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也称门阀，其兴起与九品中正制息息相关，而其落幕则与科举制的出现息息相关。先秦两汉时期，可以称之为士族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直到九品中正制士族门阀开始出现，一直到两晋时期发展至鼎盛，此后从南北朝时期又开始逐步走向没落，一直到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兴起，这种制度最终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先秦至两汉的萌芽时期
士族的出现一直可以追述至先秦时期“士”的阶层，是古代制度演变中诞生出来的一种特殊人群。
春秋之前，“士”主要指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氏，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在古代学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因此又成为了知识阶层的特有称呼。它们不仅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帮手，同时在列国征战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的战争完全可以称之为是贵族的文明战争。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相互征伐频率的提升以及战争残酷性的增强，“士”在战场上的作用开始逐步减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职业化的常备军队。于是乎“士”又成了游学之士的特有称呼，他们游历各国、思想活跃，最终创造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西汉时期，随着国家一统天下太平，鉴于当时的官员选拔机制，尤其是汉武帝的“察举制”，“士”开始主修学问和名望气节，因为一旦成为名动天下的“名士”，权力、官位、财富都会接踵而来，因此这一时期的“士人”更加注重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也有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从而沽名钓誉之辈。
东汉时期，由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诞生了一大批豪强地主，而东汉正是在众多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些豪强地主便在东汉王朝享有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于是乎便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他们长期把持着中央和地方政权，逐渐形成名门望族。
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和士族制度的兴起
曹魏政权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可以说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到了东汉末年，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其实已经失效，沦为了名门望族的工具。于是乎，在陈群的建议下，曹丕开始在察举制的基础上推行九品中正制。其实推行九品中正制的目的是为了将官员的选拔券收归朝廷，起初的确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直到晋朝时期开始变质。
九品中正制
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就是由各州郡从在中央任职的官员中，推举德名俱高者担任大、小中正（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中正官便是对州中或郡中人物品行才学进行品评的官员。中正官根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指功业），对其分别给与不同品第的评价，然后再授予不同的官职。由于是由中正官品评，且共分九品，因而被称之为“九品中正制”。
按照九品中正制的规定，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而士族的婚姻又更多考虑门第，只与士族联姻，以嫁娶庶族为耻，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于是，士人从此便成为了特定阶层的称呼。
九品中正制的变质和士族门阀的鼎盛
西晋建立之后，司马氏为了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曹魏是器的定品原则是以才学品行为主，家世作为参考。但到了晋朝之后则更多以家世来平定品级，从出现了凭借父祖官爵和家世背景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这便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官员和九品中正制的对应关系
由于晋朝之后评级更多以家世为主，于是出身寒门者即使品德才学评价再高，也只能被定为下品；而出身豪门者即使无才无德，却可以凭借家世被定为上品。于是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永嘉之乱后，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拥戴得以建立，当时东晋政权是以司马皇权和以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等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因而也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由于士族门阀的实力过大，皇帝都必须依赖士族的支持，于是士族权力得以和皇权并立，甚至一度超越皇权。
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达到了鼎盛，他们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则崇尚清谈。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士族门阀的没落和最终消失
东晋灭亡后，由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与庶民的冲突持续加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庶族地主趁机以军功崛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掌握要权、控制地方、统率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
南北朝形势图
这些崛起的寒门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南朝的士族地主仍然位居高位，实权却在逐步丧失。
隋朝重新统一天下后，为了避免皇权再度被士族门阀所挟持，于是朝廷开始重视更加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这促使了科举制萌芽的出现。一直到唐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被彻底废除，科举制取而代之，朝廷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促使了门阀制度的彻底消失。
唐朝时期，虽然士族门阀在朝中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但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名门望族在民间仍有较大声望。而这种现象一直到唐朝末年，随着天下大乱，望族家谱的损失惨重，最终也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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