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校教育“目中无人”现象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上所施下所效”的传统“教授”方式几乎独霸校园的全时空。一直以来，教育上重“教”轻“育”，管理上强“管”弱“理”，成为学校“潜规则”。如果说，在农耕时代或工业时代两者之间的矛盾还不那么尖锐的话，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由于创新、自主、个性化、多样化成为社会发展主旋律的新时代，“教”和“管”的规约性与“育”和“理”的“多样性”之间所固有的对立就变得异乎寻常，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围绕着“教”和“管”，我们已形成一个庞杂的甚或是巨细无遗的学校办学规范体系。这个体系在使学校教育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良莠不齐走向全面提升的进程中发挥了特定的历史性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使得我们的办学思路走向一统、走向划一。毋庸讳言，“规范”“标准”已成为学校教育最为核心的理念，渗透于教育的方方面面。办学者不仅倚依于“标准”，而且几乎倚依于划一的标准，漠视了学校办学的个性化和学生发展的多样性。“千校一面”“万教一法”成为教育新的困局。 我们需要反思。一方面，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如火如荼的发展，在一系列的事业发展数据上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另一方面，素质教育一直举步维艰，“钱学森之问”一直不绝于耳，难于破题。倘若作些深度的分析，在“高标准”的推举下，学校教育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新的认识误区： 误区之一：将“标准”等同于“质量”，“达标”建设取代了改革冲动。目前已制定的种种教育标准，由于必须考量到实施的可操作性，有相当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大部分）集中在教育的“硬件”标准上，诸如场地大小、校舍面积、图书数量、设施设备、学校规模等，但这些并不是教育质量的充要条件。当校长们热衷于建设并达成硬件标准时，当“大楼”优先于“大师”时，决定教育质量的学校内涵性发展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教育改革的动力无形之中被耗损了。 误区之二：将“标准”泛化为形形色色的“规范”，强求一律。现在学校管理出现频率最大的词语之一是“规范”。教学规范、行为规范、课堂规范、作业规范、待人接物规范等，甚至规定学生怎么走、怎么坐。不能说制定这些规范不对，问题在于教育的所有行为都“规范化”之后，“规范”泛滥必定成为教育之“灾”，会窒息教育原本应有的活力。教育是一项以人为本的事业，人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决定了大多数教育行为是难以“规范”的，甚至是不应该被“规范”的。因材施教是教育最基本的行为，我们怎么就不见制定“因材施教”的规范呢？因为因材施教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是不能“规范”的。 上述误区直接导致了学校教育的“标准化思维”，导致了学校管理实践中的三大问题：结果高于过程、规范重于创新、一统取代多样。当前学校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些久治难愈、积重难返的问题，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三大问题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深化教育改革，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这是在“互联网 ”时代学校教育的新使命，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教育改革的新课题。 目前学校的“标准化思维”与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诉求多少显得南辕北辙，很难摆脱缘木求鱼的窘境。创新的本质，是出奇，是破除陈规，是“去标准化”的产物。传统的“标准”观实际上衍生于机器大工业“批量生产”的需要，而起源于近代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学校制度具有浓重的“制造”情结，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比如，我们总是将人才培养方式称为“塑造”（其实是“制造”），将教育者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将人才培养的目标称为“（人才培养）规格”，将教学准备活动称为“教学设计”……凡此种种无一不带有工业生产的思维烙印。当“制造”为“创造”所取代，当“标准”遭遇“多样”，我们的教育是否需要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呢？当学校教育固执于各种“标准”办学、倾心于用各种“规范”制约学生的成长路径，培育创新精神的多样化教育文化会否“流失”？在学校推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是否会陷于“水土不服”？ 客观地看，必要的“标准”与“规范”是必须的，但必要的“标准”与“规范”只是教育的“底线”，是办学的基础。学校教育不能一味奉“标准化”和“规范化”为终极取向。在“底线”和“基础”之上，应该要“留白”，留有足够的时空让学校自由拓展，让学生自主发展。学校教育的终极形态，应该是多样性、特色化的形态，是千姿百态的生态体系。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要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怕是长短不一、高矮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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