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梅（1909年4月至1954年9月），男，汉族，名云彰，又名云鹑，号升湖，字少梅，以字行。生于湖南衡山的一个书香之家，自幼随父学习书画诗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5岁加入金北楼、陈师曾等发起组织的“中国画学研究会”，17岁成为名噪一时的“湖社画会”之骨干，22岁主持“湖社天津分会”，成为津门画坛领袖。1930年他的作品获“比利时建国百年国际博览会”美术银奖，以后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成为京津一带颇有影响的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美术学校校长。
陈少梅 - 作品特色
陈少梅早期的作品，尚能见到三十年代所画的部分山水和仕女。山水还处在仿古阶段，如仿郭熙《松溪泛棹图》，完全掌握了郭的绘画特点和笔墨技法，“郭熙山水，其山耸拔盘回，水源高远，多鬼面石、乱云皴、鹰爪树，松叶攒针，杂叶夹笔”，及以弧形线条勾勒山石轮廓等等特点，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影响着他的画风。有时，他又将郭熙的鹰爪树、山石笔法与马、夏的斧劈皴揉于一纸（如一九三三年的《雪景山水》）。有时以郭熙的笔致与青绿重彩相结合（如《江畔山居》），这都可以看出他的变通和融合过程。现在所能见到的几幅早期人物画，多为仕女、高士，受仇英、唐寅影响较多，画风柔秀淡雅。他常将人物置于山水、园林之中，既增加了情趣，也发挥了他擅画山石竹木的特长。三十年代的陈少梅，主要是从“北宗”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艺术个性。
进入四十年代，由于卖画生活的影响，他的选材仍然限于山水和历史人物，但是画风有了新的变化，艺术技巧也益臻成熟。山水已渐渐脱去郭熙的痕迹，更倾向于马、夏和浙派画风。人物工如仇英，放近吴伟，无不精能。因其山水必有人物点缀，人物画必有山水环衬，所以，他能在山水与人物的结合中把各种不同的表现方法冶为一炉，并根据题材和情感的要求，创造了谨细、清秀、粗放等不同的艺术面貌，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谨细者，以《西园雅集图》和《桃花源》为代表。《西园雅集图》作于一九四五年，是一件大幅工笔山水人物画，描写北宋时画家兼文人的苏东坡、李公麟、米芾等人在王诜家聚会的情景。当年，李公麟即绘有《西园雅集图》，但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南枕头画家马远也画过一件同名长卷。他没有把这一故事局限于王诜的家园，而将那些赋诗、作画、弹琴、题壁、问道的文人置于近乎大自然的环境里，以衬托文人志在山林的情趣。就形式而言，他以鸟瞰的构图为文人画家们提供了可游的深远空间，并将仇英秀雅纤丽的笔法与夏圭劲爽刚健的小斧劈皴交互使用，整体淡彩中局部辅以重彩，形成了一种秀逸而不媚弱、清劲而不霸悍的格调。
与《西园雅集图》同年所作的扇面《桃花源》，是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作，他在区区小扇之上，同样以鸟瞰视法展现了广阔的空间，仔细把玩，右下角岩下溪中泊一叶渔舟，往左往上便是横互在桃花源头与那世外村舍上的人物，显然就是文中的那位渔人，他刚刚穿过岩隙正执着地前行。扇面上部深远处即是那“土地平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境界了。读此画，如身临其境，也仿佛随同那渔人一起弃舟登岸，穿林过山，奔向那无纷乱之争的世外桃源，心境亦会为之“豁然开朗”。睹此，我们不能不佩服画家构思和布局之巧，竟那样贴切地将语言艺术转换成了视觉形象，那样自然地体现了中国山水画可居、可游的审美特点，并那样巧妙地通过画面或紧或疏的安排，不仅与渔人也与观众由惊异而豁然的心理取得了共鸣。另外，我想，当时，在日寇铁蹄下的一位画家，选取这样的画材不是没有想法的。它很可能借此说明身隐囹圄而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希望人民能过上桃花源般的安静生活，从面临的战乱中得到解脱，它反映了画家这一善良愿望。《桃花源》虽然只是件很小的扇面，但从创作态度和构思技巧来说，足可称为陈少梅的一件精品。一九四七年，他再度以此为题，作《桃花源诗意长卷》，在另一种章法里把我们带入了那诗的境界，不仅章法更加奇异，语言更加熟练，他那借古喻今的艺术思维方式也进一步趋于高妙，“想得耕田并凿井，依然淳朴太平民”的人生理想是益加深沉了。
四十年代，陈少梅还创作了一批格调清秀的人物画作品，《采菱图》、《芦汀渔女》即属此例。《采菱图》作于一九四一年，表现了一位水乡妇女驾舟采菱的情景。中部画一株枝条秀美拂垂水面的秋柳，右下、左上芦草坡角映衬，加以水墨淡彩，交织出一首采菱的清歌。右上题七律一首：“苕溪秋高水初落，菱花已老菱生角。红衣绿髻谁家娘，小艇如棱不停泊。月落青山起暮烟。湖海十里镜中天。清歌一曲循归路，不似耶溪唱采莲。”此画以秋景点缀，仿佛笼罩着一股淡淡的哀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就其山水技法而论，由于题材和情思的特殊性，处理得比较柔秀，它们虽然都有马、夏和浙派山水画家关于处理的墨色韵律，常常在州头、坡角形成墨色浓度的焦点等特色。然而又不似前人那样刚硬乃至霸悍，这是经过作者的个性消化过的艺术语言。
陈少梅四十年代的作品，还有一种较为粗放的意笔，这显然是他在笔墨成熟以后放笔直干的一种变格。人物如《东方朔》、《达摩》等笔法率简，有吴伟、张路遗风，与他所画仕女迥然不同；兼及山水、人物者，如《风雨归舟》（一九四一年，又称《江风海雨》），得益于古代浙派大家健拔劲锐之力，其技巧绝不在古人之下，他在题记中说：“郁郁勃勃觉江风海雨瑟瑟生指腕也”，并非虚语。更加简炼些的《秋山赏云》（又称《琴罢赏秋》），人物视线投于飘渺空际，尽得画外之画、诗外之诗的余韵，均可见其一番超俗之心。直到五十年代初，这种清逸心境仍有表现，如《观瀑图》，石用大斧劈皴，苍劲泼辣，松用中锋笔，劲如屈铁，水纹则流动似狂草，观画如闻瀑泄浪激松鸣之声，在此自然之仙李白呢，还是词人苏轼呢？如果我们广义地认识“画如其人”，那么，艺术家对于某种形式风格的偏爱，也无不透析出他的气质和精神面貌。由此，也可以说，这种粗放的意笔，流畅的气韵也体现了青壮年时代的陈少梅在那污浊的社会氛围中，对于生命力的渴求。
在吴派艺术走向下坡路的情况下，陈少梅传浙派薪火，对于继承和发展浙派艺术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体现了欣赏趣味的一种除旧更新的规律，他当时的局限是还没有最终跳脱传统的范畴，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诚然，艺术的欣赏有传统的继承性，如同京剧的传统剧目一样，山水、花鸟、古装人物等传统艺术样式也会世世代代传下去，并对后代提供它的艺术价值，借古人之形言今人之意也仍然是一条艺术思路，但它毕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相应地发生变革，因为艺术最根本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否把握了时代脉搏，反映了时代精神。这个命题，陈少梅如同一大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画家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真正踏上这一新的探索途程。
五十年代初，陈少梅曾游京郊各地，在此期间产生了一批新作，从意境、笔墨、章法来看已脱去古人成法，逐渐化成了自己以细密秀雅为主调的艺术语言，有的以完全崭新的面目表现了现代生活。如《江南春》，作于一九五三年，为细笔青绿山水，近景是莲叶初露的水塘，高远处是葱翠的春山，中景绿柳掩映着农田、村舍，点以插秧的农民，一前一后往田中送饭的小姑娘和老奶奶。这是一幅比较完美的新农村风景画，此画大量地运用了小而密的苔点，谨细秀丽，新颖可观。《小姑山》亦为一九五三年所作，这是一幅很可爱的写生画。画中圆如樵髻的小姑山屹立江心，半山有小姑庙，山顶有梳妆亭，右有彭郎矶与之呼应，仿佛他在作画时脑际始终萦回着民间关于小姑与彭郎的传说。他用墨赭细笔勾皴山石，以花青细笔密点丛树，山石尽以赭石染出，画法新颖，画风明净雅致，极富装饰趣味。这些艺术处理手法，和四十年代的作品有一定的联系，但整个情调却比《西园雅集图》和《桃花源诗意长卷》更亲切温馨，因为它来自作者自己的生活感受，来自作者自己对美的发现，是他自己独到的艺术符号。
由于新生活的启发，陈少梅的人物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三、四十年代，他主要画仕女、文人学士和神话人物，惟有一九四八年所作之《卖饼儿》等少数作品为现实中人物，并题以“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的诗句，这令人心酸的卖饼儿题句道出了贫苦人民的心境。五十年代，他除致力于山水画的创新以外，也开始了现实人物画的探索，创作态度非常认真。如《浴牛图》，表现了翻身后的农民对牛的惜爱之情。图中牵牛的农民的背影和牛都画得自然生动，认真严密。画面右上角垂下的那一组柳丝，穿插巧妙，笔法干净利落，既点出了初春的季节，又从形式美的角度使此图大为增色。由此我想起了画家夫人冯忠莲所说的一件事，她说：“陈先生口袋里经常揣一个小速写本，发现了好看的树，就用铅笔把它勾下来。如果和他一块出门，他常常走着走着就不走了，准是前面又发现了入画的事物。”我想，这组绝妙的柳条，不仅因为画家懂得平面构成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源于大自然。
陈少梅上承马、夏、郭熙、浙派戴进、吴伟衣钵，兼师周臣、唐寅、仇英，一生转益多师，能工能简，水墨与重彩并长，山水、人物、花卉和书法均有一定造诣，为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同时我认为，马、夏也好，浙派也好，他们的表现技法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笔墨的造型意义多于笔墨的书法趣味，陈少梅由此转入表现当代生活无疑是较为便当的。他沿着自己选定的路子诚挚地探索着，终于把那几欲断绝的薪火重新点燃起来，形成了自己寓柔于阳刚的清劲画风，于艺坛独树一帜。
陈少梅在继承传统方面是集大成者，他心怀虔诚地对待所有优秀绘画传统，以北宗为体，以南宗为用，以北宗蓄其势，以南宗添其韵，博采众长，擅长山水、人物、走兽，工写兼长，传统功力深厚。他的山水画和人物画成就都非常高，在艺术上继承了郭熙、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唐寅、仇英等人的绘画风格，豪放处有戴进、吴伟之风，但无粗糙的习气，精细处与周臣、唐寅相近，笔墨潇洒而不失法度，艺术面貌渊穆清华，洋溢着和谐的节奏与优雅的韵律，形成了自己清逸淡雅、寓柔秀于阳刚的清劲画风，于艺坛独树一帜。尤其是他的人物画更为人所推重，张大千先生曾称赞陈少梅的人物画“衣纹有宋人风格”。
陈少梅辞世已四十余年，画界无不为他英年早逝而惋惜。如果天公识人，假其高寿，这位具有深厚的传统基础又找到了艺术新途正在向着新的高峰攀登的丹青妙手，必将对中国艺坛有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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