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自古盛产铜，在元代全国只有云南有铜课。《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岁课》记：“产铜之所，在腹里曰益都，辽阳省曰大宁，云南省曰大理、澄江。……铜课：云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1]
明朝时期，云南也在大量进行铜的生产，《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坑冶附铜场》记：“铜场，……成化十七年（1481）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坑。……正德九年（1513），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2]明·谢肇淛《滇略》卷三《产略》云：云南“有铜矿十九所。”[3]但是并没有记录这19所铜矿具体分布在那些地域中。
明代史料中，将铜作为地方土特产记录在案的分别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澄江府》记：“路南州·土产：铜矿：在州东南一百里札龙村，有山产铜矿，岁纳铜课。”[4]正德《云南志》卷四记：“临安府·土产：铜：宁州出。”卷五记：“楚雄府·土产：银出南安州，……煎炼成汁之时，上浮者为红铜，名曰海壳；下沉者为银。”卷六记：“蒙化府·土产：自然铜：出山外里。”卷十二记：“北胜州·土产：紫铜，出盟庄坝，色紫而赤。”[5]天启《滇志》卷三《地理志》记：“物产：楚雄所产，五金与铅，而铜为盛，坚炼密致，铸器几无时。”[6]《大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卷八十六记：“澄江府·土产：铜，路南州出。”卷八十七记：“永宁府·土产：牦牛、金、铜。……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土产：金、……铁、铜。……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土产：鍮石铜。”[7]
明代东川府属于四川省管辖，《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二《四川布政司》记：“东川军民府·土产：铜、铁、毡。”[8]嘉靖《四川总志》卷十四记：“东川军民府：土产：铜、铁、毡、毡衫。”[9]但是东川铜矿资源丰富，铜仍然是东川军民府的第一特产。
《明宣宗实录》卷52记：宣德四年（1429）三月丙辰，……行在工部奏：“总兵官、太傅、黔国公沐晟言：四川东川府会川卫所属山内产青绿、银、铜诸矿，军民往往潜取，其地与云南武定军民府及外夷接境，恐生边患，宜令四川、云南三司巡禁。”从之。[10]这里云南总兵沐晟提到“军民往往潜取”东川府的铜矿，说明尽管当时明政府有禁令，但民间为利益所诱，还是有偷采的情况。而路南州“岁纳铜课”，则在明初就已经在合法开采了。
后来在朝廷允许各省开局铸钱的前提下，东川铜矿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在《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四）》中，有一采自东川铜矿汤丹矿区（东经103°10′，北纬26°8′）古代烧碴堆积层中木炭的C14测定数据。标本号ZK-1388，东川汤丹：（木炭）距今年代：460±65年、公元1490年，树轮较正：450±65年、即公元1500（弘治十三年）±65年，上限最早为1435年（宣德十年），下限最晚为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11]
天启《滇志》卷六《赋役志》记：云南府的罗次县、晋宁州、易门县，临安府的蒙自县、新平县，楚雄府的广通县、定远县，澄江府的新兴州、路南州，顺宁府等，均有铜课。[12]明代矿课为三十抽二，云南铜价为银三两市铜一百斤。以路南州每年铜课230两计，需生产铜11.5万斤；以遇闰247两计，则需生产铜12.35万斤。以全省每年铜课700两计，则需生产铜35万斤。这个生产量比起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000余万斤的年产量来说，实在太小。但与清政府以朝廷之财力投入资本银百万两不同，明朝云南铜生产大部分是民间自发募集资本开采，投入已经是很大的了。
由于铜课税收关系朝廷岁入，铜的生产减少，直接影响财政收支平衡。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减少生产，以免常赋缩减。《明英宗实录》卷132记：“正统十年（1445）八月乙卯，云南布政司奏：路南州铜场，岁久铜乏，欲以办课均分于附近弥勒等州产铜之处，工部令臣等勘视。缘弥勒等州虽有铜场，然极临[边]境，且夷人拗悍，苟令输课，恐生边患。路南州铜课岁千八十斤，诚艰办纳，但乞减其半，则民力少苏矣。从之。”[13]路南州铜课岁千八十斤，按照十一税率折算为产铜量，也有360万斤。这个产铜量，只有东川汤丹厂能够达到，在明代是个天量，是不可能完成的。
明代中后期，曾经四度在云南本地铸钱，滇铜也主要用于在云南铸钱，在这个特别的利益驱使下，云南铜矿得到大规模的开采。《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记：“铜场，……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14]
明代前期云南所生产的铜，主要做为商品销往内陆，以及供应朝廷铸钱。万历年间王士性著《广志绎》卷五《贵州》记：“镇远，滇货所出，水陆之会。滇产如铜、锡，斤止值钱三十文，外省乃二、三倍其值者。由滇运至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骡之负也。镇远则从舟下沅江，其至武陵又二十站，……起镇远至武陵，下水半月，上水非一月不至。”[15]这条被称为“入黔旧路”的滇黔古道，“自云南至沅州一千八百九十里，为东路。”[16]是由云南通往内陆最重要的通道，从汉军入滇统一云南开始，沿袭使用了2000多年而长盛不衰。明代则成为了云南铜、锡由陆路运往内陆的捷径，位于这条古道末端的镇远、武陵（常德府治、征服云南明军的出发集中地），因此成为了滇产铜、锡内销的集散地。
云南盛产铜，而贩铜的利润巨大，有为利益驱使而偷采者，并竟然走私出境，明朝廷不得不严令禁止。《明宪宗实录》卷220记：“成化十七年冬十月乙巳，户部会议漕运并巡抚官所奏事宜：……云南路南州铜坑，往往为奸民窃发煎卖，以资交阯兵器。请移文所司封闭，免其课岁，仍给旨意榜文禁约，有犯者，发烟瘴地面充军。……议入，上命：云南铜货私贩出边境者，论以死，家属发烟瘴地面充军。”[17]《大明会典》卷32《银课》记：“成化二十年，令云南宁州等处军民客商，有偷采铜矿私煎，及潜行贩卖出境者，照路南州例究治。”[18]
明初即在京城南京设宝源局铸钱，迁都北京以后，南京宝源局依旧存在，仍在进行铸钱。北京、南京宝源局铸钱用铜，主要由云南提供。《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钱钞》记：“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又“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余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崇祯元年，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原籍产铜之人驻镇远、荆、常铜铅会集处，所谓采铜于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19]明代贵州、湖南、湖北均不产铜、锡，镇远、常德、荆州的铜、锡，为产自云南，经过滇黔古道用马帮陆运至镇远，又经沅江水路船运至武陵（常德）、荆州。
明初还在各省设有宝泉局铸钱，后裁撤，只在两京进行铸钱。《明太祖实录》卷229记：“洪武二十六年秋七月丙午，诏罢各布政司宝泉局，以铸钱扰民故也，在京则仍旧鼓铸。”[20]《明孝宗实录》卷29记：“弘治二年（1489）八月甲寅，户部以四川重庆府知府毛泰奏请铸钱，……令宝源局，并各布政司开局鼓铸'弘治通宝’钱，俾与洪武等钱并历代钱兼用。……上曰：诸司职掌虽开有各处铸钱例，然久已不行，今若令十三布政司一概开局鼓铸，未免冒滥纷扰，不准。”[21]
明朝两京铸钱所用云南铜，亦由长江直接水运到京。明朝在四川泸州设有官铜店，以汇聚云南、四川等长江上游省份生产的铜，以足额提供两京铸钱用铜。《明熹宗实录》卷十二记：“天启元年七月丁卯，户科给事中赵时用条铸钱之法言：前议置官泸州聚铜，若铸，则以荆州为便。此两处皆当置一官，专董其事。泸之收铜，则用滇、蜀、黔额解。……礼科给事中李精白亦言：铸钱为无穷之利，乞广买多铸，亦可以裕国纾民。上命所司酌议速行。”[22]这是一条滇铜由水路外运的捷径，水路运输成本只是陆路运输的四分之一。
这一做法，后来为清朝继承，清政府即在四川泸州设有总铜店，负责京城户工两部、长江下游和北方诸省铸钱用铜的供应及运输。只是明朝泸州官铜店负责收储、运输来自滇、蜀、黔三省的额解铜，并且只是为两京宝源局服务。清代特准云南一省提供铸钱用铜，清朝泸州总铜店，就只是负责转运来自云南的朝廷额铜。
明朝后期各省经过巡抚申请、朝廷批准后，仍然可以进行铸钱。弘治十六年和万历四年，还曾允许全国各省开局铸钱，各省铸钱用铜，亦主要由云南提供。《明熹宗实录》卷七记：“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壬寅，户部尚书李汝华奉旨会议言：众议盈廷多有可采，臣衷以入告，举其大都则有六焉：一曰经理，……经理之事二：一专官督理屯粮，……一专官鼓铸制钱，应差户部司属，于四川泸州买铜铸造。惟南京仍旧，其它内陆责成两司、边方责成府佐，俱各久任。”[23]
由于东川府明朝时期由四川省管辖，因此明时四川提供的铸钱用铜，主要来自东川府。《明熹宗实录》卷三十记：“天启三年正月丙午，四川巡按御史温皋谟按蜀，陛辞条安蜀八议：……一曰钱法宜通行，蜀与滇邻，铜所聚也。向所鼓铸之钱，缘不肖有司克铜添铅，低假难用。”[24]而清代东川府由四川划回云南管辖，清朝铸钱用铜，就全部来自于云南省。
云南自南诏政权规定以盐颗与海蚆为法定普通流通货币以后，这两种货币即深深扎根在云南社会中。经过大理政权的巩固，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到元明统治时期，为了稳定和维护在云南的统治，统治者不得不入乡随俗，承认了这个既成的历史事实。
《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记：“（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亥，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来上。又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蚆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又“十九年九月己巳，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25]
明代统治云南之初，即改以海蚆等为税课收入的标准物品，而不强行推广使用钱钞。《明太祖实录》卷169记：“洪武十七年（1384）十二月壬子，云南左布政使张紞奏：今后秋租，请以金银、海贝、布漆、朱砂、水银之属折纳，诏许之。”[26]《明宪宗实录》卷222记：“成化十七年十二月癸亥，定云南户口商税等课钞法。时，所司奏：云南乏钞，请折收海蚆，户部定拟十分为率，三分仍征本色，其七分以海蚆，一索折钞一贯至三贯有差。从之。”[27]
并且云南社会中，民间也一直保留了用盐颗为货币的做法。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楚雄府》记：“黑盐，每块重二两，军民交易皆用之。”又卷二《武定军民府》记：“交易用盐：土人懋迁有无，惟以盐块行使，不用海蚆。”[28]《明英宗实录》卷88记：正统七年春正月辛卯，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浩言：“各卫所造军器，官给钞市物，而云南夷民交易常用海蚆、银、盐、布货。”[29]
云南布政司也以海蚆为流通货币，与内陆流通的钱钞等量齐观，地方当局的财政收支亦以海蚆为计量单位。《明太祖实录》卷241记：“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乙未，上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岷王之国云南，粮饷不敷，其王，国岁与米六百石；金银则贮之王府，钱钞、海蚆诸物则送布政司收之，以备用。”[30]《明英宗实录》卷85记：“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朔，上御奉天殿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各处拖欠香料、历日纸，并云南所辖拖欠岁办差发金银、米钞、海蚆、马牛、紬布，俱自正统五年十二月以前尽行蠲免。”[31]
明朝云南地方官府的收支、地方官员俸禄的发放，都以海蚆进行。《明太宗实录》卷十六记：“永乐元年（1403）春正月戊子，命汝南王有勋居云南大理，赐钞二万锭，海蚆十万索，锦布五百疋，禄米岁二千石，俭岁千石。”[32]
明朝朝廷对云南所用海蚆也格外予以照顾，特别给予支持。《明英宗实录》卷35记：“正统二年冬十月辛未，行在户部奏：云南系极边之地，官员俸除折钞外，宜给与海蚆、布、绢、缎疋等物。今南京库有海蚆数多，若本司缺支，宜令具奏，差人关支。从之。”[33]卷68亦记：“正统五年六月辛未朔，行在户部奏：云南夏、秋税粮数少，都、布、按三司等官俸，月支米一石。乞将南京库藏海蚆运去折支余俸。从之。”[34]
海蚆做为货币，与铜钱一样，也存在币值的浮动，存在着升值与贬值的问题。《明英宗实录》卷134记：“正统十年冬十月辛丑，户部奏：云南岁征税粮数少，都指挥等官俸粮本色支米外，折色支海蚆，今宜减米一石，添折色一石。旧时每石折海蚆七十索，今米价腾涌，宜增三十索。从之。”[35]又卷179记：“正统十四年六月己未，重定云南文武官俸粮例。……旧米一石，折海蚆一百索，揆以时直，有损于官，今宜折六十索。从之。”[36]
明朝朝廷规定，铜钱与银子存在一个比例关系，即铜钱一千值银一两。《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钱钞》记：“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37]
由于云南产铜，而铜是铸币的基本原材料，因此有明一代，曾经四次在云南开炉鼓铸。可是四次铸钱的起因和目的不一致，最后的结果也完全不同。
第一次在成化十六年（1503）开始，结束时间不明。
《明孝宗实录》卷196记：“弘治十六年（1503）二月丙辰，铸'弘治通宝’钱。令两京及各布政司照诸司职掌所载多寡之数稍损益之。……云、贵视四川每岁陆续铸造。先是南京监察御史郭絍请疏通钱钞，下户部议。己申，行钞之令。……其原不行钱地方，责令巡抚、巡按及有司督行之。”[38]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八《钱币考》记：“弘治十六年，铸'弘治通宝’。十八年，题准铸'弘治通宝’，每文重一钱二分。又令两京内府、司錀等库，及南北直隶府州，并十三布政司铸完'弘治通宝’，发与太常寺等衙门买办。”又“各处炉座钱数：四川一十座，每岁铸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39]四川也奉命大规模铸币，东川铜矿开始大规模生产，汤丹铜场烧碴C14测定年代即为弘治十三年，与此完全吻合。
云南按照四川标准执行，每年为国库铸“弘治通宝”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这个铸币量只是嘉靖时期的二成。当然，云南本土不用铜钱，云南巡抚、巡按也没有办法推行，铸出来的钱，自然是输出云南省外。这次铸钱可能持续时间比较短，影响很小，后来云南巡抚闵洪学在《条答钱法疏》中竟然只字未提。
第二次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开始，四十四年结束，刚好十年。
《明世宗实录》卷421记：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寅，兵科给事中殷正茂言：“今财用不足，惟铸钱一事可助国计。但两京所铸，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湖广岳州府城陵矶，其地商贾辏集，百物伙贱，且系南北适中之所，可开局铸造。”……事下户部覆，言：“城陵矶五方杂聚，于此开铸，恐奸诡易兴。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上从部议。[40]
明朝廷额定云南每年铸钱三千三百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但是在云南铸币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仍有起伏。《明世宗实录》卷461记：嘉靖三十七年七月丙辰，巡抚云南都御史王昺奏：云南额派铸钱三千三百一万二千一百文，以盐课银二万两为工费，后物料艰难，转输不便，盐银之外，又加赃罚银一万一千两，止铸钱二千八百七十四万七百文，费多入少，乞罢之。”疏入，户部复：“昺议是。”上以云南产铜，不宜惜小费以亏国用，命给银铸钱如故。[41]
由于云南并不使用铜钱，明朝廷在云南所铸钱，并不是为了在本地流通，而是运往北京，解交户部，供朝廷支配。《明世宗实录》卷495记：“嘉靖四十年四月丁酉，上以内库乏钱，命取云南新钱进用。户部尚书高耀奏曰：云南钱系解部盐银鼓铸，原备京边俸粮，非进内藏数也。上乃止，仍令两京照例发银二万两工部铸造进用。”[42]
云南本地产铜充足，因此所铸钱无需偷工减料，用铜缺斤短两。并且由于鼓铸过程中监督严格，铸钱质量是很高的，被称为好钱。《明世宗实录》卷540记：“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乙卯，上谕工部曰：……户部每年将南京、云南及税课司解收好钱一千万文送部转送司钥库，以备赏赐之用。”[43]而有明一代所铸钱，也如《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钱钞》所记：以“嘉靖钱最工”。[44]
但是由于货币流通不畅，并且云南距离京师太遥远，运输负担沉重，在云南铸钱十年后的嘉靖四十四年，停止了铸钱。《明世宗实录》卷546记：嘉靖四十四年五月戊午，罢云南铸钱。先是令云南每岁将户部盐银二万两，鼓铸“嘉靖通宝”，已而钱法壅滞，公私交病。[45]
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八记：“嘉靖三十四年夏，诏云南铸嘉靖通宝钱。《志》（按即万历《云南通志》）：所司题准云南铸钱。每年以本省盐课二万两，就近买料，雇匠鼓铸。年额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五千一百文。令参将一员专理。每年十月以内，铸完解户部。……四十四年正月，诏罢云南铸钱。”[46]
第三次在万历四年（1576）开始，八年结束，前后只有五年。
这次鼓铸是在云南巡按郭廷梧的奏请之下，而获朝廷批准的。《明神宗实录》卷48记：万历四年三月庚子，巡按云南御史郭廷梧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废，民用告匮，况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逮购海蚆，孰利孰害？”下户部复，可俾开局行。[47]《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钱钞》记：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云南巡按郭庭梧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废，民用告匮。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购海蚆，非利也。”遂开局铸钱。寻命十三布政司皆开局。[45]
这次铸钱，在云南仅仅五年时间就又被朝廷罢停。明·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三十《钱法志》记：“万历四年，准云南布政司开铸万历通宝以佐海蚆。六年，准钱金背八文，抵银一分；火漆镟边十文，换银一分。本朝洪武以下钱，与前代旧钱，各十二文，换银一分。八年，罢云南开铸。”[49]这次铸钱年额无记录，应该与“弘治通宝”“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额同。
由于云南不用铜钱，云南所铸钱被运往贵州用于发放兵饷。《滇云历年传》卷十二记：“滇省历古只用蚆贝。……明嘉靖三十四年，云南始铸钱。扣留盐课二万作本，铸钱三万余解户部。至万历四年，以巡抚御史言，开局鼓铸，而民间用蚆如故，钱竟不行，遂以铸成之钱运充贵州兵饷，停罢铸局，时万历八年也。自此，终明之世，俱用蚆。”[50]
第四次在天启六年（1626）年开始，沿袭到明末。
明末，由于明朝廷内外交困，四处用兵，军费开支巨大，又开始开放各省鼓铸，以获利作军费的来源。《明熹宗实录》卷四十记：“天启三年闰十月，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疏陈留都要务：……钱法不可不变，言铜、铅来自滇、蜀，烽火道梗，铜价涌贵，宜仿国初故事，尽籍天下铜山设局。”[51]
云南当局亦因连年用兵，司库空空如洗，亦希望冀铸钱获息来增加收入，毕竟铸息利大且见效快。于时云南巡抚闵洪学在《条答钱法疏》中云：“滇五年用兵，司库若扫。……在嘉靖、（隆庆）[万历]之间，经两次铸钱，竟格不行。”[52]《明熹宗实录》卷61记：“天启五年七月丁未朔，滇南始开鼓铸。旧俗用贝，议者以滇产铜，用钱兴利甚便，至是始易之。”[53]
这次铸钱一直沿袭到明末。《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钱钞》记：崇祯三年，御史铙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于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54]
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所铸钱为在云南境内流通而为，事前云南地方当局做了精心策划，广为宣传、大力推行，最终铜钱得以在云南省城流通。“成钱七十余万文，业于七月初十日行之省城矣。……盖滇之有钱，自今天启六年始矣。”[55]区区七十万与嘉靖时期每年为国库铸钱三千三百万相比，不可同日而言。而离开云南省城的滇境其他地区，终明之世仍然以海蚆与盐颗为流通货币，并无任何改观，一如清初倪蜕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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