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万年以来，人类到底想要什么？
“集体的想象越发达，个体的苦难越深重。”
灵魂发问：
为什说会讲故事、听故事成为人类早期最大的优势？
农业“革命”为什么是“最大的谎言”？
为什么说世俗权力、宗教和资本主义依次接过推动全球化的号角？
现代科技是如何“消化”通货膨胀的？
难道只有我好奇人类的祖先经历了什么吗？
有本“奇书”，11年前横空出世，一经出版，就火爆全球。豆瓣评分高达9.1，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全球畅销3500万册，拥有诸如奥巴马、比尔·盖茨、《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内的铁杆粉丝，它就是由以色列青年历史学鬼才尤瓦尔·赫拉利写出的《人类简史》。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人类逐步提升物质生产力、从分散到走向融合的历程，他用这本四十万字的著作，尝试回答了一个深刻而抽象的问题：人类是怎样走到今天的？
这是笔者第三次看完本书。还记得第一次读完这本书是在2018年的冬天，那时大四的我正一边在台北做交换生、一边准备出国的雅思考试，每天清晨起床后，我总在食堂外的长条凳上坐着看书，有次看这本《人类简史》入迷，竟直接来到了中午——其可读性之强，可见一斑。
现代人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太敏感的执着于自己一城一池的小小世界：考试没过、工作失误、与恋人分手，总觉得天就塌了、人都没了，但如果以250万年的岁月长度观察人类这个物种，我们会发现自身的“惨痛”遭遇在智人蜿蜒曲折的文明演化进程上不值一提，甚至有些可笑：就好像追日的夸父在奔赴大泽的路途中将要渴死，而你却还在纠结喝哪个牌子的可乐。
话不多说，马上发车。
宇宙开始于135亿年前的“大爆炸”，从此我们拥有了衡量岁月的时间。大约7万年前，一种隶属于“智人”（Homo sapiens）开始开创一种后来被我们称作“文化”的生物架构。
远古时期的人类没有什么不同，与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同属“人科”，最早从250万年前的东非开始演化。在200万年前，这些远古人类离开非洲，足迹踏遍北非、亚洲、欧洲和美洲各地，他们有的变得高达凶猛，比如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有的变得矮小黝黑，比如印尼爪哇岛的梭罗人。对人类演化的“线性假说”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地球上从来都不止一种“人”，而是百花齐放，直至形成今日丰富多彩的人种体系。
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有着远超“正常比例”的巨大脑容量。250万年前，远古成年人类的平均脑容量大约是同等重量哺乳动物的3倍，至于现代的智人，已经达到6-7倍，高达1200-1400立方厘米，巨大的大脑带来“高智能”，让我们虽然打不赢魁梧的大猩猩，却可以解开复杂的微积分。除此之外，人类可以直立行走，这解放了双手，为制作、使用工具和火创造了条件；人类幼儿的发育极其缓慢，这决定了独身的母亲很难仅靠自己养活孩子——大家结成部落、形成精密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大脑二次发育帮助人类习得社交技能。
聪明的大脑、灵巧且会使用工具的双手、大规模的社交协作，帮助人类逐渐爬向食物链顶端。环顾四周，狮子老虎已经不在话下，智人们互相打量，开始了关键一步:“认知革命”。目前普遍认可的理论认为，某次突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大脑内部的连接方式，他们开始以语言沟通捕猎、采集和部落内的人际八卦，然而，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描述那些也许也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比如传说、神话和宗教。
不要小看这些看似虚无的共同信念，因为正是这些抽象物构成了智人的集体认同，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与陌生人开展合作，创造出远超其他动物的璀璨文明，比如为了法老的荣耀修建金字塔，和为了上帝的荣耀远征东方的十字军。研究证明，在150人的小范围内，我们可以构建无须法律和规则的熟人社会，比如只靠互信就可以维持的原始村社、小型家族企业、有着100人兵力的一个连等，但一旦超过这个门槛，比如超过百万的波斯大军、人口上亿的罗马帝国，就需要一套令人信服的虚构故事来维持秩序了：两个波斯士兵，即使战败也不敢落荒而逃，因为他们知道“后退者死”的军中纪律；一个高卢行省的罗马公民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偷窃另一个亚述行省罗马公民的财物，因为他知道帝国保护自由民的私有财产。尽管：“波斯军纪”和“罗马法”二者只是上层精英的抽象建构物，但仍然影响着人民的行为规范。
以美元为例，你愿意接受实际上毫无意义的纸钞，是因为你相信为之背书的国家信用主权；就算把世界上所有美钞全部烧掉，把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总部大楼推倒成平地，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价值依然存在，只要重新找一个印刷厂，又能源源不断的印刷出崭新的、印着富兰克林头像的绿色的现钞，就算是最反美的古巴大毒枭也会乐于承认它的购买力。
美元的意义不在于任何实体，而在于每个人类心中对于美元货币霸主的牢固信念。出众的叙事能力，是将原本一盘散沙的人类社会凝结在一起的法宝。从“认知革命”开始，对于人类而言，世界一分为二：一是狮子大象、河流森林这些具体的客观实在；二是法律、基督教、私有企业这些抽象的主观构造。在后者的“指引”下，大规模的人类集合在一起，创制出无比复杂精妙的上层建筑，民主制、共和制、私有制、公平贸易原则代代流传，共同的抽象认知成为人类思想、维持社会稳定、制度代际传承的文明之锚，如此密集的能量互动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可能，当然，这是后话了。
“认知革命”带来的动听故事，实际上也是人类精英维持统治的“精神鸦片”。伏尔泰曾说：“这世界上本没有神，但请别告诉我的仆人，以免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由于这种宏大叙事的建构性，人类秩序其实随时有着崩塌的风险。为了维持这种“想象”带来的统治红利，历代君主、宗教领袖、民选总统让法庭、警察、军队、监狱不分昼夜地运转，以垄断暴力为根基、以言之凿凿的意识形态宣传为底座，比如1776美国的《独立宣言》，保障的本质上只是白人成年男子的自由平等权利，将妇女、儿童和黑奴排除在“天赋人权”之外，却将这种不合理包装为“上帝意志”和自然法则；虔诚的印度教徒坚信婆罗门创造出的种姓制度，尽管刹帝利和首陀罗之间并无实质的生物差异。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统治阶级通过灌输叙事，人为制造了阶级、歧视和等级，但也带来了法律、秩序与安全。
作者赫拉利接着放入一个插曲，写了一部分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论述。他说，在智人的历史上，先是经历了几十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又从2万年前起，开始过起了定点务农、畜牧的生活，而直到200年前的工业革命，我们才逐渐来到工厂的流水线，乃至窗明几净的办公桌前，很显然，现代的谋生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好像一瞬间的事情。但人类的各种心理和社会特征，其实早在几万年前就已根据当时的环境完成了形塑，虽然茹毛饮血的环境与如今丰富的物质生产、发达的医疗条件格格不入，但人类仍然在用一套落后的“思维装备”来打“进化过”的怪物。比如所有人都无法拒绝高热量甜食，比如冰激凌，因为在远古时期，不节制的摄入糖分可以增加个体存活的概率，这种惯性思维（或者说“饥饿记忆”）延续至今，成为现代人“贪吃”的深层次基因原因。
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农业发明之前的原始社会实际是富裕而轻松的（详见之前解读过的《工作的意义》）。现代的发达工业社会中，平均每周的工时是40-45小时；但远古的狩猎者，即使是住在贫瘠的沙漠地区，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45小时，而且不用做家务、不用付账单，采集的劳动过程丰富有趣，远比如今每天穿过被污染的城市街道，麻木的站在一台机器边长达十小时保守心灵折磨要令人向往。远古人类的饮食结构非常多元化，比之后仅以精碳水谷物为生的农民要健康很多，尽管如此，仍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动了人类从居无定所的采集社会走向定居、春耕秋收的农业形态，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这部分的内容。
在经历了250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后，中东、东亚和中美洲的人类巧合似的同时走向定居，并努力培植可食用的植物，以及驯化家畜，结束“危险”、“不稳定”而风餐露宿的采集岁月，享受“愉快”、“饱足”而精耕细作的农业时代，人类的生产力迎来了第一次飞跃，每个人都变得比以往更加健康、富足。
听起来很美妙，但这不是事实。
因为真实的故事可能有点惊世骇俗：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小撮精英分子和人类种植的作物联手，“驯化”了后来成为辛勤劳作的农民的绝大多数人类。
因为在典型的农业社会中，人类社会往往催生出以专制统治为基础的君主制，比如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法国，以世俗统治者、贵族、宗教领袖为主的“人类精英”不参与劳动，却利用“秩序”和权力从农民手中拿走多余的粮食，使农民永远生活在饥寒交迫的边缘，成为天灾人祸中的第一批受害者。的确，农业革命使得人类能够培育的粮食总量增加，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口爆炸，人口的剧烈增幅抹平了生产力提升带给每个人类个体的福祉提升。
更多的粮食，肥的只是不劳而获的人类上层，因为我们的基因中就蕴含着不平等。
农作物本身也是“元凶”。用小麦、稻米的视角看待这段人类的农业革命，其实是他们自身的一次成功的繁衍历程。作为中东地区一种名不见经传的“野草”，小麦在一万年后的地球上占据了几乎有10个英国的陆地面积，其秘密武器就在于它满足了人类的能量需要，成为了人类的食物，从而“驯化”了人类。为了自身的繁衍，农民投入辛苦的劳作，为麦田清理碎石、除草浇水、驱虫施肥，并自发的扩大其种植面积。因为长期的弯腰驼背式耕作，农民开始罹患腰准键盘突出、颈椎病、关节炎和疝气，只为了小麦可以蓬勃健康长大。
付出了这么多，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却并未增加。采集时期多样化的杂食菜谱非常健康，但农耕时代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的谷类主食却损害了营养的均衡；遇到自然灾害的荒年，作为粮食的马铃薯、小麦和稻米容易大面积绝收，对他们极度依赖的农民变回“一夜回到解放前”，爆发饥荒，但之前的采集时代就无此问题：坚果、蘑菇、水果、根茎类植物等十几种植物互相补充，采集者可以根据采集的难易程度实现食谱的动态平衡，而不会陷入单一依赖的脆弱状态；农耕的不确定性带来压力和焦虑，农民不得不提前筹划下次歉收的应对方案，更加劳累的挑水施肥；农业的兴起催生了私有财产制度，存粮的出现让暴力抢劫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人们开始渴望秩序与公正，村落升级为城镇和帝国，这也就催生了美名其曰提供秩序和法律，实为靠压迫剥削为生的食利官僚和贵族统治者……
人类的农业革命不仅影响了自身，还改变了无数被驯化的山羊、野猪、鸡鸭、牛的命运。对人类来说，这些生灵几乎可以等价于持续提供优质能量的工具，于是人类开始对动物进行有意识却又残忍的“基因改造”：宰杀攻击性强、好奇心强的山羊，留下温顺、肥胖的品种；阉割野蛮的公牛，用鞭子抽、给它们套上枷锁逼迫其做苦力；新几内亚部落的养猪人会挖掉猪的眼睛和鼻子，让它们无法觅食甚至走路，以防止逃跑。如果动物界也可以写书，它们或许会把人类的农业革命描绘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农业革命并非一无是处，其毕竟为早期农民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不用再被日晒雨淋，人类开始大规模聚集，批量生产的粮食让人口迅速膨胀，艺术、哲学、文学和宗教接连兴起，作为整体的人类开创了灿烂的古代四大文明（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华）。但这些美轮美奂的空中楼阁下，是无数作为个体、因为粮食歉收而饿死的古代农民的森森白骨：作者赫拉利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明这种个体与文明的冲突：如今我们衡量一家企业是否成功，要看它的市值如何，而非它的员工是否开心。农业革命也是如此，尽管它给绝大多数人类个体带来了持久的苦难，却让我们族群的规模实现井喷式增长，故农业革命的本质就是：
让更多人，以更糟糕的状况活下去。
如果有人问你，如果你可以通过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让人类的数量增加，你会答应吗？相信多数人会断然拒绝。农业的生产方式，从某种意义上“绑架”了人类，因为人口的增加进程是不可逆的，如果有一天粮食减产，那部分饿肚子的人不会回到深山老林去挖野菜，而是更加拼命的精耕细作，开垦更多的荒地。
无数个无辜的个体燃烧自己，构成了文明前进的动力和成本，物种演化的成功，绝不代表个体的幸福。
全球化的历史可以理解为大大小小的文化统一融入亚非文化的历程。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逐渐出现了三种理论上可以统一全球“想象”的秩序体系：货币、帝国和宗教。对腓尼基商人来说，地中海乃至亚非欧是一个大市场，足够的潜在客户可以带来更多利润；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帝国，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纳税的臣民；而伊斯兰教先知莫哈默德来说，自己坚信的“真理”应该被宣贯到全球每一个信徒。这种来自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融合推力”是造就“世界一家”的根本性原因。
第一，货币是引导人类融合的“粘合剂”。专业化的分工需要货币作为不同商品的交易媒介，以及价值的贮藏手段和转移方式。但货币的价值只是存在人类的想象中，不管是印度的香料商人、欧洲的封建骑士、北非的穆斯林和中国士大夫，都相信金银中蕴藏的价值，尽管这种不择手段的交换有时也带来人性中肮脏的一面，但货币确实成功构建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有效、最普遍的互信系统。
第二，战争是撮合人类融合的一双“大手”。“帝国”诸如欧洲的古罗马、大英和中国的蒙元，都是一种依靠暴力维持的政治秩序：中央政府统治者拥有不同文化认同的多民族，其疆界可以根据实力的兴衰而无限扩张。帝国摧毁了“民族自决”，遭人诟病，但同时也靠剥削战败者和臣民，资助了公益、艺术、文化和教育，并逐渐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比如被英国殖民二百来年的印度，至今仍保留了喝茶、说英语的习惯。
第三，宗教是用“超人类秩序”收拢人类融合的一套话语系统。宗教往往带来一种武断的普世价值，它们崇拜某种神圣的意志，比如基督教的原罪和救赎，或者某种自然法则，比如儒教的天人感应。基督教传教的狂热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章，阿拉伯商人带着货物和阿拉伯数字横穿亚欧大陆、涅槃的佛陀停止追逐一切欲望将禅修的信念带给南亚的信众……
货币、战争和宗教，将分散在全世界的无数个小文化，逐渐合并为世界文化。但这个过程太复杂，充满各种偶然性，比如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何选择基督教做国教，而非摩尼教、犹太教？为何恰好是忽必烈挥师东渡日本的那一天，元朝舰队遭遇了台风？当时看来雾里看花，事后看来却是板上钉钉，在这种“混沌系统”中，预测几乎变成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甚至“预测”本身，都会对历史施加影响。
历史从过去到现在只剩下“单行道”，但从现在到未来却还有无数个岔路。文化的演进永远都根据客观规律，而非人类的福祉，比如二十世纪初席卷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便让数千万人死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文化”好像一种古老而又顽固的寄生虫，从一代又一代人类先祖流传至今。
我们不确定哪种宗教好，哪种思潮坏，但唯一明确的是，我们永远身处不会消散的文化迷雾中——逐渐走向融合的全人类，无人置身事外。
在过去500年，人类生产力，或者说改造客观环境以满足需要的能力，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世界人口从5亿增长至70亿，GDP从约合2500亿美元增长至60万亿美元，我们把这段日新月异的“大跃进”称为人类的“科学革命”，包括人类认识了微生物、可以在月球上漫步、造出了原子弹等伟大成就。
与传统的宗教不同，现代科学研究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和相对性，大量使用实证观察和数学工具。但和宗教类似的是，科学的进步也永远收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核武器是掌握在民主国家，还是纳粹极权国家，我们将面临俨然两种世界。
在过去500年间的科学革命中，人类发现通过资助科学研究，可以极大提升生产力，而发达的生产力带来的财富，又可以反哺科学研究，形成良性循环。比如，欧洲列强通过不惜重金的资助自然科学和应用科技的发展，从一个寒冷偏僻的角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军事-工业-学术成为一个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形成，枪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科技成为西方领跑全球的“三驾马车”。殖民地如雨后春笋建立，在征服印度、中美洲等地的同时迫使他们“进步”；资本主义伦理激发欧洲人对于金钱的渴望，通过贸易、改革技术和制造“信贷”的概念，用生产剩余扩大再生产，不断做大蛋糕；
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源源不断的将资源、物品和金钱投入生产活动，而不是埋在地下或者用于享受，而经济增长可以带来“至善”。
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能源转换的革命，人类有了几乎海量的消费品。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政府和银行海量印钞票，而经济实体能够“消化”这些巨额信贷的前提就是科技进步可以“创造出”对等的商品和服务，政府却放松监管、减税放权，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蛋糕、居民购买力继续做大，而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马克思所说的“周期性生产过剩”。
资本主义也有冷漠残酷的一面，美洲的蔗糖种植园需要劳动力，这促使了三角贸易中贩奴行业的兴起，在16-19世纪，非洲约有1000万黑人被贩往美洲，助力资本主义农业。据说，投资黑奴贸易的年回报率约为6%，有血有肉的生命被抽象为一串不俗的回报率，欧洲的投机客不在乎大西洋上淹没的生命，只在乎口袋里闪闪发亮的金币。资本主义的利润也不能公平分配，由于资本家数量少，可以组织起来、形成全行业雇主对劳工的剥削，而形单影只的劳动者却只能忍受微薄的工资和漫长的工时。
在巨大的生产力飞跃中，传统的社群、家庭作为社会组织方式的传统被破坏，国家、市场大举介入，成为分配资源的新巨人。“民族”、“消费者”群体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支配着人类的集体认同，这个“梦”，我们人类还能做多久？今日的人类享受了1000年来最大的和平，这不仅是因为核子武器的广泛布局和“平衡”，也因为人类的首要财富不再单纯是金钱和土地，而是人力资本、贸易与科技理论——如果说“战争”还在继续，那也是以人才抢夺、贸易战为形式的“冷对抗”。
但人类真的更幸福了吗？现代人类几乎获得了取之不尽的物质资源，但似乎并没有得到用之不竭的快乐。从石器时代，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革命和信息社会，我们看到作为整体的人类越来越善于塑造客观环境，但却有更多的个体、边缘族群变得更加劳累、更容易染上疾病和受到其它人类同胞的剥削。
而且由于漫长的采集历史，人类的幸福快乐很大程度上是和渔猎时代的生活方式挂钩的。你能够在空气清新的大自然里自由跑跑跳跳吗？你能够一天摄入超过20种食物吗？你能够隔三差五猎到肥美的长毛象吗？如果做不到，那就是“不自然”的生活方式，与我们固有的基因倾向相违背。毕竟，人类打着领带、拘谨的坐在一尘不染的写字楼里机械地敲击键盘，只是我们漫长演化历史中的一瞬而已。
金钱能带来快乐吗？确实会，但超过一定限度，效果就不再明显。研究显示，暴富和突然瘫痪，所带来的幸福感变化，都会在一年半载后逐渐消失。
那是什么带来真正的幸福？家庭、婚姻和社群。在这些关系中，得到支持、相处融洽的人被证实是最快乐的；其次，主观期望和客观条件之间无落差的人最快乐——知足常乐，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但作为人类社会的支柱产业——大众媒体和广告业，正在无时无刻不侵蚀着人类的幸福，没有人对自己的长相满意，因为可以通过电视看到无数明星、超模；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满意，因为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欧美富豪的香车豪宅；没有人对自己的健康满意，因为现代医学正在帮助权贵走向“长生不老”，就连死亡都不再是一件公平的事。
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幸福之源是由大脑中的神经元、突触和生化物质导致。中乐透、升官发财、恋爱不过是提升了大脑中的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和血清素浓度而已。但人体向来服务于演化和繁殖，却从不听命于“幸福”，所以“快乐值”只会被“平衡”在普通数值，短暂的“快乐感”是身体在你做了“正确的事”之后给予的“甜头”，而不会持续，比如性行为的快感若是长久不散，男性估计会懒得觅食而饿死。历史代代演进，而我们的生物机制却亘古不变。
但我们的生命并非是要追求“快乐多于痛苦”那么简单，因为生命的意义是作为整体存在。尼采说：“只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几乎什么都能忍受。”这些意义很抽象，以至于多数人无法正确判断自己的“快乐程度”。比如佛教以为，正是对快感的终生孜孜以求，导致了大多数人的不幸，对主观感受的强调，不断带来痛苦。
最后，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表达了对人类社会可能变得更加不平等的的忧虑：富人可以借助基因工程等前沿的医学技术，把自己打造成长寿、聪明、精力充沛的“超人”，而穷人却无法获得类似体验，这也回应了他纵横全书的一个有力观点：智人在全球的“文明演进”，从非洲草原上的一种普通动物，到主宰地球的万物之灵，尽管逐渐生产了更多眼花缭乱的财富，却并没有同步提高每个人类个体的福祉，甚至还让数十亿动物深受其害。人类有了更强的“力量”，可以造出火箭、飞机和更多的粮食，却不太明白怎样使用自己的能力，而是贪得无厌、不负责任的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
身为神，却德不配位，恐怕是现代人类最大的隐忧吧。
《人类简史》是一本语言极其通俗、有趣的人类史科普书籍。作者以丰富的史料、脑洞大开的举例娓娓道来了人类近七万年的历史，作为这浩浩汤汤队伍的一员，你会跟随他的讲述看见森林里弯腰采蘑菇的远古人类、中世纪远征北非以寻求救赎的十字军、19世纪英国血汗工厂里机械麻木的童工和21世纪上海写字楼里焦虑疲惫的白领……
人类从学会“听故事”、“讲故事”的认知革命，到“驯化”植物和动物（或者被植物驯化）的农业革命，再到利用战争、贸易和宗教融为一体，最后通过发展科技积累到几乎无穷无尽的财富，当然，还有水涨船高的欲望，这一段历史，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改造客观的总体能力在数万年以来呈现井喷式爆发，从蹲在独木舟里叉鱼的黑猩猩近亲，到将数百吨重量的人造卫星送上苍穹的“万物之灵”，脱下兽皮，换上西装，我们早已不是刀耕火种的“我们”。
但时至现代，打开了科技这个潘多拉魔盒，涌现出的到底是琳琅满目的糖果，还是吐着信子的巨蟒？
如果能精准比较澳大利亚南部塔斯马尼亚岛上“与世隔绝”的原住民，与纽约上东区富裕中产阶级的幸福指数，那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可惜我们很难衡量，是从清澈的河水里捞起一条鲜活的鱼更快乐，还是连夜排队买到最新款Iphone手机更快乐？
人类文明的璀璨就像是一堆永恒燃烧的篝火，而每个个体就像其中短暂燃烧自己的火种——个体的生命有长短，人类这个物种的寿命却无尽头，只有深刻认识了这个辩证关系，我们才能不被过于光鲜、“振奋人心”的宏大叙事忽悠，而明白自己的核心诉求在哪里：
是名望、权力、欲望、荣誉、刺激、攀比、地位、头衔和财富？
还是健康、悠闲、安全、体面、尊严、自由、充实、贡献和情谊？
若能从全书四十万字中拾取一鳞半爪，相信聪明的你对答案已经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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