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时，许子东显得有点不自在，尽管他已经录了17年的电视节目，面对镜头，还是凹不出造型。就像他的老朋友窦文涛，叱咤主持界30年，录一个宣传片，还是痛苦得不行。
2017年10月20日，许子东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他来北大开会，刚刚到宾馆，被《环球人物》记者截住采访，风尘仆仆。他找了一把椅子，斜侧着身子，看着窗外浓黑的夜色。在他讲话的几秒钟里，感觉一下就来了。这种感觉，可能是一种“范儿”，一种他在电视中呈现出的形象和姿态。
去年3月末，在做张国荣的纪念专题时，《环球人物》记者曾采访过许子东。他和张国荣见过几面，印象中的“哥哥”“戴着黑框眼镜，很帅，虽然‘眉目如画’，却不是小白脸的类型。”他至今仍记得，张国荣自杀那天被临时叫去录节目，结束后去了尖沙咀的酒吧，里面空无一人，整个香港仿若死城。
张国荣有首歌，叫《侧面》，发行于1989年。彼时的许子东，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不会想到，以后会在电视上讨论张国荣的死讯，做起跨界的媒体人。但正如歌词所写，“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那张荧屏上谈笑风生的侧面，远不能勾勒许子东的全部轮廓。
书生之见
几天前，许子东转发了一个网友的微博，说是“应出版社要求王婆卖瓜”。网友讲了一个故事：她和男朋友闹矛盾，一气之下跑到书店，无意间翻开一本书，看到一段话，突然就消了气，“不是原谅谁了，是突然觉得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段话出自许子东的新书《书生之见：子东时间》：“人生如果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到墓地看看就想通了。我去给父母亲扫墓，他们在苏州的一座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墓碑上刻着夫妻的名字，有的放着照片，有的虚位以待。我顿时感到夫妻缘分不止几十年，活在一起几十年，之后在那里不知道要待多久。墓地，就是人生的缩影。”
发完这通人生感慨后，许子东谈起了墓穴“到期潮”的问题。1992年出台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墓地和骨灰存放格位的使用年限，以20年为一个周期。现在20年到了，许多墓穴面临着“无处安放”的难题。于是，奇招频出：有的上海人到崇明岛买一套房，不住人，专门用来放骨灰；有的香港人提议把骨灰制成一个晶石，如果愿意，还可以挂在项链上，与祖先日日相伴……
2015年夏天，许子东在搜狐文化栏目开了一个专栏，每期以音频的形式，用十几分钟谈论一个话题。后来，北京华文时代书局将文字稿选择整理，出版成书，名字就叫《书生之见：子东时间》。
每期的录音就在他家里进行，“列几套提纲，然后对着手机讲，讲够十几分钟就结束”。许子东说，“这是我接过的最轻松的活儿了。写一篇文章，得到的最高许诺是千字千元，哪怕只有1000字，也得花上一两个小时；现在说上10分钟，就有1000元，比写稿划算。从经济的角度，就被说服了。”
《子东时间》里的许子东，以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念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墓地何处有，付钱续约祖先坟”的打油诗，将各种社会热点和文化现象一一道来。他谈人生——“天生我儿必有用，何必要买天价房”“在中国人看来，大家抢着要的东西总是好东西”。讲文学——“如果巴金生活在现在”“莫言之后，还有谁能获诺贝尔奖”。论世间——“我们喜欢看国足的人更多的并不是欣赏美感，也不是欣赏快感，而是一种屈辱感。”在许子东看来，这些只是书生之见，讲的也都是常识，“只不过我们正面对一个常识也会被人忘却、被人挑战的‘小时代’”。
录到2016年的秋天，许子东任教的岭南大学有个别人反对，“说我作为系主任，要专注学术论文，少做外面的文化批评” ，栏目就停了下来。实际上，从他上电视“露脸”的第一天起，类似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学界或者有同行会觉得我有些‘玩物丧志’‘不务正业’，至少是损失了研究的时间”。
许子东自己也有些无奈：“今天在网上输入许子东3个字，几十年教书生涯没什么痕迹，学术研究成果也少人关注，能查到的音频、视频和文章，大量都和我跨界玩票的电视言论有关。”
这个情况，完全在许子东的人生计划之外。
废“铁”从文
实际上，对于下过乡、插过秧、轧过钢、留过洋的许子东来说，他的根早早就扎在文学这块土地上。
许子东是“69届”初中生，毕业后离城下乡，到江西广昌插队落户。那一年，他16岁，电线杆身材，不会犁田、耙田，但插秧不错，算不上高手，也能挤进“第二梯队”。插秧需要往后蹲，很伤腰，一不留神就是满腿的蚂蟥，许子东数过，最多一次有28只。
“广昌六年，是刻骨铭心的‘再教育’。”许子东说，“我后来所遇到的事情，学到的东西，思考的问题——亲情、革命、底层、历史、劳动等，在1976年4月5日我离开广昌时大致都想过了。现在已经参与数千集电视节目的我，其实和那个22岁小学程度的回城知青，差别不大。”
回城后，许子东被分配到上钢八厂，劳动强度比江西农村还厉害，不管天热天冷，只能光膀子穿一件劳动布工作服。务农插秧伤了腰，天天夹在钢条和鼓风机之间的许子东，不久又伤了肺，整天发气喘，晚上睡觉都咳嗽。
恢复高考后，许子东决定废“铁”从文。当时他在冶金专科学校，一边学电气自动化，一边写短篇小说，关于知青高考，关于乡村初恋，频频投稿，屡屡被退。作家梦无望，做学问也行。1977年，他考上了华东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钱谷融。
1984年，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出版，作为“新人文论”丛书的第一本，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新人文论”丛书是“80年代青年评论家”的一次集体亮相，作者有黄子平、赵园、陈平原、王晓明、蔡翔、吴亮等，后来都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同年，许子东参加了一次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会议，史称“杭州会议”，直接影响了后来“寻根文学”的发生。许子东也有幸“名留史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登了一张“杭州会议”与会者的黑白照片，阿城、韩少功等如今公认的文学大家，都在其中，许子东凭身高优势，尤其显眼。岭南大学有次把此书作为教材，学生们惊讶地发现，许老师竟然这么早就挤在“文学史”里。
上世纪80年代的学人，大多选择一位作家入手。对他们而言，这个人物既是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是心中的人格表征。钱理群之于鲁迅，陈平原之于林语堂，陈思和之于巴金，王晓明之于沙汀、艾芜，都是如此，许子东也不例外，“我的前半生，大都是郁闷、无奈和失败。”他说，“选择郁达夫作为研究对象，实际是借题发挥。”
站在文字背后读张爱玲
如果说许子东的郁达夫研究，有借题发挥宣泄人生苦闷之嫌疑，那后来细读张爱玲，往小里说，是他对人生的一番细细咀嚼；往大里说，则更多是出自文学史的考量。
许子东与张爱玲的缘分，开始于1985年，那时他刚结婚，住在南京西路重华新村。重华新村是上海大亨虞洽卿在上世纪30年代修造的新式里弄，弄堂口的梅陇镇酒家，曾是左翼文人的聚会场所，周扬、夏衍、田汉等常在此商谈革命工作。而弄堂里另一位重要的住户就是张爱玲。1949年解放军进城时，张爱玲就在重华新村沿街公寓的窗口，见证了上海翻开历史新一页。“原来我的‘张缘’，始于新婚之时，不过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许子东说。
1990年，许子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有一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讨论课，一半时间都在讨论张爱玲。令许子东意想不到的是，当他在构思论文，暗暗地和范柳原、七巧、葛薇龙对话时，张爱玲就住在他日日盘桓的停车场附近。“后来，负责料理她后事的南加大教授张错告诉我，你很可能已经在街上或超市见过她，但擦肩而过，你也不会认识她。因为在人生最后几年，张走在外边，只是一个bag lady（流浪婆），永远穿2.99美元的中国产塑料拖鞋，衰老到毫不起眼的样子。”
从那时起，许子东开始了漫长的“读张”生涯。“当你进入她的角色，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变态’的女人，精神上会很不舒服。张爱玲绝不只是‘消费文学’‘小资符号’，她对世道、人心、俗情的刻骨描写，会让你产生一种焦虑，一种困惑，一种矛盾，一种危机感。”许子东说。
今年6月，他尝试着在喜马拉雅FM开设专栏节目，重新细读张爱玲。节目开头，许子东就讲：研究张爱玲是重写文学史的突破口，或者说张爱玲是文学史上一个很难安放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排好队了，突然挤进一个张爱玲，现代文学史的次序跟价值观怎么办？张爱玲既是严肃文学，又是流行文学，她有意无意地跨越又调和了雅俗的界限。“张爱玲”在大学里成为仅次于鲁迅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题目，同时她又是一个街头巷尾、花边新闻、大众舆论、时尚杂志都可以拿来消费的文化符号。
他分析张爱玲的人生与小说，鞭辟入里，“一个23岁的女子，什么经历都没有，怎么就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为什么她能写这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爱情故事，自己谈恋爱，却一意孤行，飞蛾扑火，输得这么惨？”
许子东读张爱玲，读出来另一番味道。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字背后种种，要用人生漫长的阅历，才能稍稍读懂。”
“假如你觉得自己舒适，
你就完蛋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严肃深沉的许子东，并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在电视上妙语连珠的许老师。这也难怪，以谈话见长的《锵锵三人行》是人们认识许子东的起点。
节目筹备之初，曹景行就力邀许子东做嘉宾。一听说“每天录影”，许子东马上就说不行，“我是教书的，每周三天上课，怎么可能天天录影？”到了2000年底，梁文道给许子东打电话，说《锵锵三人行》想访问他，谈一些专业话题。他没多想就答应了，人到了才知道被“诓”了，就瞎聊了一通，从此成了嘉宾里的“钉子户”。
许子东没来之前，锵锵的黄金搭档是窦文涛、张坚庭（香港本土导演）和李纯恩（上海人，移居香港，美食专栏作家），三人都有点“不正经”，也不端着。后来，嘉宾中比较有文人气的马家辉，带来了长相清奇、满腹诗书的香港青年作家梁文道，梁文道又拉来了岭南大学研究郁达夫、张爱玲的上海男人许子东，再加上“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小主播”窦文涛，至此，为人熟知的“铁三角”组合集结完毕。这个组合，现在延续到了网络节目《圆桌派》，每周两期，加上形形色色的嘉宾，继续在一派自由愉快的氛围中谈天说地。
窦文涛戏言，初来乍到的许子东看着像奸臣，梁文道像日本漫画里的和尚，两个人极大地冲击了他的审美体系，但是却让一档谈话节目一下子有了“高大上”的文化感。但许子东说，他刚开始上电视，一点也不享受，“每次做完节目，我跑去看凤凰卫视BBS，总会听到有人赞赏，也有小部分人用侮辱性的话攻击，看起来觉得憋屈”。以至于后来打了退堂鼓，和节目组说自己形象不好，不适合继续做，“窦文涛就鼓励我说，你想想梁文道……”
窦、梁、许，三副眼镜在圆桌前一坐，聊“9·11”、芙蓉姐姐、广场舞、大阅兵，聊剩女、房奴、直男癌、保温杯，聊《北平无战事》《人民的名义》《战狼》《敦刻尔克》……像拉家常一样，聊国家大事、文学艺术、流言八卦、家长里短。
有网友总结他们三人的属性：“文涛轻薄，文道渊博，许老师刻薄。”“刻薄”的许子东，说话直白，不拐弯，不饶人。但大部分时间，许子东是平静的、善于倾听的，尤其是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圆桌派》第二季请来了演员何冰，本来不打算来的许子东，一下就被“引诱”来了。“今年花了很多时间看电视剧《白鹿原》，每天半夜更新两集，我就准时守着。”许子东说，“我见‘子霖达’比见家人都多，就像住在白鹿原上。”
节目录制时，许子东说得不多，大多在虚心请教，听何冰讲演戏的种种方法。窦文涛调侃他，说他“小眼眯缝着，一直在意淫鹿子霖”。他也不否认，“我特别喜欢何冰，他的鹿子霖演神了，写百年历史，《白鹿原》是屈指可数的好戏。”
许子东对电视剧的确爱得深沉。他追《权力的游戏》，去克罗地亚旅游一趟，还专门跑去《权力的游戏》取景地杜布罗夫尼克，买了一件纪念T恤，上节目时套在西装里面，不经意地“显摆”；《人民的名义》也一集不落地看了，偶尔还在微博里发发感慨：“马克龙小他太太24岁，祁同伟抱怨什么呀？”
如果说从教书匠到媒体人，是一重跨界。那么从社会问题到娱乐八卦，从阳春白雪的严肃文学到下里巴人的电视剧，许子东在这些话题间穿梭跳跃，无拘无束，是另一重更重要的跨越。这也使他在一众学者书生之间，显得与众不同。
但如今的许子东，相对于介入传媒，跨界发言，更看重耕耘“自己的园地”。“上电视看着最轻松，其实最不自由、最难表达。”许子东说，“节目是以大众趣味为主导的，多的是风花雪月，表达的余地、谈论的深度十分有限。”他告诉记者，已经开始继续上世纪90年代就在着手的“文革”小说研究，讨论近20年来从王小波到贾平凹等较新的“文革”叙述。
许子东说：“读书人的工作永远没有一个舒适区，如果你觉得自己舒适，没有困惑和郁闷，那你就完蛋了。”
从内心来讲，许子东是乐观的，理想化的。有一次，在讲到《悲惨世界》时，他谈起了雨果对于人性本善的信仰。最后，他说：“虽然我活过这么多年，这个世道告诉我雨果相信的东西可能并不存在，可是我仍然愿意追随雨果的信念。”
就在音频节目《许子东细读张爱玲》中，许子东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阿城去拜访北岛。北岛问：你们都那么喜欢张爱玲，她把人性写得这么恶，有什么意思？阿城回答说：写尽人性之恶，再回头，一步一光明。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许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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