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医学的发展历程
郑大中科博生表明：再生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课题。在中国汉代时就普遍使用地黄治疗出血和接续断骨,《本草拾遗》《神农本草经》和《治百病方》等都记载有对以冷兵器损伤为代表的组织损伤起修复作用的药物或验方。历史上，再生生物学起源于对创伤修复和附属物再生的观察。由于争斗和意外事故，一些损伤如穿透伤、多发性骨折、脊髓压迫，或眼伤贯穿人类历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上发现的断指手印成为发现创伤的重要证据。早期人类已经注意到了各种创伤它们有的是长期存在的而有的则不是，并试图用基本的方式促进修复。
几千年来,无论人们的知识水平如何，在治疗方法用以促进创伤修复之前,创伤修复实际上也是能够完成的。促进创伤愈合的方法，包括外科介入是古代苏美尔人、埃及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印加人医学中最主要的内容。在古代文化中，创伤的清洗和清创是惯例，许多不同的植物和矿物质混合物用来处理创伤。古代中国人和埃及人用蜂蜜和酒做抗菌剂，中国人使用发面霉菌治疗轻微烧伤已超过2000年。在治疗头部创伤时，印加人用穿颅术降低颅内压。一千年以前,印度医生苏胥如塔使用自体皮肤移植来重建被切割的鼻子和耳朵。
希腊和罗马医生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一公元前370年)、色勒俗(公元前25年一公元50年)、伽林(130—201),对医学的发展，包括创伤治疗，贡献很大。伽林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时间用来照顾受伤的角斗士，因此，对于身体各部位的创伤治疗经验都很丰富。伽林参与编译了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医学治疗书籍，至少35卷。在公元5世纪结束之际，罗马帝国瓦解，伽林的教材被译成东罗马帝国的医学语言阿拉伯语，之后又被译成拉丁语。直到中世纪结束，这些教材都是医学实践的主要指导。
14-17世纪，生物医学创造性的繁荣是基于更多的结构和功能上更精确详细的观察而建立的。主要贡献是达芬奇(1452—1519)、维萨里(1514—1564)、帕拉萨尔苏斯(1493—1541)、皮奥(1523—1562)、法布里修斯(1537—1614)对胚胎和成体结构的解剖学描述。笛卡尔(1596—1650)和伯雷利(1608-1679)编写了生理学的重要教材，哈维(1578—1657)出品了关于血液循环和动物繁殖的重要论著。外科医生査鲁里克(1300—1370)于1363年出版了《创伤与骨折》，这本书详细说明了多种创伤及其治疗方法。威廉法布里(1560—1634)论述了近70种治疗创伤的应用构想，其中很多种经再次检查后发现有真实的治疗价值。
17世纪的近代科学发起了技术和概念上的革命。2个世纪前发明的印刷术传播了更多新的结果和想法，技术革命是化学实验的开始,推动了望远镜、显微镜的发展。概念革命始于对亚里士多德天体运动观点的挑战。开普勒(1571-1630)表明行星运动在椭圆轨道上，每条轨道所需的时间与它们到太阳的距离是成比例的。伽利略(1564—1630)精确地证明了哥白尼一个世纪前的推断:地球环绕太阳轨道运行，而不是教条的宗教时间观点。牛顿(1642—1727)三大运动定律中相关的力和运动学现在已被称为牛顿力学。笛卡尔(1596—1650 )将这些物理和数学关系概括为哲学机制——物质界的万物，包括生物体,都可以被视为根据严格的数学物理定律行动的机器。1687年，牛顿发表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正式提出了理性指导科学研究的四条规则:①求自然事物之原因时，除了真的及解释现象上必不可少的以外，不当再增加其他;②在可能的状况下，对于同类的结果，必须给以相同的原因;③物体之属性，倘不能减少，亦不能使之增强者，而且为一切物体所共有，则必须视之为一切物体所共有之属性;④在实验物理学内，由现象经归纳而推得的定理，倘非有相反的假设存在，则必须视之为精确的或近于真的，如是，在没有发现其他现象，将其修正或容许例外之前，恒当如此视之。
这些规则提供了强有力的方式回答了事物如両工作的问题,改变了我们之戲认为世界是永恒的观点。
17世纪早期,复式显微镜的发明使得对生物结构的观察比以前更详细，鶴更好地理解自然界的生物现象。这一技术跳跃式地向前发展引领了 18世纪显微解剖学的科学发展。比较解剖学家约翰·亨特(1728-1793)研究皮肤创伤修复时发现了肉芽组织及其在瘢痕组织形成中的过渡作用。预先形成的教条认为个体发生的机制是微小的成体在鸡蛋中生长,C. F. Wolff对鸡胚的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C. F. Wolff表明胚胎发育被一系列的无定形物质表观遗传学调控。
19世纪有了更多的医学和外科手术学进展，改善了对严重创伤和疾病恢复的预期。乙醍麻醉的发展使无痛外科手术成为可能，因此，当人体处于不同治疗情况时增加了外科手术干预的类型，然而外科手术也会增加系统性全身感染而引起死亡的可能性。约瑟夫·李斯特是巴斯德的一个学生，引进了石炭酸浸湿辅料的使用和严格的医院卫生检査,以对抗外科术后的败血症。
19世纪外科医生恢复了几个世纪前苏胥如塔提岀的皮肤移植术。19世纪对未来生物学和医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唯物论生物学的崛起，是笛卡尔哲学机制的结果。直到18世纪中期，人们认为生物特性是由于非物质的生命力，而不是物质化学和物理力调控无生命的物体的属性。然而,18世纪下半叶由拉瓦锡(1743—1794)开始，进入19世纪后由其他人继续的实验表明生命依赖于实验室里可再生的化学反应。随着施莱登和施沃恩(1838 -1839)细胞理论的形成，以及后来魏尔萧、瑞麦克和其他人的显微观察,对生长和繁殖的解释更清晰，细胞是实现生命化学反应的基本单位,新的细胞是由已存在的细胞分裂产生的。
到了 20世纪，生物和医学知识出现了空前的爆发性发展。主要进展是抗体的发现和生产，疾病的分子置换治疗的发展，对免疫系统的了解揭示了自我和非自我抗原的差异性，以及高度复杂的成像系统和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这些进展，加上工程学和材料科学的进展,免疫抑制药物的发展，使我们能够通过组织器官移植和仿生设备的植入，进行输血、置换受损和功能障碍的组织器官等操作。
毫无疑问,20世纪生物学最根本最深远的事件，是在世纪中叶发现DNA是遗传物质。DNA结构解释了遗传物质如何复制和突变，信息如何编码蛋白质结构并表达，推动了生物学的发展，使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呈指数级增加。
在中世纪虽然有大量人的断臂和断腿的再生，以及古希腊神话中已提到的水媳再生的报道。但是，直到18世纪,再生才成为系统科学研究的焦点。亚伯拉罕完成了水媳再生的全部实验，雷奥米尔和斯帕兰扎尼分别观察到了甲壳类和蝶嫄的再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肢体发育和再生的研究对理解发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20世纪之前,两栖动物和甲壳类的肢体再生被解释成进化论。推测这些动物的肢体包含多个预制附件的副本，其生长受截肢的刺激。在20世纪初期,再生被认为是一个调整过程，将剩余部分修复成全部。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 )转向遗传学之前，他的主要研究目的是用化学和物理原理解释再生。一个世纪之后，人们仍在致力于上述解释，同时实现由来已久的梦想——能够再生组织和器官。现在，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生命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飞速发展及化学和信息学使这个目标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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