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纪（1477—？），字廷振（一作廷孙），号乐愚（一作乐渔），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弘治间被征入画院，供事于仁智殿，官至锦衣卫指挥。绘画初学边景昭，后研习唐宋名家作品，在南宋画院风格上略加变化，形成自家体式。他的传世作品多以花鸟为主，尤其擅长鸳鸯、孔雀之类，配以适当景物，生动自然。他是明代宫廷画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花鸟初师边景昭，又学林良，并广泛师法唐宋诸家，所作有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两种画法，前者描绘精工，色彩富丽，法度谨严；后者粗笔挥洒，随意点染，简练奔放，富有气势和动感。其山水宗法马远、夏圭，以大斧劈皴画山石，苍劲有力。人物亦法南宋院体，衣纹线条简练顿挫。他主要是以工整精丽的院体传统作画，造型准确，设色鲜艳。但也能画活泼生动兼工带写的花鸟画。他的画生动，笔墨清新，是当时与边景昭、林良齐名的花鸟名家。他作画时，常以寓意手法规谏皇帝，故明孝宗曾说：“工执艺事从谏，吕纪有之”。初学边景昭工笔法，亦受林良水墨法影响，后临仿唐宋诸家名迹，遂自成一体，独步当代。其花鸟画风呈两种面貌，一作工笔重彩，精工富丽，多绘凤鹤、孔雀、鸳鸯之类，辅以树木坡石、滩渚流泉背景，既具法度，又富生气。另一类为水墨写意画，粗笔挥洒，简练奔放，接近林良的风格。他亦兼善人物、山水，宗法南宋马远、夏圭画法。他的花鸟画风在当时宫廷内外影响甚大，继承者不乏其人。
明弘治年间，入值仁智殿，官至锦卫指挥使，是明代与边景昭、林良齐名的院体花鸟画代表画家。其绘画风格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水墨为主略淡彩，用笔较为豪纵，另一类则是设色浓丽，用和工致，具有富丽的宫廷装饰趣味。吕纪由水墨淡色画转为工笔重设色画，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适应不同皇帝的不同口味，具体说来就是弘治皇帝朱祐樘的欣赏口味不同于他的父辈成化皇帝朱见深，从而造成了吕纪多画凤凰、雉鸡、仙鹤、孔雀、鸳鸯之类，杂以花木草石，具有生气。工笔着色与水墨写意能，并善于将两体结合。吕纪初学唐宋各家和同时代的边景昭，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花鸟设色鲜艳，生气奕奕，被称为明代花鸟画第一家。据说吕纪在画作上常用寓意手法对皇帝劝谏，皇帝知其用心，曾说：“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之。”其代表作品有《新春双雉图》、《桂花山禽图》、《残荷鹰鹭图》、《秋鹭芙蓉图》、《狮头鹅图》等
吕纪，弘治间（1488-1505）供事仁智殿，弘治间征入宫廷，为宫廷作画，供奉仁智殿，官锦衣卫指挥。擅画临古花鸟，初学边景昭，后研习唐宋诸家名作，继承两宋“院体”，以工笔重彩，又在水墨写意方面受林良影响。后研习唐宋诸家名作，继承两宋“院体”，以工笔重彩，又在水墨写意方面受林良影响。
相比画家，吕纪的另一个身份更令人吃惊——历经明代成化、弘治、正德三代，官至锦衣卫指挥使(秘密警察头目)。吕纪的花鸟绘画，水墨淋漓，气势宏大，甚至是日本屏风画的来源之一。《柳荫双鸭图》和《幽涧双鹭图》曾在日本出版的《听松清鉴》中著录，郑振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遍访流传在海外的中国名画，并在其所编的《域外所藏中国名画》中收录。吕纪的两幅作品不仅是明代全景花鸟画的杰作，也是中国绘画影响日本绘画的证据代表作。
残荷鹰鹭图绢本，设色，纵190cm，横105.2cm 故宫博物院
此画描绘地是荷塘残叶，一只鸷鹰正搏击白鹭。鹰从画面的右上方往左逆转而下，强劲的双翅微微收拢，头颈有力地转了过来，两爪已经攥紧向下，凶狠的眼睛紧紧盯着猎物，正箭一般地冲向在残荷与芦苇间奔逃的白鹭，仿佛刹那间，白鹭就成为鸷鹰的口中之食。画面的下方，白鹭在芦苇与残荷间仓皇奔逃，其它禽鸟也都恐怖惊避，有一只野鸭张嘴向上看，头颈紧缩，一幅恐惧之态。在具体表现上，画家将芦苇、荷叶、莲蓬、白鹭、禽雀杂乱地安排在一起，更好地体现了白鹭、禽雀遭受袭击时的慌乱情景。几片残荷，数枝芦花，点明了正值初秋季节，萧杀的秋景渲染了气氛。使画面的调子统一和谐。
在景物的具体描绘上，芦苇杆用中锋写之，芦叶有墨色的浓淡变化，枯润有致，富有弹性。芦花用碎笔点成，虚实相间，层次分明。荷叶用湿笔画出，再用中锋勾茎，挥写自然，灵气四动。白鹭禽雀多用没骨法，粗放而不失严谨。空中鸷鹰的翎毛用碎笔淡墨，随羽毛的长势写出，一丝不苟，有着很强的质感。整个画面，用笔粗简，荷叶、芦苇、水草似一气画成，墨色淋漓，接近林良一路粗放简约的画风。
秋鹭芙蓉图纵192.6厘米，横111.9厘米，绢本，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中芙蓉花开正盛，摇曳的残荷与挺拔的莲蓬无一不在表达着季节的特色。一棵枝叶疏朗的柳树从画面右侧突兀而入，在这万物凋零的季节，这枝柳树依旧茂盛挺拔。明代画家龚贤把山水画家能否画好柳树看作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他说：“画柳若胸中存一画柳想便不成柳矣，何也？干未上而枝已垂，一病也；满身皆小枝，二病也；干不古而枝不弱，三病也……”这幅作品中的柳树，主干挺拔，质感强烈，而纤细的柳枝在柔弱中也有一种“百炼钢成绕指柔”一样的弹性；枝上柳叶繁而不乱，疏密得当，层次分明。画中白鹭，或栖止，或飞翔，上下呼应，造型准确，形态生动。
这幅作品在构图上颇具特色，由于画中的柳叶与菖蒲全都飘一侧，仿佛有阵阵秋风从池上袭来，使人感觉扑面而来的寒意。荷叶的边缘虽然已经残缺，但它却是顶风直立，一副凛然不屈的气势。吕纪的作品中有许多细节之处是值得研究的。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中用一些暗示来规谏皇帝，这在历代宫廷画家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明孝宗曾经称赞他：“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之。”
画中的三只鹭鸶，一只栖息在岸边正回过头向着空中飞翔着的同伴鸣叫，而空中的一只似乎也听到了叫声正盘旋而下，与伙伴会合，最上方的一只仿佛也正寻觅叫声紧跟而下。三只鹭鸶所连接起来的弧形曲线与柳枝弯曲的线条相对应，在画面上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动感。即使是岸边菖蒲这些次要陪衬，无论是阴阳向背还是前后次序都作到有条不紊，聚散得当。
此作的成功还在于作者对线条的运用。无论是勾勒柳叶的短线条还是荷叶茎干的长线，都笔笔到位，劲健干净，稳重结实。粗犷处如柳树枝干、鹭鸶喙与爪都刻画得极其生动自然。画面上的许多细微之处都颇见匠心，像岸边的两只鶺鸰一藏一露，灵活生动，枝头的两只小鸟神态各异，造型自然等。
锦鸡山茶图 轴 纵：183.1厘米 横：97.8厘米 设色工笔 浙江省博物馆
款：四明吕纪 “四明吕廷振氏”朱文方印。
图绘一棵老梅屈曲上扬，梅花绽开。一只锦鸡栖于干上回首理羽，另一只在树下低头觅食，梅枝上还栖息着数只禽鸟。梅树两旁有丛竹及盛开的山茶、月季、水仙，虽是初春，却已生机盎然。图中花鸟用笔工致，花卉都用双钩填彩法，总体未离宋人风范而气格劲健。吕纪为鄞（今浙江宁波）人，南宋的画风在这一地区似连绵未绝。吕纪的花鸟画有两种面貌，一为工笔重彩，一为水墨写意，传世作品以工笔重彩居多。此图堪称代表作。
新春双雉图
桂菊山禽图绢本，设色，纵192厘米，横107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桂菊山禽图》，吕纪花鸟画代表作。图画桂树一株，花叶繁茂，充满生意。桂树前后各有太湖石一块，太湖石周围栽各色菊花。花木树丛间有绶带鸟4只，1只在桂树上鸣叫，3只散于地上啄食；枝头另有鹆3只，鸣叫雀跃。全图用笔工整细致，线条挺拔有力，色彩丰富鲜艳，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为吕纪精品之一。画幅左上作者自识“吕纪”款，下钤“四明吕纪之印”。
溪鹤图立轴，绢本，水墨，设色，纵148．6厘米，横84．2厘米，（美）私人藏
榴花双莺图 绢本，设色，纵120.4，横40.2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写榴树一枝，繁花盛开，一时黄鹂栖于枝杆，鸣啼不己。神态活泼，双钩作线条，工笔重彩描绘，为明代中期院体画的典型风格。画幅左侧中部有墨书“吕纪”款。
秋景珍禽图 立轴，设色绢本 184×109.5cm 上海博物馆藏
钤印：四明吕廷振印。题识：吕纪。鉴藏印：角茶轩收藏书画印。
吕纪为明初城出宫廷画家，善画花鸟，稍变宋人画法，以工笔写花鸟，树石则稍带意笔草法，设色妍丽而不俗。此图应为原四季屏条中之秋景，写鸳鸯珍禽于丹桂芙蓉秋菊之间，历五百年而颜色依然鲜艳润泽，可谓极难得之佳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桂菊山禽图》，为吕纪存世名作，尺幅与此图相近，特别是树石的笔法结构可作此图之参考。该画以桂菊配雉鸟，此图则以丹桂芙蓉配鸳鸯。芙蓉的设色尤其娇丽，脱胎自南宋李迪的《红白芙蓉》册页，该册页现存东京博物馆。
狮头鹅图 轴 绢本，设色纵191厘米，横104厘米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该画作工笔设色绘白鹅踱步于梅树之下，树干古拙，花蕾点点，侧有玲珑剔透的太湖石，石旁花卉丛生。鹅身用笔轻柔，赋色细腻。左上角有吕纪单款，并钤印章。
凡作大幅画，无论是写意，还是工笔，都需以气势夺人。要营造这种气势，首先应从构图入手，并应尽量突破前人构图的局限。吕纪显然深知这一点。如《狮头鹅图》中，他将一棵树干不太完整的古梅从画的右边斜伸向画面上方三分之一处，气势尽出。他描绘的虽是冬季场景，但并没有让人感到寒冷。这是因为此画以绢做底，呈现出一种暖色调。暖色调的绢底衬托着绽放的白梅，给人一种温馨、祥和的感觉。
右侧偏下的太湖石，画家安排得也极具匠心。如果没有这块太湖石，只靠一株古梅分割画面，那么画面不仅会单调，而且也容易使古梅与画面的主体———狮头鹅相互脱节。一幅画中，如果各物象之间毫无联系，那么画面就没有整体感。太湖石的添加，不仅使古梅不再让人感觉孤立，而且还将古梅与狮头鹅连在一起。描绘太湖石时，画家有意将它的走势和曲折的外形与古梅弯曲的粗枝形成呼应。玲珑剔透的石眼与古梅的树眼也形成了呼应。古梅和太湖石都用重墨绘出，成为画中比较浓重的物象。画家虽然没有画出古梅与太湖石的完整形态，但却用浓墨表现出它们紧靠在一起的前后关系。
头鹅图》呈现出一种宁静、恬淡的意境。画中的狮头鹅似乎被风吹古梅枝杈发出的声响惊动了，故曲颈回首，想探个明白。不知是因为考虑选取物象的最佳角度，还是因为构图习惯，吕纪多把家禽、飞鸟置于画的左下角。不仅这幅画中的狮头鹅这样，就连他的《竹溪鸳鸯图》、《梅茶雉雀图》、《双雉图》中的家禽、飞鸟也是如此。它们不是在浓荫下休息，就是伫立于岸边玩耍。
该作品无论在画幅尺寸还是构图气势上都给人一种“大”的感觉，让人在百步之外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艺术气息。
崖下花鸟图轴绢本水墨，设色，173×99.5公分 上海博物馆藏
九鹭图 绢本设色，纵148.8厘米，横82.9厘米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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