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风
同一个小区，不同的世界。
对于居住在深圳小区公租房和安居房里的租户来说，新的生活还没开始，与商品房业主的怒怼大战就一触即发。因为公共花园、游泳池、车位等权益之争，商品房业主与公租户之间箭弩拔张，“二等公民”的现实让每一个人都愤愤不平。
比深圳还要更激进的，是很多小区将商品房与公租房、安居房用围墙一分为二，老死不相往来，更不会共享公共设施。
这让人想起不久之前，成都某片区高收入业主联合抵制年入50万以下的业主，拒绝低素质楼盘业主的子女与自己孩子同校，从而引发一场小区内部的中产阶级斗争。
高收入业主对低收入业主的鄙视，商品房业主对公租户的歧视，连同有产人群对于无产人群的对垒，共同构筑了这个时代最典型的阶层分化格局。
▎雨果奖作品《北京折叠》描绘的阶层固化场景。不同阶层通过空间和时间分割，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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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租户说，深圳的宣传语“来了，都是深圳人”，应该改成“买了房，才是深圳人”。
深圳小区公租户与业主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是公共设施使用权属的冲突，究其根本则是权利冲突。
公租房和安居房里的租户，与商品房里的业主，到底有没有同等权利，这是横亘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从理论上讲，商品房小区配建公租房，本身是政府以让渡部分土地出让收益的结果，公租户之所以能享受到高价小区的便利，这是出于政策保障和社区融合考虑的双重结果。政府以隐性的土地出让金或补贴作为投入，住建部门作为业主而存在，对于公共配套，公租户拥有平等的使用权。
同时，小区业主在购房之前，也已明白小区配建公租房和安居房，并且与商品房拥有同等的公共设施使用权。就此而言，只要公租户支付同样的物业费用，就不该排除在公共配套之外。
但在现实中，对于一个房价连续一年维持在5.5万元高位的城市来说，深圳的房价已经超出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实力。“盘剥”完父母的积蓄、借完所有能借的亲友、背上20年到30年的房贷，好不容易买上一间商品房，自然不愿与那些享受低价公租房的租客为伍。
▎2015年至今，深圳房价走势。
回到政策的出发点，商品房小区配建公租房，本意在于让不同群体居住在一起，促进社区融合以及阶层和解。然而，在现实里，融合不复存在，转而变成了一场新的阶级斗争。
而且，在“租购同权”的大背景下，租户与业主之间的权利并无二致。无论是共享公共设施，还是子女入学等权益，理当同等对待。然而，小区里的阶级斗争，再一次让这种理想尚未落地就已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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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公租户一边的，是政策的照顾和法理的支持；站在业主一边的，则是朴素的“不劳者不得食”的传统观念。
这种冲突，比成都小区里的“嫌贫爱富”来得更加深刻，也更加现实。
成都小区里，高收入业主对于低收入业主的鄙视，得不到舆论的任何声援，终究只是一场自私者自以为是的叫嚣；而深圳小区里，业主与公租户之间的冲突，则是阶层割裂的现实写照，每一方都有无数的拥趸。
一边说另一边是“公猪户”、“野蛮人”、“社会的蛀虫”，另一边说这边是“仇穷”、“把人当二等公民”……
▎深圳某小区，商品房业主要求与公租户分割管理。
在商品房业主看来，自己更像是弱势群体，公租户只要几百元上千元的租金，就能享受到业主需要付出血汗钱才能买来的公共服务。所以他们并非歧视公租户，而只是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而在公租户看来，保障房是政府的民生项目，并非开发商的施舍，既然交了同样的物业费，理应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而且，公租房面向所有户籍人群开放，每个人都有机会受到政策的照顾。在深圳，买不起房的人实在太多，如果房价任由价高者得，那么很多人永远都没有立足之地。
这种争论，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果。而且，利益之争，很容易沦为人身攻击，最终变成阶层之间的对立。
需要一提的是，深圳的公租房对收入没有明显限制，但面对的只是有户籍无房产的人群，没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可能连申请机会都没有。而旨在吸引人才的人才安居房门槛更高，其要求是，在市级人才安居重点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人才。
要知道，想要在深圳获得户籍，最起码也应该是大学毕业生或者紧缺人才，就此而言，这些人能够获得深圳户籍，本身也算是准中产阶层或预备中产阶层，与商品房业主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有房和无房。
即便这样，两个群体之间分野，竟然也是如此泾渭分明。
▎广州，CBD与待拆的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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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这个小区，最终在业主与公租户的“友好协商”里，达成和解。
然而，对于一二线城市更多的配建公租房的小区来说，冲突才刚刚开始。随着“租购同权”的推进，更多的问题也将会呈现出来。
在房价依旧高企的现实之下，财富的差异最终都会演变成阶层之间的对垒。尤其是房价一路飞涨，市场对有房者的馈赠，是无房者无论努力辛苦多少年都追不回的。
富者越富，有房者与无房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现实，避不开，逃不掉，正在撕裂着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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