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族的由来,我们为什么叫汉族而不叫夏族、商族、周族、秦族?

2012-05-07

中国汉族的由来,我们为什么叫汉族而不叫夏族、商族、周族、秦族?  

2007-05-11 17:03:59|  分类: 相关内容 |字号 订阅

中国汉族的由来,我们为什么叫汉族而不叫夏族、商族、周族、秦族?


说法一:

“汉人”的称呼起源于汉朝,意为汉朝之人。到了北魏后期才演变为中国人的代称。后来,“汉人”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经过历代各族之间的杂居、融合,许多民族加入汉人的行列。到中华民国时期,“汉人”才正式改称“汉族”。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现在占全国总人口的93.3%。

说法二:

汉族以前被称为“华夏”族,战国时代秦国设汉中郡(距今已有2400多年),汉中由此而得名,为后来秦统一后的天下三十六郡之一。

楚汉战争时刘邦被封为汉中王,其率领的军队被称为“汉军”,驻扎在汉中.后刘邦率汉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首先占据关中,进而统一天下,定国号为“汉”。

强盛的汉帝国为反击匈奴入侵,与匈奴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的,惨烈的战争,强悍的汉军铁骑大规模追击匈奴,深入大漠腹地数千里,甚至翻越了葱岭,使当时非常强大的匈奴屡次遭受重大打击,最后灰飞烟灭,极少数残余远遁欧洲,致使“漠南无王廷”。当时各国震动,谈汉色变。由于空前强大的汉军在西域,中亚各地演绎了一百多年不败的神话,使汉军,汉人威名远播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强大的汉帝国用铁和血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使其子民在异族面前,可以自豪的大声说“我是汉人!!!”。

从此以后,无论中原华夏后裔怎么改朝换代,人们都称其子民为汉人,这就是汉民族的来历。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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