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在家乡
2006年3月我从澳大利亚归来，即决定出版我的游记和摄影作品系列 《万水千山总是情》中的《醉在澳洲》《“疯”在印度》与《情系德国》。但这三本内容均是国外的，最后又决定再增加一本国内的，名为《根在中华》。《根在中华》的创意在后，但它的地位在先，理应是在这三本书之前。我在国内拍的照片更多，文章也写了不少，但从根祖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显得非常薄弱了。因此需要加以充实。
论根，中国之大，可以从很多地方和地区谈起，但那毕竟不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则不然。我生在赵城，现在又归洪洞，临汾也是我从小特别是在战火纷飞年代活动的地方。在这里寻根、论根，探讨根祖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岂非一绝？这岂不是“得天独厚”？
洪洞出过很多历史名人，如皋陶、师旷、叔向等，又有韩忠定气节，范彪西理学等，但真正使洪洞出名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京剧《玉堂春》《女起解》；一是洪洞大槐树移民。“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几乎走遍中华大地，都会有人说他也是从大槐树下出来的。如今，大槐树正日益成为人们寻根祭祖的圣地。
然而对于我来说，若人云亦云，也讲什么到大槐树寻根，那就有点滑稽可笑了。我从小就生长在大槐树所在的洪赵县，就在根上，就在眼下，就在心中，何以谈“寻”？
原洪洞与赵城是两个县，但两县距离很近。我出生在赵城县城里。从赵城城里到洪洞县城也只有30华里，大槐树则更近，连30华里也没有。它是由赵城到洪洞县城的必经之地。我小时候去洪洞，就不只一次地经过大槐树。那个时候看到的还是大槐树，可不是今天的小槐树。一眼望去，槐荫之下，有亭翼然，有坊崒然，霍岳北峙，汾水西流，如画图中，蔚然深秀，诗意盎然。我对大槐树太熟悉了，只是当时并不知道它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及至我上世纪5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之后，我觉得大槐树也只不过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因为我出差到山南海北，广东也好，哈尔滨也好，总有人说他们也是洪洞大槐树下出来的，并说他们的脚趾的小拇指是复形的。而我们本地，对大槐树并未格外看重。及至重视的时候，它已经面目皆非了。好在贺柏寿著《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全面详细记载了大槐树昔日之辉煌，张青先生又把它搜集出来加以点校出版，洪洞县委、县政府又大兴土木对大槐树进行维修扩建，使前人得以安眠之地下，今人后人得以享受其福荫。黄梅戏中有一出《槐荫记》，剧中主人公深得槐荫之福。而今洪洞的这个《槐荫记》又要展开了。《大槐树》的电影拍过了。它比之黄梅戏那个仅仅关乎男女个人爱情的《槐荫记》要波澜壮阔得多了。
普天之下 莫非洪民
据碑刻记载：尝稽《文献通考》明太祖洪武间，屡徙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成祖永乐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复核太原、平阳、泽、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丁口以实北平；十四年徙山西民于保安州。自是以后，移徙于四方者，不一而足。盖尔时，洪地殷繁，每有迁徙，其民必与，而实以大槐树处为荟萃之所。（贺柏寿：《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
史籍与碑刻确凿地记载了600年前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永乐15年（1417年）间长达50年洪洞大槐树下移民的历史。这不是民间自发的活动，而是政府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也不是因为天灾人祸，百姓流离失所，恰恰相反，是因为洪洞，山西以及周边各省比较繁荣富裕，人丁兴旺所致。
元朝末年，由于政府连年用兵，对外征战，对内实行苛政，苛捐杂税，自然灾害，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加剧了社会矛盾。元末兵燹创伤未平，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长达四年的战争，“淮北均为茅草”，两淮、山东、河北、河南、湖北之民，十亡七八，“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国库空虚，财力匮乏。而山西由于地形险要，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省内大部分地区，又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而且，山西人口稠密，平阳府又居首位，洪洞县又是平阳府境内的人口大县。从地理形势看，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贯通南北。当明朝廷为了巩固政权，恢复生产，采取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举措时，便选中了洪洞。当时，洪洞县北门外不远的北贾村驿旁，有个广济寺，便被定为移民之地，在此编排队伍，发放物资。广济寺门前汉植大槐树，则成了各地移民聚集、歇息和迁散之地。洪洞大槐树和老鸹窝便同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移民之根，成为根祖的代名词。
洪洞大槐树移民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永乐15年（1417年），长达50年之久，共移民18次（洪武10次，永乐8次）。移民不仅来自洪洞，还遍及山西全省。去向则尤为广远，遍布国内30个省市，2217个县市。
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的100多个国家，也不乏由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去的移民及其后裔。过去人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我们还可以说“普天之下，莫非洪民”了。而且那个时候说“天下”，只不过是指中华版图之内，而洪洞移民，则远远超出了中华之版图，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
抚今思昔 黯然神伤
现在谈起洪洞大槐树移民古事来，就像一场游戏一样，人们甚至谈笑风生。实际上那是一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的撕心裂肺断肠的血泪史。正如民国时期的两位为大槐树志作序之人所说：“宋文正公白发忧边，而惓惓于圭峰精舍，此一人一家之事，尚不能忘情，况驱数千户人民，使之离故土适异乡，能不黯然神伤，望乔木而依依不已乎！”（刘大观：《古大槐树志序》）
“因长思之，殷之迁民也，避河患也。秦之迁民也，处罪人也。汉之迁民也，防隐忧也。秦汉不必论，若夫殷盘庚者，非贤君乎。河决者，非显患乎。乃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戎毒胁之，以劓刑仅乃从命则甚矣，离乡背井之难也。明之迁民，与殷秦汉殊然不适，有居咨磋怫郁之状，岂有异哉。是知迁民者，非人情之所愿也，而既迁之后，父以是语子，兄以是语弟，望家山而不见，流异域以沾襟，不但身不能忘，百世子孙亦系之矣。汉高平鲸布反，过沛谓沛父老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千秋万岁后，魂魄犹在沛。’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人生荣乐亦不能忘乡，况凡人乎！况去乐土之洪民乎！”（《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序》）皇帝老子，别愁离恨，尚且如此，何况一般老百姓，拖儿带女，阔别祖祖辈辈居住的乡土和乡亲呢？
就从“解手”一语的由来说起吧。在大槐树迁民之前，人们并不说大小便是“解手”，兹因明朝的迁民是强制性的，人们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用各种方法反抗着。移民官员和押解的差人，怕他们半路逃跑，在编队定员之后，便把他们捆绑起来，才肯上路。先是“大绑”，即绑住两条胳膊，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后来又改用“小绑”，每人只绑一只胳膊，几十个人连在一条绳子上，互相牵连在一起，一人要动，牵动别人，谁也跑不脱。因此，无论在行路当中，还是晚上歇息的时候，如果其中有人需要方便，就恳求押解的差人：“请大人把我的手解开，我要大便（或我要小便）。”后来干脆简化成“解手”了。只要有人高声喊“解手！”那就是他要大小便了。
到了新的住地，差人给他们松了绑，按路上的编队定居下来，他们手虽然解开了，但由于迁民路上的那段生活，在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人们都忘却不了，时而总要提及，也由于路上时日很长，说的成了习惯，仍然说大小便是“解手”。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
在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冀、鲁、豫、秦诸省，有着一个传统习惯，就是人们把槐树视作一种吉祥树，把它栽植在庭院里，栽植在大门口和十字路口。槐树长大后，特别是那些古老的槐树，便被视为“神树”，在树上钉上许多“灵应”“保佑”之类的小牌牌，供奉它、崇拜它，非常虔诚。有了枯枝败叶，人们不肯去动它，住上美丽的鸟儿，也不许孩子们上树去害。有的甚至干枯了，也不伐掉它。
原来这种传统习惯，同明时迁民有着密切关系，它来自迁民时“折槐枝”的传说。因为移民动身时，人们不愿意离开，一部分人便拽住槐树，仿佛拉住亲人的手，死死不放。那些移民官员和押解的差人，见此情形，勃然大怒，用棍棒驱赶，用皮鞭威胁，生拉硬扯，仍无效果。拉走这伙，那伙上去了，拉下那伙，这伙又上去了。于是，他们拔出刀剑，砍断人们拽着的槐枝，驱赶起程。无情的刀剑把移民们同古大槐树分割开了。他们望着远去的古槐，看着手中的槐枝。大槐树渐渐望不见了，留下的只有这手中的槐枝，槐枝在人们心目中，成了古大槐树的象征。对家乡的情感，对亲人的留恋，都倾注在这小小的槐枝上了。把它珍藏起来，带在身边。想起故乡，想起亲人，悄悄拿起来看看，他们把这些槐枝小心翼翼地带到新迁住的地方。为了表示不忘故土，为了把新居和故土连接起来，也为了像热爱故土那样爱恋新地，人们便把从古槐树上折下的槐枝，栽植在新居的庭院里，辛勤地浇灌，精心地培育。
槐树在新土上生根了，长叶了；移民们在新地方住下了，安心了。槐树开花了，结实了；移民们也在新地繁衍子孙了。他们把这株槐树当作故乡的象征，当作祖先的象征。对它爱护，对它尊敬。把它视为最吉祥的树。逢年过节，人们面对小槐树，念故土，想亲人，寄一切情感于槐树。有的人还献上好吃的，烧上香，朝槐树叩头。家里有了什么难事，家人得了什么疾病，也面对槐树，祈求祖先保佑。天长地久，便沿袭成习，后来慢慢由祭祖演变拜神。时至今日，这种习惯人们仍然沿用着。（刘郁瑞：《古槐轶闻》）
从这些传说故事，可以看出当年移民们的遭遇，是多么悲惨痛苦！
御灾捍患 槐荫奇功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后人对此经历情深意切，抚今思昔，黯然神伤。无论在山南海北，国内国外，一听说是由洪洞而来，就如同见到亲人，“我也是洪洞大槐下出来的”这句话便脱口而出。一旦来到洪洞，就必去大槐树处寻根问祖，发思古之幽情，流连忘返。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士卒们来到这里，也规矩安分起来。如辛亥光复，三镇兵入晋，猛将悍卒，大都北方健儿，即燕、鲁、皖、豫等地之人，尽管他们所过岑南诸县纵掠骚扰，而到洪洞后却异口同声齐呼：“吾家山也。”恭敬桑梓，秋毫无犯。人们都把这归功于槐荫之庇护，对大槐树更是情有独钟。也因此更坚定了一些仁人志士出资和筹金编志刻碑建坊修葺大槐树遗址的信念。
清末，洪洞贾村的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为官时，就遇到不少官吏和平民，对他这个洪洞人格外亲切，像亲人一样款待他。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洪洞是我们的老家”，昔日“从大槐树老鸹窝下迁来”，并拿出家谱让他看。这大大地激发了他的乡情，遂与在山东长山县为官的洪洞老乡刘子林相商筹建古大槐树遗迹，并筹得390两纹银，寄回洪洞，托人修建。民国三年（1914年），洪洞熟堡人贺柏寿从河南杞县告老还乡，说他在豫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使他深为感动，他也募集了300余吊钱，投入大槐树的修建工程。很快大槐树遗迹修葺一新，经幢、石塔、长廊、木坊、茶亭，均重现神采，新增刻的石碑和碑亭也在古大槐树旧址上兴建起来了。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929年－1932年）间，在任洪洞知事的代县人柳蓉以及柴汝桢等人的热心倡导和直接参与下，编辑、整理、印制了《古大槐树志》与《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碑记、志序等美文，而出类拔萃者，当推《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序》。
这篇序言，不但全面地记载了大槐树移民的历史及后人思乡念祖之情，大槐树的历史文化价值、民族凝聚力、感召力，“御灾捍患之功”，而且文采横溢，跃然纸上，揭示了大槐树遗址的审美功能，使之人性化、史化、诗化了。
坦言之，我们叙古论史，钩沉往事，靠的大都是前人的文字，我们弘扬历史文化，也应当宣扬为历史文化作出贡献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宣扬洪洞大槐树根祖文化时，也把为保护洪洞大槐树胜迹作出贡献的古人的事迹甚至美文予以介绍，也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今人不但应当宣扬他们，而且应当效仿他们，在修葺这一古迹和弘扬这一历史文化上做出无愧于前人的新贡献。
图/文 李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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