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8日，应邀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做讲座，被胡翼青教授好好地敲诈了一下，行程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在等去火车站前的一个小时中，他还弄了一个专访。在访谈中，我对拙文《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一文所引发的争锋做出了回应，谈及“重新发现新闻学”的动力，对传播学科想象力提出了一点自己的看法。胡翼青教授话锋机智，对话处处隐刀锋，快哉！其间还回答四位同学的提问。
专访被南京大学传播学院的两个公众号推送了，感谢胡翼青教授和南大学子们的记录。惜乎有几个小的错误，恐词未达意，特修改后刊出。
吴飞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院长、博导。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传播与社会、传播法、新闻传播理论。
传播学的想象力胡翼青对话吴飞
1对传播学研究的反思
胡翼青（以下简称“胡”）：您怎么看待去年您所发表的论文《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您文章一开篇就说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是否是对对中国新闻学界、传播学界失望至极，我想知道您想用这篇文章表达什么想法？
吴飞（以下简称“吴”）：传播学一开始就走偏了，不过是我与吴予敏教授在一次聊天时讨论的内容，我与吴予敏教授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共识的。但这只不过是当时写文章的一个由头而已，我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梦想去改变中国传播学研究现状，我只想透过这篇文章表达我对传播学的一种理解，这也是我的基本初衷。
我觉得传播学不应该是由四大奠基人所最初划定的那个框架，就像你之前书里讲到的那样。当然，板子光打在施拉姆身上是不对的，应该打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我们可以不按照施拉姆当时说的来做，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为什么投身于传播理论的人跳不出这个圈子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也一直在反思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没有超越施拉姆的这个圈子，我的研究应该回应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理想中的传播学应该做什么研究。所以我当时用了“巴别塔”这个隐喻，我觉得人类需要可以和平对话的空间，无论走到哪里，你不用担心会被别人灭了，可以有饭吃的这样一种朴素的、最低的安全状态。任何一个背包客走遍天下都不用担心信仰、肤色、语种的不同，可能招致的杀身之祸，但这样一种对人类社会最低安全诉求的理想家园何在？我们是研究传播学的，都知道传播强调的是沟通，那么传播学能否为建构这样一种“美美与共”的社会提供一种智识甚至说是方案呢？
胡：您一开始谈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状况，之后猛地转到心连心、手拉手的问题，那可能就会存在逻辑断裂，也就是一个是在谈传播的基本理念，另一个是在谈传播学研究的问题。那这篇论文的标题《何处是家园》它究竟是指传播学的家园还是传播的家园？
吴：在梳理国内传播学研究状况时，我觉得国内传播学界一直在努力，包括本土化的研究，我们一直纠结的是如何在西方的知识语境下提供一些自己独特不同的见解。我总觉得，许多传播学研究论著，虽然很精致，做得也很美，但真正考虑到我所讲的人类理想家园的建构问题不多，这让我觉得传播学家缺少一种人本主义的关怀，甚至说少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与向善的灵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所说的“家园”不是讲传播学的家园，而是谈人类社会的理想家园问题。为什么我的第一句话是“传播学一开始就走错了”，这里针对的不只是中国的传播学问题，也针对西方传播学问题。西方传播学起源和发展于战争的需求与逻辑，追求的目标不是全人类理想家园的建构问题，所以它的逻辑出发点和我所追求的传播学宗旨相背离。如前面所讲到的，我追求的是各种不同的人种、宗教、价值观之间共有共存的问题（或者至少能够共同承认的问题）。所以我说传播学一开始就走错了。而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也一直是在美国的传播学那样一种框架下跳来跳去，传播的本土化同样很少追踪我所讲的人类理想家园的建构问题，而我觉得传播学要做的就是回应这个问题。
胡：这五年来做国际传播的研究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您的思想有很大帮助？
吴：是有帮助，国际传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早期研究偏斗争哲学，大多数是站在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比如，我们如何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战略传播如何有效等等。但是会有另外一个东西对我们有帮助，那就是如何超越这种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偏见，也就是真正地超越“你们”和“我们”的问题。这种思路的研究已经有一些，但仍然太少了。
吴飞教授作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
2没有争锋，就没有讨论
胡：您怎么看待黄旦老师对您那篇文章的回应？
吴：我在博士之家也讲到了，我尊重黄老师的回应，因为学术之间如果没有争锋，就不会形成讨论，也就不能培养一种理性场景，这个争论是有价值的。黄旦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他认为我梳理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历史的关节点把握得不是很好，我觉得这种批评是对的，尽管对于一篇小文章来说，他的要求太高。但是我认为黄旦老师批评最大的缺陷在于他没有理解我这篇文章的宗旨，我的文章不是要探讨传播学家园的建构问题，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要把传播学圈进筐子里，画地为牢，这是黄老师强加于我的一个想法（这是他二十几年前就批评过的东西），是设置了一个假想敌来进行批判。其实这是对“家园”的误读，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家”并非指给传播学套一个筐子，建一所屋子，我的“家园”是指人类学意义上的家园。
胡：那您反过来看黄旦老师的这篇文章，您认为他在主张什么？
吴：我觉得黄老师近几年一直都在强调一个类似的东西——颠覆性的或者否思性的传播学。我从他近几年的论著中读到了非常重的后现代的思想元素。他一直强调要完全推倒传播学原有的结构、话语体系，要进行重新建构。他认为新媒体出现后，整个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都完全不同于以往，所以以往建构的传播学需要推倒重来，这应该是他的第一个知识来源。他的第二个知识来源应该是沃伦斯坦关于否思社会学的基本理念。我觉得黄旦老师的思考路径是可取的，但是如何去否思、如何重建、颠覆什么、打倒什么需要一个更清晰的方案。这是我对他未来理论突破的期待，毕竟，建设一个新世界远比打破一个旧世界要艰难得多。
胡：那么现在我将这个话题再延伸一下，去年您在传播学领域酣战不久之后，又将战火烧到了“重新发现新闻学”这样的一个话题中。如果说传播学是一个更具有全球化的开放性视野的领域，可以讨论手拉手心连心整个人类和平的一个多元共存的前提和语境，那么新闻更像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与制度关联特别密切。所以是什么力量让您去讨论新闻学呢？
吴：这是《新闻记者》的主编刘鹏博士策划并给我的命题作文，我不是一个好战的人，但因为关乎新闻传播学科份内之事，虽然明知是被“设计”、有套子，但还是乐意遵从了。我赞同你，新闻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是我仍然把它放在一个人类的共同体的大知识框架和背景下考虑。不管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都有一个基本的责任：培养人的公共理性。包括新闻产业本身，也应该去回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对新闻产业的批评都没有回应我所关注的人类沟通的问题。另外，我并不认为新闻学和传播学能够切分得那么清晰，早期新闻学的建构面对的是一种行业，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地方性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认为，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内涵价值差不多。
胡翼青教授主持吴飞教授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
3传播学科的想象力
胡：我们这一代学人最关注的是传播学的想象力问题，对于现在如此尴尬的传播学研究，我们的焦虑都关涉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有想象力的路径去进一步将传播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领域。您觉得什么东西会引发我们对这个学科深入的想象力？
吴：其实我也找不到答案，可以搅局的那个力量在哪，我也一直期待着。
胡：那换一个角度，您觉得扼杀我们学科想象力的东西是什么？
吴：制度的规训是最大的遏制力量。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培养了我们思考的路径，评价我们成功的指标体系已经被设为现今的样子，除非这个东西被根本性颠覆，个体自由创造的力量被释放出来，那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胡：那么回到您刚刚所说的传播学研究的起点。如果我们必须在一个规训的体制里面做研究，您觉得您所说的那个传播学起点可以导致传播学的想象力吗？或者说它有可能改变现状吗？
吴：我不知道如何去评估，但是我希望当我们每个参与到这个场域中的个体都明白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或者我们可以去做、可以去努力的方向的时候，当一些个体的力量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一股力量的时候，这个可能是会存在的。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了，当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自由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可能在文化上开始自觉，在学术上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顾忌。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新媒体技术，它本身所携带的开放、民主、自由、便捷的特性可能为未来自由知识分子的生产提供新的可能性。他们的知识会变得更容易传播和扩散，并且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力量，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超越传统社会体系之下的知识布局和权力对知识渗透。
胡：您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关键在于，您所说的思维总是被框定在某一个框架中。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思维总是在功能主义的范畴，不论做什么都在讨论传播媒介对“我”和社会有什么影响和作用，那么在这种框架内，即使您有心去突破它，仍然会有一种鬼撞墙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我们没有生计的压力，我们也未必能突破既成框架带给我们的束缚而达到有想象力的境界？
吴：你说的很对。当我们站在一个关系的网络上，只有当我们不再把那种功能的甚至是结构的力量看做是一种很重要的知识生产的力量的时候，当我们只是纯粹思考一些知识本身的问题的时候，当这种知识生产越来越多，甚至会变成知识分子圈里的一种时尚的时候，新的知识运动就会出现了。所以只能慢慢地形成，一开始肯定是这样一股潮流，就像库恩所说的范式的革新一样。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一定要有一个振臂一呼的领袖出现，才会有一个新的范式革命的出现。但是，这个新的领袖的出现一定是所谓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总会有一个爱因斯坦和牛顿在那个时间点上，他代表了一个新的范式和新的革命者出现。不过，在这个牛顿的前面还有很多小牛顿，是他们成就了牛顿。
4多领域研究带来的影响
胡：您早期从事新闻业务，做编辑，读博期间研究新闻法，之后转战传播人类学，这些年在做国际传播话题，您觉得这些年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对您有哪些影响？有想象力方面的贡献吗？
吴：站在外面看墙内的风景会觉得风景有很多不同。当我站在内部场景来看，它就是一座房子，是一种知识。我研究编辑学一开始是为了上课，后来我发现编辑技巧和编辑部里真实发生的事情并不一样，编辑背后的文本即政治和权力才是决定编辑的力量。所以我的编辑学其实是编辑社会学、编辑传播学，是从人的传播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当我发现权力要素主导着新闻生产的时候，就决定放下技巧，专注地研究权力，然后我把焦点集中在传播法上。之后我发现我不能仅仅研究表达自由，因为不只有政治力量，还有商业力量等，于是我开始思考，到底新闻行业内在法则是什么？于是这时候开始研究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条线索，没有冲突。其中有个插曲，和郭建斌一起研究独龙族。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围绕新闻生产来做事情，我不只关注新闻，也把它放在人的脉络下，研究人的传播的问题，所以我去研究独龙族，探究人类关系网络究竟是如何建构的。当我研究完之后，我开始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研究新闻生产、新闻和传播的关系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两年来我对传播学的反思。其实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
胡：所以您是站在一个核心点向外发散，一直是一个新闻生产的研究者？这种说法我从来没有听您提过。
吴：那不是从来没有人这么问过我吗？是的，其实我关注的就是新闻生产究竟被一些什么力量所左右，它内在的力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新闻抗衡政治和商业的那种力量，比如新闻专业主义。而后来又出现了技术的力量，于是就会关注新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胡：那么如果把新闻生产作为一条主线往下研究，这个路径很有可能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连在一起。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您的研究还是自由主义的。您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倒向赵月枝老师的那个方向？批判也可以是自由主义和实证的。您觉得这是中国国情导致的吗？还是您所理解的中国和赵老师理解的中国是不同的？
吴：其实我没有思考过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之所以没有站在赵老师那个方向思考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学术积累不同，研究兴趣有差异，观察问题的视角也不一样吧。
新记者问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
问：有时候看的书目太多，就发现很难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吴：涉猎广和你做什么研究之间不一定要有勾连，看书广是为了让你对一个领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这些知识会在无意之中对你之后的研究有一定影响。能调控多少知识是你的知识储备问题，能调控的知识多意味着更加自由。但是当你做论文，就不能这么发散。你做研究的话，是一定要归结到一个点上的，要形成一个问题。就像黑夜中的探照灯一样，最初是扫一圈，但最终是要聚焦在一个点上，当你把这个点研究透后，你可能就会对它四周的东西感兴趣并再进行研究。
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间的关系
问：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很强，很多时候学术研究是落后于业界实践的，请问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学界和业界二者之间本就应该拉开一定距离呢？
答：真正的学术研究本来就不是针对业界的，我们提供的其实是一种智慧和思考。这种思考是针对人而言的，而非某一个行业，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学界和业界的这种分离是很正常的。但是不管任何行业，它都是人类场域中的一部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去关注业界的问题这也是很正常的。其实，学界和业界之间应该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不能靠近业界太近，太近的话，就成了业界的“军师”，成为其智库的一部分。高校本来就不是提供这种专门性知识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