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唐代，我们就会立即想到唐诗，唐诗是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在小农社会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唐诗，是中国诗坛的长江黄河，以广阔的流域面积灌溉着中华民族诗歌的国土。唐代，连政治、哲学都透着诗歌的芬芳，是典型的诗歌时代。
初唐四杰，一批少年才子，才华横溢、精神饱满，立志扫荡南朝诗坛积秽，剿除因陈相袭的宫廷文学，先声夺人、互相呼应，经过一番纵模驰骋，终于为唐诗的出场准备好了必要的布景和合适的气氛。
唐诗经过近百年酝酿，终于迎来了它的鼎盛期，盛唐诗于是挽起狂风，掀起巨浪，鼓动着磅礴于大地的雄浑登上了中国诗坛的制高点，称雄一时的诗人比肩而立，相视而笑，以各自斑斓的色彩装点着盛唐的花园。
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的历史都热血沸腾。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是古代诗坛绝无仅有的奇葩，是后世诗人可望不可即的高峰。
边塞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高适和岑参。岑参的诗和高适的诗有明显的区别，高适观察细致，更多地看到战士的艰苦，诗的色彩淡一些；岑参则用绮丽笔调来凸显异域风光和将士的报国豪情。
既是写景，又是抒情，这是山水诗人营造出的一种化境。情和景是水乳交融中写出来的，从一个例子折射出盛唐时期社会的安定和时代精神的开朗乐观。
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是一代诗仙的故里，从这里起步以隐隐雷声的脚步闯进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一座永远闪耀着宝石红光的诗碑，一个永不褪色的名字。
以诗人的身份，昂首挺胸走进皇宫成为皇帝的嘉宾，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唯一的一个，然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人不得开心颜”，于是他毫无顾虑地卧在这里，是醉了还是疲倦了？
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杜甫的忠君爱国是真心实意的，再怎么穷困潦倒也为百姓的疾苦呼吁，“穷年忧黎之，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写诗对杜甫来说，完全是一种生命的转移和储存方式，是使自己从苦难和卑微中跳出来的手段。
大历、贞元年间的这批诗人，都是在盛唐时期度过青少年的。正当他们乐观自信，洋溢着豪迈气概走向生活时，却突爆“安史之乱”，从社会的各个缝隙里再也找不到迎接他们的微笑了，于是他们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失落感，无可奈何地寻求自己无从把握的归宿。
韩愈既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散文作家，自然不可能不把散文的写作手法运用到诗中来，他不追求诗句的紧缩，而欣赏诗句的散文美。把散文化倾向引入诗中，所谓“以文为诗”。
新乐府运动是一次颇有声势的诗歌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元稹和白居易，虽然文学史上一贯称元白，但白居易是这一派的理论奠基人，诗歌成就也更高，是真正的代表。
白居易一生，以四十四岁时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后期他日益消沉，用佛家的色空思想来看待一切荣辱得失，用道家的“知足不辱”来达到明哲保身，又用儒家的“独善其身”来求得内心平衡。
新乐府运动是九世纪初元稹和白居易发起的。不过，在这一运动正式兴起之前，年长几岁的张籍和王建，就已经在写这种类型的诗了。
中唐后期，除以韩愈为首的韩孟诗派和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诗派外，还有两个风格独特，有杰出成就的诗人，这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到九世纪，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政治腐败，对唐王朝已经构成严重的威胁。进行政治改革，已是一些士大夫的共识，但诗的风格却大不一样。
刘禹锡的诗经过反复锤炼，语言简练自然，意象鲜明，内涵深厚，乍看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特别经得起咀嚼。他的咏史诗，用经过精选的意象，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来抒发对历史沧桑变化的感叹，又深沉，又悲凉，历来为人所称道。
杜牧最擅长七言绝句。他的绝句不仅在晚唐，就在整个唐代，也是当之无愧的一大家。杜牧自负有出将入相的才能，还朝这方面做过努力，这就使他进行创作构思时，能视点高，视野大，从而使它的绝句境界特别宽广，并寓有深沉的历史感。
李商隐最突出的贡献，是进一步扩大了七言诗的表现力。他的七律则用回环往复的咏叹来渲染某种情绪，而很少讲述具体的事实，叫人难于把捉。他这种律诗意象华美，属对精工，缠绵婉转，意味深长，叫人感到不容易读懂而又总觉得像是读出来了一点什么新意。
从这经过补修的大雁塔，从这已经改头换面的沉香亭，已经唤不回往昔的繁华。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只有诗能经得起时间风雨的侵蚀，保持着永不消褪的绿色。从这里辐射出来的唐诗，一千多年来一直震撼着中华儿女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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