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到宗的转变，出现在唐朝，这个转变的真正原因是帝王谥号的腐败和滥用造成的，庙谥是指庙号和谥号。在中国古代这两样东西流行了几千年。庙号是一个君主（包括国王，皇帝等）死后进入太庙接受子孙后代和天下臣民的祭祀而上的名称。其名称都有一定的寓意，譬如我们常见的太宗即有“克启千祀”之意。但庙号并非每个君主都能获得。它是伴随着太庙制度而来的，按规定要有一定业绩的君主才能进入太庙，即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譬如汉高祖，唐高祖等开国之君才有此殊荣。那些没有功业或行迹太劣者则没有。谥号，是一个人死后，对其生前言行的一种评价，或褒或贬，皆有一定的谥法。《大戴礼记》云：“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乐记》云：“闻其谥，知其行”，《五经通义》曰：“善有善谥，恶有恶谥，以为劝戒也。”同时谥号并非君主所专有，而庙号则是君主所专有的。作为君主，则基本上都有谥号（除个别亡国之君外），并且还有一定的寓义。譬如常见汉文帝之“文”，即有“经天纬地、道德博闻、修德来远”等八种释义。这些庙号和谥号可以从侧面看到一个君主的情况。
汉朝四百多年中，共有23个皇帝（不包括新莽和更始帝）。其中获得庙号的只有七个，西汉四个东汉三个，足见慎重而并不滥用。这七人分别是刘邦（太祖）、刘恒（太宗）、刘彻（世宗）、刘询（中宗）、刘秀（世祖）、刘庄（显宗）、刘炟（肃宗）。这七个人中尊为祖的两人，两汉各一人，分别都是开国之君，基本上贯彻了“祖有功而宗有德”的习惯规范。庙号之滥，在唐代才发生大变。庙号到了唐朝以后，则违背了它的初衷，成了给皇帝装点门面和歌功颂德的工具了，除了亡国之君，人人都有庙号了，这样唐以后的皇帝都可以叫祖、叫宗了。
同时，唐以前帝之谥号多数为一字，少数为两字，这样叫某某帝是很方便的。例如西汉到隋，共有78个皇帝（不包括北朝诸君），复谥的人仅为五人，即汉光武帝，晋简文帝、宋孝武帝、晋孝武帝、梁简文帝。考其原由，多因帝王太多，谥字有限，谥字若有重复，在当时是以为不好的，自唐以后，皇帝之称由帝易宗，也与谥号太长，不便称呼有关。自唐以降，谥号遂滥。字数几倍于前，徒欲以此争慕虚荣。唐初诸帝的初谥，与前代一致，揆之西汉，高祖大武皇帝，太宗文皇帝，高宗天皇大帝，中宗孝和皇帝，除高宗不符谥法外，其余似无不妥。至高宗为高祖、太宗加谥，遂掀加谥之风，至玄宗时最终形成了后世的文字繁多的谥号。变数千年谥法之局者，为唐玄宗。譬如唐太宗，初谥为文皇帝，本已为天下第一等谥，而后来妄加至“文武至圣大广孝皇帝”，反掩其美矣。之后谥义愈美、谥字愈多。宋神宗至20字、清太祖至25字，余皆七字、八字不等，一二字为谥者遂鲜矣。唐以后之宋，基本沿唐制不变，且加谥字之多，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亡国之君的宋徽宗的谥号是“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文字之美，那里看得出是个亡国之君呢？
不过明清时期帝王称号又有小的变化，唐宋之时的谥号，谥字多，且每个字地位相同，不分主次。这种情况到明朝时发生了变化。明清的谥号对此做了一个改革，在众多的谥字中分出主次。即多字的谥号，前面的字都是修饰，最后一个字才是主谥。例如明太祖史书都通常称为太祖高皇帝，他的全称则是：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经过这次的改革，解决了唐宋时期谥字太多，不便使用，反而使帝谥不彰的矛盾。从明以后，帝谥又成为可以经常使用的了。但明清时期，对皇帝的称呼多用年号代称。例如一般清代史籍上所说的高宗纯皇帝，你也许觉得陌生，其实他就是你再也悉不过的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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