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内蒙古东南近边（长城）处为代国故地。代地稍北为无穷故地。中部自大青山而南近边处为楼烦故地。西部河套（今鄂尔多斯）除东南为魏、西南为秦地边界外，其余大部为林胡故地。
赵武灵王北地拓疆，开地千里，其范围包括今山西北部，乌兰察布的凉城、丰镇、兴和、张北和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河套地区。为巩固北部边疆，赵武灵王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设立郡县，沿边设置了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二是修筑长城，即从代地（现张家口北）起，沿阴山（今巴彦淖尔市境内乌拉山）至乌拉特前旗境内的乌拉山西端，另一条从固阳县境起，沿阴山止于狼山西之高阙。
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三足鼎立，成为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分野，这种分野一直持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结束。
三郡之中，雁门郡前有杀虎口，后有雁门关，战略地位最为重要。
历史上，杀虎口与右卫镇唇齿相依，是桑干河流域和雁门关的首要防线。历朝历代的军事家、战略家用兵的着眼点首先是推进和固守这条防线。如果推进不了，固守不住，兵锋直指雁门关，就说明国力衰微，江山不保。
凡是强大的王朝，比如赵国前期，秦灭六国时，汉武帝时期，就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这条线向北推开。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第二年，又越过古北河，夺取了匈奴控制的高阙（今狼山西之达巴图山口）、阳山（今阴山）、北假（今河套和乌拉山以北地区）等地区。头曼单于在秦朝大军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河套地，向北退却700余里。 汉初，匈奴拥兵塞上。汉武帝即位后，国势强盛，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大伐匈奴。 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出兵云中至高阙，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据《汉书·卫青传》云：“青复出云中至高阙，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青使校尉筑朔方城。”
东汉不如西汉强大，故雁门郡、定襄郡南移。东汉末，三国鼎立，北部边郡虽属曹操势力范围，但因忙于华夏纷争，沿边诸郡皆弃于外。其时，云中以东为鲜卑拓跋氏所踞，都城盛乐（在今和林格尔土城子）；云中以西是南匈奴的游牧地，奄有五原、朔方、西河、上郡等地，并于五原西部塞80里许建立南单于庭（今乌拉特前旗三顶账房古城）。至汉魏之际，南匈奴右贤王去卑所统诸部皆散居于河套境内。
雁门郡的南移，产生了雁门山和雁门关。雁门郡属县繁峙（故治在今浑源县北20里）、娄烦（故治在今朔城区梵王寺）、崞（故治在今浑源县西20里麻庄），则移到关南。崞就是后来的崞县，今天的原平市。定襄郡（治所在成乐县，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西北）则移至善无（今右玉县右卫镇），并且一直走到现在的忻州市定襄县。
雁门郡远去了，但杀虎口、右卫所担负的民族战争前沿的位置没有变，甚至更加重要。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令六路大军，十万余人攻打东突厥。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总管，出定襄道（今和林格尔县）；并州（今山西太原）都督李世勋、邱行恭出通汉道（今清水河县）；高祖女婿紫绍出金河道（今准格尔旗）；卫孝节出恒安道（今山西大同市）；薛万彻出畅武道（今辽宁朝阳市）；李道宗、张宝相出大同道（今前旗乌梁素海）。
李靖先以三千精兵从马邑出发，过杀虎口直逼恶阳岭（今和林格尔县东），夜袭定襄。颉利见唐兵来势很猛，将牙帐从河套北迁到碛口（今乌中旗海流图北一带地区），使臣到长安，表示要举国内附。
在唐军的打击下，东突厥就此覆亡，余众或走西域，或投奔薛延陀。前后有近20万人归附唐朝。
明洪武末年，在今托克托县置东胜等五卫所。在五卫所中，现巴彦淖尔市前、中、后三旗，属东胜卫辖境，并隶山西统领，西部河套（奄有今鄂尔多斯全部地）属宁夏卫辖境，隶陕西统领。
成祖（朱棣）即位，东西蒙古（东为鞑靼，西为瓦剌）往来塞下，频繁出入河套，对明在口北（杀虎口以北称口北）所置的五卫所威胁很大。成祖永乐年间，以东胜卫所弧远，撤之内守。宣宗宣德年间，又于沿边筑玉林（在今杀虎口北）、云川（在今和林格尔北）等城，驻军戍边。逮英宗正统中，复徙并边内之左右卫。总督王祯始筑榆林城，置沿边营堡墩台二十四所。自此，口北各地皆弃于外。
1696年（康熙34年）2月，康熙宣布亲征葛尔丹。兵分三路，东路萨布素，西路费扬古，康熙亲自率领中路从杀虎口出归化城。
清廷任命右卫建威将军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会同大同总兵康调元、杀虎口协镇王元会统率以右卫八旗兵为核心的西路军出杀虎口，登天山，过瀚海，在昭莫多与葛尔丹浴血奋战，葛尔丹仅率十余骑逃走。次年，费扬古率领的满汉八旗军将葛尔丹围困在狼居胥山，葛尔丹服毒自尽。当得知葛尔丹的死讯之时，正在黄河大堤上视察的康熙当即就跪到了黄河大堤上，拜天谢地，无比庆幸。
战争结束后，右卫、杀虎口满汉八旗兵凯旋而归，威远卫把总杨丛泰阵亡与昭莫多。“昭莫多之战”使右卫八旗军威名远扬，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八月十一日晋升为内大臣一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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