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而不私的范纯仁

范纯仁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之子，在父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熏陶下，自小就胸怀大志，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人处世更具名士风范。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两度拜相，身居要职，与朋友交往，崇奉“君子之交淡如水”，凡事皆以民意为先、国事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私利恩怨，他自我总结道：“吾平生所学，得之中恕二字，一生用不尽。”纵观范纯仁的为官沉浮，大都处在北宋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中，但他从不搞小团体、小圈子，而是坚持正义，做到了朋而不党，友而不私，连司马光都自叹弗如，称“公直不如范纯仁”。

范纯仁虽有一肚子才学，但范氏家风规定父子不能同朝为官，恪守孝道的他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出来做官。宋神宗即位后，求治心切，希望能成就一番事业，他很赏识范纯仁的才华和人品，委任其为同知谏院兼修起居注。范纯仁以御史身份进谏，又随从皇帝出入，侍立君侧，尽管地位十分显耀，但他公忠体国，敢于直言，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得到皇帝赞许。这时，受到皇帝器重的王安石由江宁知府诏为翰林学士，他也很赏识范纯仁这个名门之后，两人有了一定交情，相处得很愉快。在范纯仁眼里，皇帝进用王安石，与士大夫相庆，这是明君所该做的，所以他“赞陛下行尧舜三代之政”。然而，这一切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改变。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求速致太平之效。随着新法推进，范纯仁看到的是欲速则不达的弊端，还有新党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甚至不择手段的现象。道不同不相为谋，范纯仁丝毫不顾及与王安石的私交，连续上奏弹劾。踌躇满志的神宗皇帝听不进一点异见，根本不予理睬。这时，王安石倒想拉拢范纯仁，提拔他为知制诰(皇帝秘书)，却遭到范纯仁严词拒绝：“我的话能得用于先生，比我得份美差更好。”他不但不想傍王安石这棵大树，还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抨击。王安石恼羞成怒，请求皇帝将其贬谪外地，君主二人也好耳根清净一些。最终，范纯仁被贬出京城，在地方一干就是15年。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实权掌握在保守的皇太后手里，于是，起用保守派司马光为相。范纯仁的命运再现转折，因为他和司马光是儿女亲家。司马光上台后，火速在朝中安插自己的势力，想尽快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便向朝廷推举范纯仁为右谏议大夫，遭到改革派的坚决反对。鉴于与司马光的特殊关系，范纯仁也觉得这样做不妥，推辞不就，只答应回京给小皇帝当老师。

很快，司马光开始了对改革派的报复行动，凡是王安石支持的，他就反对，并在朝中对改革派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史称“元祐更化”。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与旧党撇清关系唯恐不及，然而，令司马光大跌眼镜的是，受他鼎力推荐才得以回京的亲家范纯仁，这时却站出来反对他。范纯仁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弊端丛生，但也有可取的地方，不能因人废言，而且新法已推行多年，不可骤然废止。有人开始规劝他说：“你被贬谪外地，被人压制多年，好不容易得到司马宰相的举荐回京，可千万别违拗人家的好意啊!”范纯仁义正词严地反问：“如果为了名利讨好司马宰相，那我当年还不如迎合王安石呢，岂不早就富贵了吗?”范纯仁与司马光的分歧越来越大，于是，再次被朝廷冷落，1089年，被贬为颍昌府知府。

宋哲宗亲政后，司马光一派失势，哲宗诏范纯仁回京，再度拜相。范纯仁坚决反对朋党之争，以年届七旬之躯，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不顾家人跪地劝阻，上疏反对宰相章惇打击元祐党人。结果被判与旧宰吕大防同罪，贬谪永州。到了永州没多久，儿子范正平打听到，父亲的老友韩维因上书申辩曾与司马光有隙，而被免除处罚。劝父亲也摆出之前与司马光相争的历史，以求赦免。然而，范纯仁却不给自己机会，制止道：“与其有愧而生，不如无愧而死。”

范纯仁起起落落的一生中，光明磊落，真正做到了父亲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人境界。他一生交游广泛，有同年、师生、世交、同僚等不同社交圈子，仅在他的诗集中就涉及两百余人，他却始终不党不私，持正公允，彰显了一代名士风范。

（作者：赵威；内容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