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1934年8月7日－2022年11月22日）
编者按：今天是林毓生先生逝世一周年。经独家授权，学人公众号发布李欧梵先生回忆林先生的采访稿，以示缅怀。本文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木马、慕樵对李欧梵先生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2022年12月），由木马整理，并经李欧梵先生审阅（2023年2月5日）。
我明明知道林毓生有脚痛，住在老人院里很辛苦，也明明知道他年纪很大了，但他去世的消息对我还是打击很大。我一下子愣在那儿，不知道什么感觉。以前几个老朋友过世我都没有这种感觉。
最近为了张灏过世的事情，有两位张灏的学生来访问我，我推荐他们去请林毓生写一篇悼念文章。那时候是11月初，林毓生已经不能写字，是他口述、太太祖锦帮他写下来的。不知道那封信是不是他写的最后一封，只是他还是跟从前一样，思路一丝不苟。
1980年左右摄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左起的华人：李欧梵、李泽厚、林毓生、劳思光、余英时、张灏、高信疆。
他的故事要从“严谨”开始
我对他第一个印象就是严谨，很多林毓生的故事都要从这里开始。
因为他一丝不苟，我跟他对话，向他请教的时候，我自己也特别专心。有一次在台湾，我请他吃饭，聊着聊着忘记了自己在吃馒头，把我的假牙吃了进去。我回来后怎么都找不到假牙，后来想唯一可能就是跟林毓生吃饭吞下去了。
他对待吃饭都很严谨。一方面他是贵族出身，公子哥，东北人，在北京长大，吃惯了最好的菜，所以品味比一般人高。别人请他的时候，他喜欢一个菜就会据为己有，不让别人吃，天真得像一个小孩子。他也喜欢吃外国菜，例如西班牙菜、俄国菜，很国际化。他要回请我们，就更大费周章。九龙有一个很有名的北方餐馆“鹿鸣春”，老的几代文化人都是那家的常客，特别中大几位老历史系教授，比如牟润孙。我1970年刚到香港时，很年轻，跟着他们吃过一两次。林毓生是北方人，当然想试试，他到香港讲学的时候，决定在那里请客，做足准备，前一天先去跟大厨谈，问有什么好菜，说他明天要请客。老板说对不起，您讲的当年的鹿鸣春名菜现在已经做不到了，只有一两个普通菜可以代表。他就叫这一两个菜来，先尝一尝，第二天才正式请。大家吃得拍手赞好。
台湾他的学生为他庆祝八十岁生日，本来请我去做贵宾，我没去成，王德威跟他是世交，又曾是威斯康辛大学的博士生，说不定选过他的课，所以参加了，回来告诉我说，原来林毓生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作报告汇报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他教书更是如此，要求很严格，他要学生的论文交慢一点，不要没准备好就随便交。学生问这个学期快要完了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拿一个incomplete。
在芝加哥：他的另一面只有我知道
这几天林毓生的太太祖锦给我写了封Email，说林毓生过世前常讲在芝加哥快乐的生活，我看了好感动。芝加哥那一年对我很重要，他也一辈子没有摆脱芝加哥对他的造就。
我最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特别想到他，因为第一次听友人大讲特讲这本小说的就是他。当时是1962年，我第一年到芝加哥，有一个迎新舞会，很多男生女生参加，就在那里找对象。我当然也去了，林毓生也来了，不知道怎么我们两个人聊了起来，讲了一晚上这本小说，讲到忘记找人跳舞，至少三个钟头。我现在还记得他怎么跟我说的。他念的是社会思想委员会（Comitttee on Social Thought），是芝大最受尊重的研究班，委员会的教授个个都是国际著名的大师级人物。他参加了一个博士通过口试，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本小说里有三个重要、具有深刻意义的吻，到底是哪三个，意义何在？我听了以后感觉不得了，一本小说有这么重要的思想内容，我都还没想到，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仔细看，非常惭愧，从此对林毓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当然这种仰慕之情不是把他当做偶像崇拜，因为我跟他有时候意见也不能完全相合，我只是觉得这种人太难得了。我自命是一个“狐狸型”的人，兴趣很广，不能专注。我这个人也很奇怪，专门欣赏跟我完全相反的人。我半开玩笑地说林毓生是一个“刺猬型”的人，他一生追求一个大问题，锲而不舍，挖得非常深。有一次我在讲座上介绍他的时候公开讲了出来，说我非常佩服林毓生，我看他的样子不太高兴。我知道他有一点瞧不起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认为柏林的书太浅了。刺猬是搞一件东西，狐狸是搞很多东西，我猜他会说你难道以为我不搞其他东西了吗？
在芝加哥那一年，他还有另外一面只有我知道。当时大家都还年轻，作为留学生，我们两个和其他的留学生——特别是台湾来的留学生——不太一样。我比较美国化，我对于美国文化、社会好奇得很，比如我敢去找美国女孩约会，第一次见面就敢约，请她们吃饭。林毓生也学我，有一年暑假，好像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舞会上，他约一个美国女孩子（听说她是一个护士）跳舞，边跳边讲柏拉图，讲个不停。用这种方法“钓”女孩儿，恐怕还不常见。
李欧梵在哈佛办公室
后来他到哈佛来做博士研究，我们越来越熟，我就带他去一个国际学生聚会的场所去跳舞，我们哈佛的留学生叫它“狗抢骨头场”——狗多骨头少，指的当然是男人多，女性少。美国社交公开，当地的妙龄女子都跑到哈佛来钓金龟，我和少数走“国际路线”的华裔留学生周末没有事情的话也去参加。有一次遇到一个公司的女职员和她的女友，我和林毓生就去约会她们，结果林毓生在吃饭的时候照样讲他的柏拉图，没想到这位波士顿的女职员很有兴趣，跟他谈起来了。这些经历打破了我对美国文化的成见，以为美国女孩子都是很浅薄的。林毓生跟任何人都谈学问，而且很平等，不会觉得我是大教授，你算什么，一点架子都没有。
性格相反却惺惺相惜
我性格、作风跟他刚好相反，他是求慢，我是很快。他是精而少，我是粗而多。他出的书很多都是大部头、重量级的学术论文和访问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足足有五百页。我正相反，都是小小短短、避重就轻的杂文集，竟然出了二三十本，我不要写大书。我有时候太粗枝大叶，耍小聪明，看法和观点很多，各式各样的兴趣非常广，可是深入不了，不能专攻一个东西。林毓生刚好相反，是严肃、严谨、严格（我再三用类似的词）而有深度的学者，他一生似乎志在写一本大书，我觉得他做到了。可能有一样相同的东西，把我们两个人连结在一起，就是对于某一种事物的热情和执着，所以我们倒也是惺惺相惜。
在芝加哥后来我们混得很熟，他就跟我谈学问，暑假里我带他听音乐。我还喜欢看电影，当时很穷，每天预算只有两美金，可是为了看一场电影，可以废寝忘食。有一次我到芝大附近的一家小电影院去看一部电影，碰到毓生，我到现在还记得是俄国片Lady with her dog，票价是一块多美金。为了看这部影片，我牺牲了晚饭不吃。林毓生知道了大为佩服，说哪里有人不吃饭看电影的。我当时就是这种人，有时候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买最便宜的票，就是不能放过。我喜欢什么东西，就全心全意投入。这跟他做学问一模一样，全情投入。
也许他在芝加哥受到一点我的影响，也喜欢音乐和电影，可是他没有像我这么“痴情”。他最痴情的还是学术和思想。他经由张灏引介，到哈佛写博士论文，拜师史华慈门下，也和史华慈教授变成最好的朋友，好到史华慈过世的时候，史华慈夫人最早给他打电话。史华慈见到我，跟见到林毓生聊得完全不一样。他最后见我那次，说最近从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中得到很多的安慰，可是跟林毓生只讲学问。香港的《明报月刊》要访问史华慈，我安排林毓生和史华慈对话，由此史华慈被介绍到香港来，林毓生居功最大。
两人的同与不同
他每次到香港，我们一定见面。我们在台湾也常常见面，两人都批评台湾，他批评得更厉害。他公开批评台湾民主不成熟，再三讲。最近有人把台湾的民主捧得很高，我就想起林毓生。晚年林毓生脾气缓和多了，早年的他生起气来不得了，但即便如此，他都是持学术立场，就事论事。他虽然没有跟我生过气，但有一次“中央研究院”选院士，有一个被提名的候选人大家都支持，但林毓生要求太高，觉得不够格。后来在沙田我请他吃饭，他拉着我说：“欧梵我们是多年朋友了，我要批评你一句，你怎么什么人都支持呢？我们的门打开什么人都进来，那还要'中研院’干什么？”他有他的道理。后来他去开院士会议的时候有一点闷闷不乐，我也不知道跟他从何说起。当时我只能跟他说，其实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我愿意接受你的劝告。然而我还是做不到。
其实我的立场是非常反叛的，我觉得中央研究院的选举根本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中研院要是要开院士会议，就应该开一个专门谈学术的会议，大家互相交流，而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做选举，至少花四天，互相辩来辩去。学术有时候很难判断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各有千秋，这是我的立场。我甚至想，为什么中央研究院不修改他们的章程，让任何院士都可以辞职？为什么院士是终身制，我被选上了院士，十分荣幸，但必须终身服务吗？如果我觉得我的学问落伍了，就不可以辞职吗？我有时候有这种叛逆精神，对任何制度和章程都持嘲讽态度，别人为了争取提名到处拉票，而我偏偏要唱反调——你那套价值和规则我就是不信。林毓生很严肃，把那套价值转化为自己的最高水平，对他来讲，“中央研究院”代表最高学府，是不能马虎的。
虽然我们两个都研究过鲁迅，但从来没有交换过意见。他说五四思想家中真正能蕴涵多层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思想，能做到他所说的“创造性转化”的，恐怕只有鲁迅一个人（这是我从他的相关文章里悟出来的，可能有偏差），他因此佩服鲁迅。他把鲁迅的小说都当做一种复杂的意识（consciousness）的表现，而不仅是当作文学。
而我越来越把鲁迅当作文学看待，所以我写的时候一向把他当作作家。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普通的观点，可是当我最开始提出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学者群起而攻之，说我怎么对鲁迅这么不尊敬，他是革命的导师、伟人。我自己对鲁迅的看法也是越来越国际化，把他和卡夫卡这些人放到一起。现在很多人看到四周环境就常想到鲁迅的杂文，这是别人做不到的，这就是鲁迅伟大的地方。
林毓生看到了鲁迅对于中国传统的温情，我也看到了，但我觉得鲁迅在当时基本上对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还是持批判态度，可是鲁迅喜欢中国的民间艺术，研究魏晋文人的风骨和抗拒精神，我称之为“抗传统”(counter tradition)。鲁迅喜欢中国传统小说里的神仙鬼怪，从早期的神话传说到魏晋到《聊斋志异》，和民间戏曲中的小鬼，它代表中国传统中的“幽暗（spectral）”的一面，但和张灏所说的“幽暗意识”完全是两码子的事。这是从我的老师夏济安那里学来的。如果鲁迅没有艺术感，没有文学的表现方式，怎么会让人感觉到中国有这些温暖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说思想家不能看低文学，而文学家也不能认为思想和文学无关。这两者最好能够综合起来。
“他思考的是一个大问题”
我要开始讲一点学问，先声明我谈的不是中国思想史本身，这方面我的知识很浅，讨论起来如履薄冰，我很怕林毓生在天之灵说我讲错了。
很多人说林毓生是“思想史家”，但我觉得林毓生研究的不仅是思想史，而且是思想本身，他提供的是一种思想模式。张灏做的是思想史，我对他的路数反而感到亲切。我对思想史的定义是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deas—or men of ideas—across ages（对不起，要用英文，因为我记得这大略是史华慈的定义）。它的背后是历史，它研究人物、思想和历史的关系。林毓生做的是纯思想的探讨，thinking of ideas，即思想的内涵和模式，它背后有深厚的相关思想基础。他思考的是一个大问题，几代学者都试图解决但解决不了的。
这个大问题，他可能是从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模式表现出来的，比如中国知识分子对任何事物都从“文化/思想模式”（culturalistic-intellectulistic）出发。他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用功最深，譬如什么是自由（freedom），自由和法制的关系，英国的政治哲学家著书论说，都想解决这类问题。对林毓生来讲，自由主义重要的不是主义本身，而是自由的内涵。没有自由的基础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表面上好像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自由，其实是无知。你怎么从思想层面思考，一层一层挖进去？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以赛亚·柏林说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柏林更偏重消极自由，但林毓生有时候跟柏林唱反调：难道不会想一想积极自由吗？他和史华慈都讲过积极自由的问题。
2008年5月李欧梵教授夫妇（左一和左二）与林毓生（中）、周天玮（右一）
最近周天玮访问他的文章（见台湾《远见》杂志），让我很感动，林毓生晚年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关心，以至于越来越觉得法制更重要。法制不等于法治（依法统治人民，那是源自中国的法家），我觉得他说的“法制”指的是民主和自由赖以生存的法律制度，例如美国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这也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那本名著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译作《自由宪章》）的主题之一，但是中文译者把书名的原意译错了，不是“宪章”，而是自由的“组成”，内中讨论自由是经济和富强的基础，而不是财富可以带来自由和民主。此书也是英国保守党魁柴锲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的挚爱，因而引起海耶克即等于保守主义的误解。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有不当之处。
林毓生的老师们
林毓生为什么对自由主义这么了解，因为他一生一直跟随一条思想的脉络，就是他的老师哈耶克。可是他认为哈耶克被人误解了，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保守派、崇尚自由市场，把个人自由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但哈耶克在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后记中明明写道“I'm not a conservative”（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在芝加哥留学的时候，此书刚刚出版（1960）不久，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引起相当大的轰动。所以林毓生再三让我读，几十年了，我都没有读，因为字印得太小了。从林毓生的立场来讲，大家对于哈耶克有一种误解，就是只看过《通往奴役之路》那本书，但林毓生认为他老师的思想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也经常跟我讲和哈耶克念书时候的事，他钦佩哈耶克的人格高过钦佩殷海光。哈耶克是世界有名的人物，有一次林毓生要向他请教，哈耶克忙得不得了，就说你元旦早上九点钟来见我——为了见一个学生，牺牲自己的假期。见面时，林毓生就跟他讲自己念什么书，说到一本哈耶克没有听过的书，他马上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当年用的小卡片（index cards），把那本书的书名抄下来。这么有名气的人虚心向学生学习！后来我也从林毓生那里学了这招，有学生提到我没看过的书就赶快记下来，比如张历君，我现在还感谢他，很多书都是他让我看的。
我也听他讲很多殷海光的事。我对殷海光最佩服的地方是，他的两位大弟子到美国后，学问深厚多了，就写信奉劝老师。林毓生跟殷海光说，你崇拜罗素，但你对罗素的思想很不了解，而且罗素的思想不足以解决你的问题。殷海光承认，转过头来向他的徒弟请教，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我非常佩服。现在教授不一样了，越没有学问的人越装模作样。
林毓生还提过现在又走红的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她也是林毓生的老师，他还到过阿伦特在芝加哥的家。当时阿伦特正在写《论革命》(On Revolution)。他的另一位老师是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他在芝加哥用德文讲韦伯。可惜林毓生过世，不然我要问他，你当年还读过什么书？现在还有哪一个学者像林毓生这样的？我自叹不如。
一辈子为了idea而活
林毓生对我影响很大，另一个原因是他从头到尾都很consistent （一致），比如他一直都很批评胡适，批评到什么程度？有一年在台湾马英九请他去演讲胡适，马英九那时候还是总统，大概很仰慕胡适。林毓生照批不误。他主要批评胡适思想太浅薄。林毓生的思想很复杂，一个问题会追究到底，找出它的复杂性，而胡适把什么思想都讲很清楚，很透明，但没有深度。
我后来觉得批评得有点过了，胡适有他的贡献，比如在文学史料和考证方面的贡献，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等等。可是我同意林毓生的主要观点，胡适对于文学理论和小说写作的看法真的很浅薄。他把“五四运动”比喻作“文艺复兴”，讲得清清楚楚，其实基本上一半都不能适用。我最佩服胡适的是，他这么忙，写这么多书，还能帮助这么多人，哪里找出的时间？
左起：林毓生、余英时、张灏
余英时非常尊重胡适，他和林毓生看到的是不同的胡适。余英时特别欣赏胡适自由主义实践那一部分，包括批评蒋介石连任，当时抵抗蒋介石是不容易的，要冒着极大的危险。而林毓生对思想更着迷。史华慈曾经说，古希腊思想家有两个典型，一个是行动思想家，一个是思考思想家，林毓生和史华慈都是属于思考型的。而史华慈也曾经批评阿伦特，说她只看重古希腊行动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思考那一面。
林毓生很佩服余英时，虽然两个人的路数完全不一样，而余英时似乎对林毓生颇有批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猜余英时走的是思想史的路，他做得很精致，对中国历史熟得不得了；而林毓生比较受芝加哥学风的影响，认为学问就是学问，追求的是真理，不管中西。林毓生可能有点看不起中国式的学问，太注重启蒙和救亡，而思想不够严谨。
还有一次在夏威夷开会，杜维明召集的，讲东西思想文化，王元化也去了。王元化非常崇拜“五四”，结果林毓生跟他谈了三天三夜，之后王元化整个改过来了。他后来写了一篇自问自答的文章，不像以前把“五四”捧得那么高。王元化后来和林毓生变成非常好的朋友，林毓生到上海一定去看他。王元化过世后，林毓生为他选了一个文集，译成英文出版，交给我们四五个人，一人翻译一篇。林毓生为王元花尽了所有的心力，不过王元化过世这么多年，文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们都翻译好了，就缺他自己的那篇序言。他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丝不苟。可是他很诚恳，全情投入，现在很少人能像他这样。
张灏跟他同为“殷门弟子”，特点却很不一样。我虽然跟张灏没有像跟林毓生那么熟，但张灏非常有幽默感，我们见面常常开玩笑。我跟林毓生就不敢开玩笑。张灏比较低调而世故，林毓生有一份天真。他笑的时候非常温暖，真情流露。他一辈子为了“idea”而活，他非常尊重这个字，思想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西方有一个传统，你可以为思想和追求真理而被杀头，中国多是为个人人格和操守而死，道德感比较强。
学者的太太们
我对多年老友都有一点歉意。我有一个很糟的毛病，越老越不和老友联络。我不敢打电话，对于科技有时候很恐惧，我最喜欢面对面谈心。我跟林毓生这方面也很相近，我猜他也不打电话。我们好几个人都类似，见面非常开心，但是不联络。好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坏处是如果没有我老婆联络，这些人我都不知道在何方。余英时也不打电话，但和张灏却时常在电话里谈学问。他太太Monica经常跟我老婆打电话，跟张灏太太打，跟林毓生太太打。
林毓生、宋祖锦夫妇
林毓生的太太宋祖锦非常善良能干，林毓生坐着不舒服，她就准备一个圆形的坐垫放在凳子上让他坐。祖锦还跟我老婆李子玉说她每天都要去做运动，因为万一自己身体越来越差，就没有办法照顾林毓生了。几乎我所有的学者朋友的太太都有这种传统美德。
在他太太身上，林毓生有时表现出浪漫的一面。他和太太怎么认识的呢？林毓生有一次回台湾，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女孩子，觉得这个女孩子太好了，想认识她，不知道怎么办，就跟着女孩子后面走。原来女孩子是台大农业系学生，他就到处打听，发现他们两家认得，就开始追求。我猜两个人都是初恋。当时林毓生已经在芝加哥念书了，两个人的年龄至少相差十岁。
其实做这位学者的太太是非常难的。因为他要看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打扰，家里人都不能进他的书房。我亲眼看到祖锦帮他打字，写电邮。林毓生对吃的要求也高，余英时拿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特别奖之前，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作短期研究，他们夫妇时常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林毓生看到后就说这种东西还可以吃吗，余太太回说我们每天能来这里吃饭已经非常幸福了。后来我听朋友说，林毓生住疗养院期间，太太送菜去，一个礼拜至少三四次。当年宋祖锦也是一个大家闺秀，手艺是被逼出来的。
其实你问其他人关于林毓生的回忆，个个都有很多，只是每个人的着眼点不一样。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忘怀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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