他经营绸缎、布匹、茶叶、杂货等业的山西商人，见票号有利可图，也纷纷投资金融业。

票号最核心的业务是你存入多少两银子，我给你开一张存据，这存据就是银票。由于票号对银票的兑现采取“认票不认人”的原则，即某票号发行的任何一张银票，不管任何人持有，都可以到该票号的所有分号兑换成白银。银票因此获得了流通的功能，人们都将银票当货币使用。

山西票号信用极好，在晚清迎来发展的辉煌期。庚子事变期间，北京的山西票号遭受乱民洗劫，连账簿都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票号便无法核算存款数目，也难以核对储户资料。但山西票号还是决定：只要储户持存折到票号，便可立即兑现存款，不用核实账目余欠，也不管银两数目多少。

山西票号虽然因此损失惨重，却借此树立起响当当的公信力。经历过此事的“尉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后来回忆说，“至是之后，（票号）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可信，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山西票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

我想说的是，票号的辉煌期、银票的兴盛期，是在晚清。韦小宝要生活在清代中后期，怀里才可以装上一大叠银票。而在“日升昌”票号出现之前，至少从史料方面来看，中国是没有票号的，当然也就没有相当于货币的银票。我们看明代至清初的小说，也从没有人提到银票。

不过晚明时候，倒是出现了一种“会票”，会票可以说是银票的前身，但会票的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完全当货币使用。总而言之，那种可以像货币一样使用的银票，韦小宝时代是见不到的。

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前期（韦小宝生活的时代），人们的日常琐碎交易一般都是使用铜钱，佐以碎银；大宗交易则用银锭。但以白银为支付工具，使用起来的麻烦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不但因为白银沉重，异地搬运困难，而且，白银在中国基本上都是以称量货币的初级形态流通于市场，明清政府似乎一直都未曾设想将白银铸成规定了面值的银币、银元，以政府信用发行，直至清末时才出现光绪银元。

作为没有完成标准化的称量货币，有一个天然的缺陷：交易时需要鉴别银子的成色、称量银子的重量。一些私铸者在银子中加入锡、铅等普通金属，冒充足银。高纯度的银锭在熔铸—冷却过程中，会形成水纹一样的纹理，因此称为“纹银”，但市面上许多“纹银”却是伪造的，给交易造成了额外的麻烦。就算不计较作伪的问题吧，由于铸造技术与衡器本身的原因，民间各个炉房、银号各行其是私铸的银锭，成色与重量都不一样，号称足银的未必就是足银，号称十两的也未就是十两。交易的时候，还得验看、衡量。

而且，各地、各行业用于衡量银子重量的衡器标准也不统一，比如在湖南号称“一两”的足银，按清代的国家库平，却只有八钱一分一厘七毫。因此，在大宗交易中使用白银结算，实际过程非常复杂，不但需要验看银子成色，称量银子重量，还要换算量衡标准。如果是长途贸易，更加麻烦，需要使用人工将沉重的白银从一地搬运到另一地，为了保障途中安全，又需要雇请保镖。

假如这个时候出现了以白银本位的银票，或者国家发行标准化的银币，那么这些额外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然而，从晚明至清代前期，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成为通用货币之后，居然没有出现使用起来更便利的银币或银票，所以我对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对“康雍乾盛世”的商业发达程度，是非常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