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盛世之西汉中兴

　　秦末年，项羽、刘邦拥立楚怀王与秦朝抗争。经过几年的征战，刘项军夺取天下，项羽废怀王自立 为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土地于王侯数十人，其中刘邦被封为汉王。但刘邦并不甘心居于项羽之下，于公元前202年击败项羽，登临帝位，国号汉，都长安，是为汉高帝。通过汉初60多年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朝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141年武帝刘彻即位，在他统治的54年里，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兴到来。
　　
　　

　　
　　汉武帝和他的将军们
　　公元前202年，奠基于秦帝国废墟上的西汉王朝基业初创，疮疾满目，百废待兴。从高祖皇帝刘邦起，中经文景二朝，直到汉武帝，积60多年的无为之治，休养生息，一个新兴王朝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然而，在这个新兴王朝的北疆，掠夺成性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侵扰造成的边患始终浓云翻卷风急雨骤。闻鼙鼓而思良将：于是飞将军李广脱颖而出、大将军卫青边塞称雄、少年霍去病更是横空出世...
　　
　　一、雄才大略汉武帝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成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汉武帝（前156一前87），即刘彻。西汉皇帝。前156一前87年在位。景帝之子。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法术刑名；颁行“推恩令”,削割据势力；官营盐铁贸易，平抑物价；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移民屯边，行“代田法”；派张骞等出使西域，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大破匈奴，设郡县于云南、贵州，将汉朝推向全盛时期。能诗善赋，原有文集两卷，亡佚。
　　
　　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强盛的时期。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上，有“汉唐盛世”之说。这里的“汉”，主要是指的汉武帝时期。人们又常常把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因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是秦始皇创立，由汉武帝巩固下来的。他在位54年，实行了许多新的措施，使西汉王朝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位于陕西的汉武帝墓－茂陵
　　
　　二、 汉匈百年战争
　　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发生在西汉年间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进一步巩固了汉初新兴的封建政权。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初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曾亲率32万大军打匈奴，却被匈奴40万军队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7天7夜。此后，刘邦为了全力对付内部封建割据势力，对匈奴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每年送去一定数量的黄金、绢、絮，米、酒，允许人民往来买卖。以后几代皇帝，虽然一度注意改革边防制度，实行屯田垦荒，但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汉匈战争全图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汉武帝支持主战派大行（官名，主管对外联络）王恢的抗战主张。匈汉战争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133年至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其中以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郡（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共击匈奴单于（匈奴首领）于漠北。卫青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今杭爱山脉），歼敌1．9万余人。霍去病深入1000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今肯特山），俘敌7．4万余人。在这次战役中，汉武帝还组织了14万匹战马随行，以备换用，派了10万辎重兵转运粮草，保证了主力军的物资供应。
　　
　　

　　漠北之战油画（中国军事博物馆）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60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帝国双璧——卫青、霍去病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找不到象卫青和霍去病这样一对名声显赫的名将组合了。两个人既是舅甥，又同为大汉帝国的将军，都在征伐匈奴的战斗中立下丰功伟绩，两个人就象双子星座一般，在名将的银河中格外引人注目。
　　
　　卫青，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其母为平阳公主家仆，因丈夫姓卫，她就被称为卫媪。卫媪生有一男三女，即儿子长君，长女君孺、次女少儿、三女子夫。丈夫死后，她与同在平阳侯家中做事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了卫青。公元前139年春，卫青的姐姐子夫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卫青也被召到建章宫当差。这是卫青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不久，汉武帝封卫子夫为夫人，提升卫青为太中大夫。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汉武帝果断地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从此，卫青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再次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武帝派卫青率四万大军从云中出发，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大败匈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卫青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公元前 121年，西汉对匈奴的第二次大战役开始，由霍去病指挥，结果使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区，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
　　
　　为了彻底击溃匈奴主力，汉武帝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准备发动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召集诸将开会，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锐骑兵五万人，分作东西两路，远征漠北。这次战役，汉军打垮了匈奴的主力，使匈奴元气大伤。从此以后，匈奴逐渐向西北迁徙，出现了“漠南无王庭”，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基本上解除了。
　　
　　汉武帝为表彰卫青、霍去病的大功，特加封他们为大司马。家奴出身的卫青变为贵极人臣的大将军，显赫一时。公元前 106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去世，汉武帝命人在自已的茂陵东边特地为卫青修建了一座象庐山（匈奴境内的一座山）的坟墓，以象征卫青一生的赫赫战功。
　　
　　霍去病（前140一前117年）：汉武帝时期的青年军事家，曾先后六次率兵出征，北越大漠，向匈奴住地祁连山（今甘肃西和青海东北）一带进军，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匈奴的多次入侵，保卫了西汉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了西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作出很大的贡献。汉武帝为表彰其功劳，封他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元狩六年（前117年），因病死去，年仅24岁。汉武帝为追念其生前功勋，不仅让其陪葬在自己的茂陵陵区内，而且特地为他修建一座高大的坟墓，以象征祁连山，并在墓前、墓上雕刻一批巨型石人、石兽作为装饰。这些作品气势雄浑，取材新颖，风格纯朴，造型概括，刻画真实，手法洗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批石雕艺术品。
　　
　　

　　陕西省兴平市霍去病墓，位于茂陵东北一千米处，墓为一锥形土石丘。
　　
　　霍去病墓前共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伏虎、卧象等石雕16件，初发现时，马踏匈奴与立马两件立于墓前，其余则散置于墓冢的树丛之间，造就出祁连山上牛马成群，一派北国风光，意味深长，富有情趣,象征霍去病与匈奴战斗的恶劣自然环境，纪念墓主人生前抗击外敌的伟绩。雕塑风格质朴自然，气魄沉雄博大，有纪念碑式的意义，是西汉大型石刻的代表作。
　　
　　

　　马踏匈奴 （高168厘米，花岗岩）
　　
　　

　　卧马（高114厘米，长260厘米）
　　
　　

　　跃马（高150厘米)
　　
　　

　　牯牛（长260厘米，宽160厘米）
　　
　　

　　伏虎（长200厘米，宽84厘米）
　　
　　

　　野猪(高163厘米，宽62厘米)
　　
　　

　　卧象(长189厘米，宽103厘米，高58厘米)
　　
　　

　　怪兽吃羊（长274厘米，宽220厘米）
　　
　　

　　猿与熊，用一块较大的椭圆扁石雕成，高277厘米，宽172厘米

　　四、但使龙城飞将在：“飞将军”李广
　　李广（？—前119），西汉名将，陇西成纪人。其先祖李信为秦国名将，曾率秦军追逐燕太子丹直到辽东。 公元前166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关，李广少年从军，抗击匈奴。他作战英勇，杀敌颇众，使汉文帝大为赞赏。九年后，汉景帝即位，李广升为骑郎将，成为景帝身边的禁伟骑兵将军。吴王、楚王叛乱时，李广以骁骑都尉官职跟随太尉周亚夫出征平叛，在昌邑城下夺得叛军军旗，立下显赫战功。诸王叛乱平定后，李广调往上谷、上郡、陇西、雁门、代郡、云中等西北边陲做太守，抗击匈奴的入侵。
　　
　　

　　
　　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率军出击匈奴，李广以60多岁的高龄任前将军职。出塞后，卫青从俘虏口中得知了单于的驻地。他想甩开李广独得大功，便令李广的前锋部队并入右翼出东道，他自带中军去追单于。李广力争无果，遂引军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军出东道。由于道路难走又无响导，终于迷了路。此时卫青与单于接战，单于逃走，卫青只得徒劳而返，在回军的路上才与右翼部队会合。卫青差亲信带着酒肉来慰问李广，向他询问右翼部队迷路的经过。说卫青要向天子上报，把走失单于的责任推给右将军赵食其。李广一生正直，自然不答应。卫青大为光火，又派人催逼李广的幕僚去中军接受审问。李广说“他们无罪，迷路的责任在我，我自己去受审。”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来人走后，李广望作那些多年共同生死的部将，慨然叹道：“我自少年从军，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想不到现今却被大将军如此催逼，我已年过花甲，那能再受这样的屈辱！”说罢拔出配剑引颈自刎。一代名将，就这样悲惨地陨落了。
　　
　　唐朝诗人王昌龄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汉初的边境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其自然和人文特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异常坚苦和残酷。远离后方的长途奔袭，急风暴雨般的仓卒遭遇，以及众寡悬殊的孤军奋战，成为经常作战的方式。李广无疑是适应于这些作战特点的杰出将领。非凡的勇敢、决断和应变能力、忠信正直的磊落襟怀，以及有别于传统的治军方法，使他成为受部下拥戴、敌军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
　　
　　五、第一个“博望侯” ：张骞
　　公无前2世纪时，中国受到来自北面和西面山区匈奴部落的侵扰。他们攻打中国平民，掠夺牲口，并且试图鼓动人们反对中国统治。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前往大月氏国（现今中亚阿姆河流域）。他的旅行路线经过阿富汉，直达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撒马尔罕。当时尚无人到过中国以西这么远的地方。因此，张骞给皇帝带回了中国第一次听到的关于印度、中东以及欧洲诸国的消息。后来是中国商人带着丝绸和玉石，沿张骞所经过的路线，翻山越岭来到中国西北并穿过了戈壁沙漠。这条路线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西汉汉中成固人，中国最早的旅行家、探险家和外交家。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汉武帝欲联络与匈奴“世敌”大月氏来打击匈奴，募使出使大月氏。张骞挺身应命，以郎（皇帝的侍从官，无固定职务，可随时被选授重任）应募。他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截留。他保持汉节，居匈奴十余年而不改初衷 。后寻机率众西逃，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阳之间）。此时，大月氏已西迁至中亚，张骞便经康居（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到达大月氏。大月氏因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安居乐业，不愿东归。张骞没有达到目的，逗留了一年多，只好归国。归途中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才和奴隶出身的堂邑父二人回到长安。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但了解掌握了西域城区的地形、物产和风俗，使汉朝获得了西域宝贵资料。为表彰其功绩，元朔六年张骞被武帝封为博望侯（封地即今方城县博望镇）。

　　汉家制度
　　汉代强秦而兴，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汉武帝时期，儒学应运而起，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
　　
　　一、 历代楷模：“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在经历了高祖、惠帝、吕后之后，进入了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社会出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阶段，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因而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盛世。东汉的班固全面考察了文、景二帝时代的历史后，在《汉书》中深情地写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而距离这个时代并不遥远，甚至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司马迁父子也同样感叹文景二帝：“德至盛也”。的确，“文景之治”不仅使自战国以来战乱连绵的社会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那个时代的黎民百姓获得暂时安宁，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迈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形态后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在经历了秦速亡的历史过程后，已经善于反省并总结历史教训，适时调整统治策略，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清静无为”：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统治者制定一条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治国方略。“文景之治”局面的产生，与汉初几十年坚持贯彻“清静无为”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在刘邦统治的数年里，汉王朝为巩固政权而东征西讨，无暇顾及更多，“清静无为”的思想仅仅是一个萌芽而已。继之而起的惠帝、吕后时代，“清静无为”才成为治国的总体思想，而文景二帝更是将这一理论推到极致。
　　
　　“黄老”政治的实行并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一种统治策略的选择。在汉初的思想界和统治集团内部，一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终获得了皇权的认同，并使这个思想付诸实际政治过程，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
　　
　　“清静无为”政治路线的选择，不能完全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是汉初统治者根据当时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历史抉择，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秦的暴政及战国以来的社会动荡不安是这种要求产生的直接社会基础，但普遍的社会要求并不能自动演化为现实统治者的正确思想。秦统一后的社会也是希望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统治者没有顺应民意。暴政导致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王朝迅速灭亡。秦暴政的历史惯性在汉初依然存在，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与秦代没有大的差异，汉高祖对各级官吏“背公立私”提出过严厉批评。汉文帝策问晁错的题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著名政治家贾谊指出：“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所以汉初统治者选择顺应社会的治国方针，是整个统治集团政策的重大调整，决不是消极的无为。
　　
　　“与民休息”：统治政策的厉行调整
　　秦末农民战争与楚汉相争带给汉初一个荒凉、残破的社会局面。 天子的御驾连四匹相同颜色的马都很难找到，将相们只能用牛来驾车。《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原有三万户的曲逆县在汉初仅剩下五千户。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统治者的剥削也无从下手，因此，调整政策势在必行。在“清静无为”的指导思想下，“与民休息”成为汉初几代统治者遵循的方针。这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
　　
　　遵循旧制，谨慎变更。“无为而治”的代表人物曹参在任齐相时，以盖公的“黄老术”治齐，九年的时间里，齐国大治。萧何死后，曹参任汉相国，继续相沿在齐国的政策，三年之后，“天下俱称其美”。 这是符合战乱之后人民要求安宁的强烈愿望的。
　　
　　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刘邦即位后，秦代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在汉初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时最终将田赋的比例定在“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此外，口赋、算赋、更赋等赋税在文景时期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徭役曾是秦代暴政的象征，汉初统治者都十分节制使用民力。文帝首开“籍田制”，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并设“孝弟力田”奖励努力生产的农民。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汉初还逐步调整盲目抑商的政策，使商人和商业流通发挥出服务社会的作用。文帝时又接受晁错“入粟拜爵”的方法，使商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得到满足，农民多余的粮食也有了出路。
　　
　　蠲削烦苛，刑罚用稀。秦律的烦苛与残暴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但严刑峻法只能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文景时代的刑罚尽管不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宽容”，但较之秦代肯定是大为减轻并且有章可循。特别是文帝本人对法律十分尊重，他任用廷尉张释不以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律观。汉初几十年轻刑慎罚，维护法律尊严的风气，给人民带来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
　　
　　敬天畏民，节俭安邦。应该说，汉初的统治者对所拥有的权力能够清醒地自我反省，因而做到自我约束。这个风气起于汉初，文景尤盛。汉初刘邦责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
　　
　　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虽然不是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决定性因素，但从自身做起，提倡勤俭的生活作风，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节省民力和控制社会的奢侈浪费极为有益。
　　
　　“刑”、“德”并用：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加强
　　“黄老”思想是稳定社会，特别是对饱受秦暴政的下层社会实行的政治方针。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却不能停止发挥其职能作用。因此，“刑”、“德”并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才是对汉初政治局面的全面概括。汉初中央集权的加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强调统一，反对分裂。汉初分封了大批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很快就成为割据势力的代表。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分裂势力终于联合七国反叛，景帝采取果断措施，仅用三个月就平息了这场叛乱，使分裂势力受到重创。
　　
　　用和平和武力两种手段解决矛盾。汉初还面临着复杂的周边环境，北有匈奴，南有南越，形势逼人。刘邦试图用武力解决匈奴问题失败后，采取和亲的政策，换得暂时的安宁。文帝时西汉综合国力已有增强，他一方面加强军事斗争，一方面改革戍边制度，为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打击社会异动势力。所谓社会异动势力在汉初主要是豪强势力。这些豪强既有六国之后，也有宗法贵族、大官僚以及大地主和商人阶级，他们垄断一方，横行乡里，大肆兼并土地，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给中央集权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从刘邦时期开始，就有意识地将一些地方豪强势力迁往关中，以便于中央政府的控制。文景继续奉行这一政策，使豪强远离故土，瓦解其社会基础，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中央权威和地方稳定。
　　
　　应当说，在汉代历史上，文景之治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给予后世许多启发。“文景之治”被历代有为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楷模，并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汉家制度”一词概指汉朝的典章制度，有时也专指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
　　
　　从三代礼制到“汉家制度”的确立
　　礼最初是用来祈福祛灾的，后来才被用于治国。历代统治者均强调用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而把刑法视为维护统治的辅助手段，从而形成所谓“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深受秦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重刑轻儒。陆贾在他面前谈论《诗》、《书》，他张口就骂：“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得也很干脆：“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他又给刘邦讲了一通打天下与治天下不同、治天下必须以仁义道德为先的道理。刘邦所感悟，让陆贾把他想说的话全部写出来，刘邦赐其书名为《新语》。刘邦62岁那年，回到故乡沛县，置酒大宴父老。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特地绕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中国历史上皇帝祭孔之先河。刘邦死后，继位的汉惠帝面对社会经济残破的现实，为了巩固汉朝统治，决定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主张“清静无为”。此后，终高后、文、景之世，汉朝在政治上执行的都是黄老无为之治。到汉武帝君临天下时，社会经济已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统治者已有条件大有作为，于是黄老无为思想的历史使命也宣布结束，统治政策再次面临调整。同时由于长期执行黄老无为思想，也给社会造成若干弊端：纵容诸侯王骄横不法，听任豪强地主兼并不轨，忍受匈奴人不时入侵等等。这种时局迫使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改弦更张，改变政策。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从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中吸取了许多新的内容来充实自己以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其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刑者，德之辅”。也就是说，他主张儒法并用，德主刑辅。正是从汉武帝开始，汉代逐步确立起一套“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而且其影响长达2000余年。
　　
　　“霸王道杂之”——“汉家制度”的典型特征
　　“汉家制度”一词一般概指汉朝的典章制度，有时也专指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以“霸”与“王”作为治国之道的是战国时的孟子。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因此，“王道”和“霸道”就被视为儒、法两家的治国主张。由此可见，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其核心就是德、刑并用，将法家的刑治与儒家的德治结合起来。
　　
　　事实上，刘邦虽是武人，但从夺天下开始就兼用霸、王之道。据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偕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虽然其后在惠帝、高后、文、景之世皆实行黄老无为之治，但到汉武帝之时，明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就使儒学终于被汉代统治者确认为其统治思想，同时也为此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皇朝奠定了思想统治的模式。
　　
　　“汉家制度”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而且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自汉以后，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如唐太宗谓群臣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宋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则主张“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颇。”清世宗雍正也说过：“自古为政者，皆当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以上诸帝所谓“文武之道”、“宽猛得中”、“文武相资”、“宽严相济”，讲的都是王霸之道。可见，“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已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毕竟是产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封建统治思想，不管是“德刑并重”还是“德主刑辅”，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这种治国方式对当今社会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强化以德治国的意识，使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存。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法治支持的德治，也是空谈无力的。德治离不开法治，法治离不开德治，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应是历代治国的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
　　西汉文明的形象缩影
　　一、马王堆汉墓的惊人发现
　　被称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马王堆西汉墓发掘，也是二十世纪惊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在这里，不仅出土了一具两千年前的女尸，更为重要的是3000多件珍贵文物的出土，生动具体地揭示了汉代“文景之治”时期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北有兵马俑，南有马王堆”，马王堆文化成为西汉文明的形象缩影。
　　
　　

　　马王堆汉墓出土：奏乐俑
　　
　　

　　马王堆汉墓出土：素纱禅衣
　　
　　

　　马王堆汉墓出土：竽律
　　
　　

　　1972年马王堆女尸出土时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整，毛发尚在，肌肉有弹性。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古代湿尸。图为出土时的资料照片。
　　
　　

　　2002年4月19日，中国刑警学院教授赵成文在电脑上成功复原了西汉长沙国丞相夫人面相。复原的马王堆女尸系西汉时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距今已将近2200年。据史料记载，利苍夫人名叫辛追，死时约50岁。1972年，辛追的墓葬被发现。赵成文教授为马王堆女尸制作的4张标准图分别描绘了辛追50岁、30岁、18岁时的面相（从左至右）。
　　
　　

　　马王堆汉墓出土：戴冠立俑
　　
　　

　　马王堆汉墓出土：T型帛画
　　
　　

　　河北满城汉墓1号墓：金缕玉衣
　　
　　

　　河北满城汉墓2号墓：长信宫灯

　　二、汉碑上的雄强朴茂之风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曹全碑》、《西狭颂》、《张景碑》、《张迁碑》等等。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马王堆帛书

西狭颂

张迁碑

　　三、汉画像石再现大汉雄风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们刻划在墓室、祠堂上带有鲜明主题的装饰石刻画。它生动地描绘了汉代社会的典章、衣食住行、神话故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的依恋、死后的傺祀；展示了两千年前人们高超的艺术水准；再现了汉代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高度文明。
　　
　　

　　
　　画像石表现的内容广泛，主要有：反映权贵豪富的奢华生活，如乐舞百戏、宴饮出行等，反映汉代思想观念及科学文化的神话传说、神仙、祥瑞、历史故事、天文图象以及诸如纺织、牛耕等劳动场景。雕刻的技法有阴线刻、淡浮雕。凸浮雕、凸面雕、四面雕、高浮雕、透雕、圆雕等，并以前三种为主要刻注，且地域特色明显。画像石风格浑厚、质朴、构图求满且讲究疏密变化，线条简练流畅、形象灵动，对后世绘画及雕塑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嘉祥汉画像石-斗为帝车
　　
　　

　　鱼驭云车
　　
　　

　　嫦娥奔月
　　
　　

　　兔蟾月与苍龙星座

　　

　　【长流银匜】 西汉 医疗器具，敞口微敛，浅腹，下有桃形矮圈足，口沿一侧伸出一细长的流，其底与盒底相通，器上有盖，形似覆盘，盖面有凸弦纹四周，中心为一乳钉。盖与身之间，作活动环钮相连，造型秀美，此盒与银漏斗相配合，作抢救危险病人的灌药器，通高3厘米，口径6.4厘米，流长6.6厘米，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窦氏银匜】西汉 窦氏银匜，银质，长流方折，平底，腹内下层及底浅刻动物纹，腹内中层及腹外为流云纹，此匜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兼有高度工艺价值，弥足珍贵，高12.5厘米，通长32.5厘米，身长25.5厘米，宽20厘米，重1.4千克，1952年陕西西安青门村西汉墓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金带扣】西汉 金带扣，高3厘米，宽3.3厘米，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
　　
　　
　　

　　【金带扣】西汉 金带扣，高6.2厘米，宽13.4厘米，199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徐州市汉兵马俑博物馆收藏。
　　
　　
　　

　　【金耳饰】西汉 金耳饰，长6.8－7.8厘米，重22.5克，1956年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金灶】西汉 金灶，炉灶模型，金质，长方形，灶门长方形，灶面上放置一锅，锅内装满小金珠，象征米饭，灶台右上角，安装细金丝盘旋起的烟囱，灶台四周用掐丝工艺制成盘绕的带纹，顺带纹饰联珠纹；在灶门正上方和锅的四角处錾桃形，嵌红紫绿色宝石五块，金灶制作精细，形象逼真，反映了当时民间的炉灶结构情况。通高1.1厘米，长3厘米，宽1.5厘米，1978年陕西西安沙波村出土，现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鎏金嵌琉璃乳钉纹壶】西汉 鎏金嵌琉璃乳钉纹壶，全器施斜方格纹三道，其格条相交点均有乳钉，通体鎏金，方格及交会的三角形地中，嵌有大小相应的呈乳突状琉璃片，在西汉青铜加工工艺中，以嵌琉璃的最为少见，形制庄重典雅，为西汉极佳之作。
　　
　　
　　

　　【鎏金铜蚕】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鎏金铜蚕”高：5.6厘米，腹围：1.9厘米，1984年石泉县前池河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三牺钮银豆】西汉 三牺钮银豆，食器，银、铜质，弧形盖，子母口，浅腹，喇叭形铜圈足，盖顶饰三个铜牺钮，与盖铆合，呈鼎立状，盖与器腹皆锤碟外凸的花瓣纹，盖内刻铭“木南”两字，装饰新颖，银铜合制，实为少见。通高11厘米，足径6.2厘米，口径11.4厘米，1979年山东临淄齐王陵陪葬坑出土，现藏淄博市博物馆。
　　
　　
　　

　　【银漏斗形器】西汉 银漏斗形器，医疗器具，共一对，形制相同，侈口，口沿平折，深腹渐收为尖底作漏，漏口扁圆形，略向一侧偏歪，器腹饰宽带凸弦纹一周，制作规整，漏斗形器与长流银盒相配合，作抢救危急病人时的灌药器，高5.2厘米，重66克，口径3.8厘米，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银盆】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4年），1991年河北省獲鹿县高莊村西汉墓出土，口径26.6厘米，河北省獲鹿县文物保管所藏。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写到，此段历史是中华的黃金时代中的黃金时代。再国力上达到空前的強盛，疆域也是扩张到空前的辽阔，勢力也伸展至中亚。
　　
　　但是，人的思维卻遭受到限制，由汉武帝开始，儒学，一種埋沒人性的哲学，开始成为统治者所用的工具，成为读书人晋身官场的教科书，儒家思想成为中华的主流思想，抹煞了由春秋时期開始形成的燦爛缤纷的諸子百家思想。束縛了中国人的思维，但巩固了政治，使中国的政治相对其他民族来得稳定。
　

　　【彩绘变形鸟纹盂】
　　口径37.8，底径17.6，高9cm
　　湖北省博物馆藏品
　　西汉 1976年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木胎，挖制。口微敛，小平沿外折，外壁弧里收成平底，圆圈足。器外与口沿内，内底正中髹黑漆，余髹红漆。在黑漆地上用红、褐漆绘花纹：内底正中为兽纹、鸟云纹、云纹，第二圈及口沿内外绘变形鸟纹，口沿上绘波折纹、点纹，器表绘变形鸟纹、卷云纹等纹样。
　　
　　

　　【彩绘变形鸟纹圆盒】
　　口径15.5，盖径17.4，通高14.6cm
　　沙市市博物馆藏品
　　西汉 1991年沙市肖家草场2号墓出土
　　木胎，旋制。盖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而成。盖顶微隆，有圈足状抓手。器身圜底，圈足。里髹红漆，外髹黑漆，并用红漆绘图案。盖、器身各饰三道条纹，盖顶、盖面及器身腹下饰变形鸟纹、卷云纹、圆点纹等，盖顶抓手、器底圈足周边及盖、器口沿均饰几何纹、圆点纹。
　　
　　

　　
　　【彩绘草叶纹耳杯】
　　口长19.2，通宽15，高6cm
　　湖北省博物馆藏品
　　西汉 1978年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木胎，挖制。椭圆形，新月形耳，平底。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内底用黑漆勾勒草叶纹等纹样，再填金粉；口沿内外与双耳用红、褐漆绘波折纹、卷云纹、点纹。外底有针刻的“×”符号。
　　
　　

　　【彩绘凤纹圆奁盖】
　　盖口16.8，口径15，通高6.8cm
　　沙市市博物馆藏品
　　西汉 1986年沙市二龙戏珠50号墓出土
　　盖与底为厚木胎，斫制；盖沿与器壁为薄木胎，卷制。由盖与器身相套合，呈圆筒状。直壁，平底，盖面隆起，器内髹红漆，器外髹黑漆，并用红漆绘花纹：盖顶中心绘单凤腾飞图案，其周边及盖沿绘一圈波折纹，腹壁绘两圈波折纹。
　　
　　

　　【彩绘鱼纹耳杯】
　　长14.9，通宽12.3，高4.5cm
　　沙市市博物馆藏品
　　西汉 1993年沙市周家台35号墓出土
　　木胎，挖制。椭圆形，新月形耳，平底。通体髹黑漆，内底正中以红、褐漆彩绘一鱼纹，其外以朱漆饰宽圈，宽圈与口沿之间勾勒水草纹，口沿外及两耳以红、褐漆绘圆点纹、波折纹。
　　
　　西汉，是漆器工艺史上的发展和繁荣时期。当时的漆器生产分工更加细致，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许多漆器的制作还采用了旋制等新工艺，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使产品更加规整美观。在器皿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方面更为成熟。装饰纹样的题材内容丰富，并采用线描、针刻、錾金、镶嵌等多种新技艺，使线条曲折萦回，流畅不滞，图案瑰丽。这些漆器的创作思想超越时空，在艺术史上具有永恒的魅力。
补充：汉代墓门竖石

竖石装饰常用分格分段的布局，竖向分割的若干格中的内容，相对独立但又紧扣主题。

画面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目的是显示墓主的物质及精神追求。

民间工匠熟练的运用主语次、疏与密、黑与白、动与静等艺术对比手法，使画面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面分四格：一层对语跪拜，二层校武斗械，三层人物述语，下层为牵马射鸟。

注重造型的外轮廓，笔意寥寥，但肢体比例准确，人物、动物姿态生动，抓住了所表现对象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