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像
公元前219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位第3年，陪同始皇嬴政封禅泰山的丞相李斯，来到了泰山西麓的陶山脚下，面对着春秋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越国大夫范蠡的陵墓虔诚叩拜，并留下了“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的赞誉。虽饱含叹服之意，但其中的“智以保身”之言也曾被人质疑，为范蠡留下了明哲保身的话柄。笔者认为，范蠡并非为了保全自我而弃国家责任于不顾，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智慧，一种造福众生的大义担当。本文从碑文来历、辞官归隐、忠义担当等方面，对此试作辨析。
李斯像
范蠡墓前的“李斯题碑”
李斯（？—前208），秦代著名政治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后劝说秦王嬴政灭诸侯、成帝业。秦统一天下后，李斯被任命为丞相。他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禁止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了车轨、文字、度量衡。其政治主张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清代著名学者唐仲冕在其泰山文化专著《岱览·叙览》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李斯随秦始皇封禅泰山时，专程来到泰山西麓的陶山拜谒范蠡墓，并用统一后的小篆文字写下了“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4句话，后被刻成石碣立在墓前。相传，汉初著名道士赤松子也曾指着范蠡墓说道：“霸业朽，忠名在。此堆土，黄金块。传万古，人人爱。纲常维，宇宙赖。”这些话又被刻在李斯篆文碑的背面，流传后世。这就是肥城历史上记载的“秦碣汉赞”碑刻。至唐贞观元年（627年），碑刻已经风化得模糊不清，范蠡墓前幽栖寺的一位老和尚便进行了重刻。后来经过宋、元、明3个朝代的风雨剥蚀，碑刻再次变得模糊不清，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重修范蠡墓时，被再次重刻。此事被唐仲冕记入《岱览》一书，清代《肥城县志》也有记载。此碑毁于1964年。据说被移走修了水库，仅存碑座。1997年当地政府邀请泰安书法家黄廷惠仿秦小篆体，重刻了李斯题留的这块墓碑。
李斯题留在墓碑上的4句话，高度概括和评价了范蠡的一生。李斯和范蠡的前半生人生轨迹何其相似乃尔，同样辅助君主建立了不朽功业，同样最后位及人臣，青史留名，甚至在建功立业等方面，李斯有超过范蠡的地方，但在处世境界、人生结局等方面，二人却形成了鲜明对照。李斯经不住高官厚禄、锦衣玉食的诱惑，最终被杀，铸成人生悲剧。范蠡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既知道怎样建功立业，又能够选择合适的时机急流勇退，最终经商致富，再创人生辉煌，善始善终，名垂青史。李斯的留题碑文，既是对范蠡的高度赞评，又是对自身的绝妙讽刺，给后世以深刻启迪。
“智以保身”后的进退人生
范蠡（前536—前448），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实业家和大商人。他出身贫贱，后得越王勾践赏识，辅佐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之后急流勇退，泛舟五湖，不久，“浮海出齐”，“耕于海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最后，隐居于陶（今山东肥城陶山），经商而成巨富，自号陶朱公。
范蠡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交甚厚，他们因不满当时楚国非贵族不得入仕的政治制度而一起投奔越国。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无锡太湖马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事勾践20余年，苦身勠力，助越灭吴，成就了越王霸业。在这个过程中，范蠡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政绩显赫，功勋卓著。在越王论功行赏、举国上下欢庆胜利的时候，范蠡却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辞官决定。之后，范蠡悄悄离开了越国。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化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兼营副业，不几年时间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齐国人仰慕他的贤能，请他做宰相。范蠡喟然感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把家财全部散给知交和老乡，携家眷来到齐鲁交界处的陶山（今肥城北境）。范蠡看到陶山一带是发展边境贸易的好地方，可以据此致富，于是便隐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不失时机地进行商品交易，时间不长，就又积累了巨万财富。
范蠡在陶山之阳留下了很多遗迹，如秦代所建的“范蠡祠”和“幽栖祠”，以及范蠡墓等遗存。陶山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很多民间传说和民谣，陶山附近的一些村落、地名、风俗、民情等，也都与范蠡隐居陶山有关。
范蠡经商数十年，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独特的经营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优选环境，宜商容商；贱买贵卖，薄利多销；识别需求，开发市场；诚实守信，质量为本；多元相济，综合经营；富行天下，讲求商德。后人根据范蠡的经营之道，融合汇编了《陶朱公商训》《理财致富十二则》《理财致富十二戒》等经商名言，在商界传承秉持，广为流传。范蠡的生意经，不仅能使他自己成为巨富，也有效地带动了经济发展，做到了与民同富。范蠡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尤其是取利守义的可贵商德，给后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谓之“商圣”。
李斯所书“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碑（仿制）
“保身”实为“担当”
范蠡在协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之后，不管勾践许诺什么君臣共治之愿，他都毅然选择了辞官退隐。后世对此多加赞赏，但也有一些负面评价。如，唐代文学家韩愈曾说：“为人谋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北宋文学家苏轼也说：“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南宋学者林亦之更明确指出：“范蠡之去似可全身，然卒使后世君臣猜忌百出，无一日相安者，其患自范蠡始也。”（孟祥才《有关范蠡身后评论的评论》）其实，范蠡从最初的离楚奔越，到助越灭吴后的主动辞官，再到后来的经商治产、富行其德，这种“智以保身”的做法，始终体现了忠君爱国爱民的大义，无不显示了范蠡独到的政治智慧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隐忍待时，寻求突破。范蠡聪敏好学，博古通今，胸怀大志，抱负宏伟。但因出身寒微，在楚国没有出头之日。他纵观天下，审时度势，选择了到偏居东南一隅而又妄图争霸中原的越国去发展，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入越后，范蠡也没有急于发表政见，而是致力于体察国情，广交朋友，搜集情报，一切从越国的实际出发，做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耐心等待时机。范蠡的人生追求中，固然有实现个人价值的自我期望，但客观上却承载了匡扶天下、救济黎民的历史重任。他的隐忍，既是一种处世哲学，又是他人生智慧的具体体现。这些忍耐，是保护自己、积蓄实力的必备条件，为范蠡本人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和治国理政能力，为越国积聚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乃至逐步形成强盛的国力，从而夯实了越国灭吴称霸的基础。
危难之际，大显身手。范蠡真正走近越王，成为勾践倚重的股肱之臣，是在吴越两国夫椒之战之后。越军惨败，勾践方才后悔战前没有听从范蠡劝他不可意气行事的谏言。“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当时认为时机未到，条件不备，不应该贸然发动进攻。而勾践年轻气盛，争强好斗，一意孤行，最终招致灭顶之灾。危急时刻，范蠡再次进谏，献计献策，终于被越王采纳，逐步使越国走出困局。后来，范蠡又向勾践提出了富民强军的建议，可谓见解独到，纲举目张。尤为可贵的是，范蠡自告奋勇，于周敬王二十七年（前493）五月，陪同勾践夫妇前往吴国为奴，共赴国难，且为奴3年，“不失君臣之礼”（《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其间，吴王夫差曾试图说降范蠡，被范蠡婉拒，表现了范蠡“忠以事君”的节义操守和忠诚爱国的高尚情怀。
以退为进，造福社会。助越灭吴之后，范蠡主动辞官，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纵观历史，环顾左右，教训历历在目：吴王夫差令直谏的忠臣伍子胥自刎身死，并将尸体装入鸱夷之器投入江中；为夫差立下赫赫战功的一代名将孙武，也被迫弃官归隐。这两件事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他与勾践相处20多年，稔知“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本性，于是毅然急流勇退，远走他乡。文种的结局就给范蠡人生选择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佐证。文种没有认清“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道理，误以为食君禄、报君恩、建功业、享封赏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从更多的角度与层面思考问题，也没有看透事物盛极必衰的规律，所以没有在高官厚禄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最终招致被逼自杀。范蠡的“智以保身”，不是惧怕，不是逃避，不是推责，而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经商致富、造福百姓也是范蠡的重要人生理想。
而200多年后的秦相李斯，虽然高度评价了范蠡，但却没有范蠡的人生境界，最终没能逃脱腰斩于市的可悲下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后来，秦汉之交的张良协助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后，毅然引退江湖，“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史记·留侯世家》），从而保全了身家性命。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愤然挂冠而去，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田园生活。不同之处是，范蠡隐退后，继续为社会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和造福百姓作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可见，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功成名就，却在人生巅峰时刻急流勇退，充分利用自己经商治产的人生禀赋，造福百姓，兼济天下，再次实现人生价值。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评价公允：“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所以，对于范蠡辞官隐退，要辩证地看待，方能从历史当中汲取营养，从伟人身上学习智慧，并学以致用。(杜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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