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书《百岁溯往》谈到“国之瑰宝”姚奠中先生
姚奠中（1913年— ）原名豫泰，山西省稷山县人。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民主革命家，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唯一健在的嫡传弟子。曾辗转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高校任教，1951年后到山西大学任教授，兼任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多年，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其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楷、行、草、隶、纂诸体皆精。2009年荣获中国书法界最高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先后发表文、史、哲论文130余篇，出版专著（含主编高校教材）23种。
2005年和2006年，稷山县、山西大学先后建立了姚奠中艺术馆。2010年，个人捐款100万元，发起成立了 “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2012年，为庆祝姚先生百岁华诞，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章太炎、姚奠中师生书艺展”，在太原举行了“庆祝姚奠中先生百岁华诞暨东亚经学研讨会”。
张建安，山西原平人。曾任《传记文学》编辑、《纵横》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现专事写作。出版专著 《低学历的五大师》（商务印书馆）、《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商务印书馆）、《人生本不苍凉——民国十六名士写真》（商务印书馆）等16种。曾主编《民国大案》（群众出版社），合著《京剧典故》（文化艺术出版社）等书。2012年7月，在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栏目主讲 《始皇遗嘱密码》五集。2012年11月，出版采访周有光先生的口述历史作品《百岁忆往》。2013年8月，出版采访姚奠中先生的口述历史作品 《百岁溯往》。
“2013年7月3日上午11点，北京正被炙热的阳光烘烤着，热得让人难受。就在这个时候，姚奠中老人的女婿张志毅老师从太原赶来，交给我姚老亲笔题写的“百岁溯往”书名。我即在下午两点到三联书店，请王军先生扫描了原件。这样，读者朋友们便会在本书的封面见到这位国学家百岁时的真迹了。此事可感，特予记录。”
国庆期间，记者在太原尔雅书店看到了 《百岁溯往》。封面上赫然有“姚奠中口述”，出于对先生的崇敬，当即捧读。特别是以上一段话，以“补记”的形式录于书后，读后更加激动不已，遂辗转联系，有了这次对《百岁溯往》采写者张建安先生的专访。
记者：看到新书《百岁溯往》，有一种惊喜的感觉，之前您认识姚奠中先生吗？为什么要采访他并写成这样一本书？
张建安：不认识，但读过他的文章，看过关于他的一些视频，觉得他学问、人品都非常好，而且是颇有传奇色彩的百岁学者，这样就想多了解一些。了解得多一些以后，就觉得姚先生不仅是诗书画印四绝的艺术大师，更是全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国学大家。
在学问上，姚先生走的是通儒之路。他的国学功底之深，当今之世，恐怕很难找到可与他并肩者。他以文字学、音韵学等小学为基础，由经学而诸子学说，融通孔孟、老庄的思想，打通文史哲，又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达到“道通为一”“逍遥自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天地境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现在的很多学者，都是越走越专，很难全面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应该向姚先生学习。
姚先生讲学问有个特点，能将复杂的问题说得简单明了，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感悟通透，并告知你一些方法和途径，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比如“宏观辨方向，微观察现实。纵向看发展，横向比差距”，这二十个对我就很有启发。意思就是：只有宏观地看待问题，将思路放宽，才可以辨别清楚长远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无论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人，都很难成功。但光有宏观也是不行的，你知道一个大方向，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走，但走的路途中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这就不应有好高骛远的态度，而应该脚踏实地，仔细观察，解决眼前问题，所以称之为“微观察现实”。怎样才能看清自己是发展了还是退步了，那就要从“纵”的角度去看，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所以称为“纵向看发展”。但只从“古今”看“发展”还不够，还要“中外”对比，要和周围的人与事对比，这样才能从现实中找到差距，实现进步。
在为人上，姚先生走的是大儒之路。他的人生经历是与他的学问修养紧密相连的，他知行合一，志向高远，以用世为归，无论遭遇多困难的处境，都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又始终将个人与国家结合起来，胸怀天下，与孔子以来的 “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儒精神一脉相承，这样就使他心中总是有底气，不浮躁，不贪图小便宜，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最终成就德艺双馨、长寿美满的辉煌人生，受到世人仰慕。他的人生与学问，都能启发世人如何不急功近利地做人处世，如何顺应自然地走好人生路，也能给我们现在的社会提供很多营养。
像姚先生这样的人，可谓国之瑰宝，人世楷模。他的影响力绝不应该局限在某一个省或某几个地区，而应该让国人乃是全世界的华人都了解、都熟悉他的学问道德，从而获得教益。而他所秉承的顺应自然的国学之道，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不少危机和问题。当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就很想采访姚先生，也想写这么一本书。
记者：请您谈谈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经过好吗？
张建安：2012年11月初，我将周有光口述、我采写的《百岁忆往》寄给陈巨锁先生，同时还多寄一本，请陈先生代转姚先生，并在信中希陈先生代为联系，看能否采访姚先生。我并不知道姚先生的身体状况，生怕这件事无法实现。没想到很顺利。很快，陈先生来电告我，姚老已同意接受采访。之后，我买来姚奠中、刘毓庆合著的《国学对话录》，还有刘锁祥编著的《学人书家姚奠中》，认真阅读，为采访姚先生做准备。在火车上，我读着姚先生的诗句：“纵目重峦似海潮，黄河一线夕阳娇；风雷万里撼山动，始觉危峰脚底高。”既感慨姚先生胸襟之大，令人钦佩，也不免担忧自己能否采访好，能否因此写一本书。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山西大学的。没想到，见到姚先生的第一次，他健康的身体，清晰的思路，对问题的回答，很快让我感到此行不虚。而且看得出，姚先生的女儿姚力芸老师对我也是欢迎的。这就坚定了我的信心。我在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住了五天，专为一件事，就是采访姚先生。每次采访的时间并不能很长，李星元老师和姚先生的家人送我一些姚先生的著作，我便回到住处继续翻阅，同时开始了《百岁溯往》的写作。从山西回到北京，我继续全力以赴地撰写此书，两个月左右就完成了。然后将电子稿发给姚力芸老师，由姚先生本人亲自过目，不当之处再加以改正，这样书稿就定了下来。因为我与北京三联书店的罗少强编辑事先已有约定，所以书稿很快进入出版流程，最终以精装书的面目出现在读者眼前。
记者：从周有光先生到姚奠中先生，您接连写了两位百岁鸿儒，基于怎样的考虑？他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张建安：登山的道路虽然不同，高峰却是相同的。两人同样攀越到文化的巅峰，于是便也看到许多共同的风景。周有光先生是从世界看中国，探索人类发展规律，虽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更重视国际现代文化，更看重科学。姚奠中先生则更侧重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从中国看世界，但同样认为：“时代在变，国学的有些东西是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是应该筛选的。对现代世界有用的才用。不筛选就是死的。”
记者：姚先生一辈子教书育人，自述中对如何做人多有宏论，对今天的教育也有评论，对此您有怎样的印象和感受？
张建安：姚先生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这是最令人钦佩的。教师是最令人尊敬的职业，教书育人也是最积功德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姚先生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他说：“解决教育的问题，一个是做人的问题，一个是知识的问题；一个是个人修养，一个是科学发展，要在这两方面同时发展。现在教育对做人这方面重视得很不够，甚至根本不重视个人修养。有些人看着他知识不少，地位也不低，但是做人做事很成问题。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把行为和知识，知行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知识在提高，个人素养和行为也要提高”。这段论述说明，姚先生对教育问题不仅很关心，而且看得很准。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受到启发，并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
记者：有人认为，以先生之才学如果身在北京，知名度会大得多，是这样吗？
张建安：应该是。如果身在北京，以他的学问修养，应是举世皆知了。其实，山西省对姚老是十分重视和推崇的，只是因为平台不一样，确实对知名度有不小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姚老不是一位喜欢炒作自己的人，也没有卷进大的历史风波，实实在在，一切顺乎自然，自然会少受人关注。对他来讲，这未尝不是好事。只不过，当我们发现他的学问道德有大益当世时，自然有宣传义务。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从中领略姚老的风采。
本报记者 徐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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