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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问道无馀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一）
从四月份新皇帝即位起，1521年，大明正德十六年，接下来整整八个月，早该举行的大朝会，迟迟无法举行。
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某些核心问题上，新皇帝始终无法与他的同事们达成一致。
围绕着帝国的意识形态——“大礼仪”——的争论与冲突，君臣对立和博弈愈演愈烈，气氛和态势越来越尖锐。
决策层难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大朝会的举行遥遥无期。
新皇帝与同事们的纷争，看起来纷纭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点：
继嗣，还是继统？
当初进京，朝臣一致认为他要按照皇太子的身份即位礼仪；他却坚持按皇帝身份登基：“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是皇太子接班，还是新皇帝登基？是坚持原定礼法礼制政策不动摇，还是可以另起炉灶、新搞一套？
分歧不解决就开不了团结胜利的大会。这是帝国政治的常态，也是定期举行的大朝会的实质：
大朝会只是为了表达君臣和谐、上下同心、形势一片大好的信号，所有分歧和冲突都必须在大朝会之前妥善解决。
故事，还得从一个来自遥远偏僻的湖北钟祥安陆王府的青年藩王讲起。
二）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他在奉天殿即皇帝位。
坐上龙椅之后，天生政治敏感的他立刻发现，自己不是一个真皇帝，朝政大小事务，自己说的话不好使。
在他这个皇帝之上，还有一张无形的巨网，将他紧密笼罩，让他感到窒息，却又难以摆脱。
这张巨网，就是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群体。而杨廷和的背后，隐隐约约还有深宫中的那个可敬长者——伯母张太后。
初来乍到，初登大位，他想说的话没有一句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来，他想办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够顺顺当当得以办成。
这让他很不爽，让围绕在他身边的来自兴献王府的小兄弟们很不爽。从进京的那一天起，他们逐渐试图改变这一切。
1）封赏
他大力封赏从湖北钟祥带来的藩邸旧臣小兄弟，进行“掺沙子”活动：
先把人安插到吏部，兴王府时的秘书长袁宗皋，被任命为吏部左侍郎，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接着在宫中提拨心腹，随驾来京的贴身太监谷大用等人受到提拔重用。
他的这番行为，马上受到他的同事——文臣们的反对。
三天后，吏科给事中阎闳上书，直言他“滥赏”太过分：
“伏闻陛下赐扈驾太监谷大用等人……臣窃以为过矣。观历代以来藩王入继大统者，序援立之功则主威弱，私扈从之人则侍卫骄，弛戚倖之禁则请托行。”——《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丁未
第二天，兵科给事中夏言轮番上阵，居然对他定规矩，划红线，限行为：
“时召内阁大臣相与论议裁决，或事关大体，众论不同者，则敕下廷臣集议，不宜谋及亵近，径由内批，……圣意有所予夺，亦必经由内阁议而后行事”。——《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
处理朝政必须要和内阁大臣讨论，有必要甚至在廷臣中公开征求意见，集体研究后再实施，最高决策不能只出自皇帝身边不为人知的内廷小圈子。
看完这两份刺耳的奏本，他的心情如何？史书无载，但记录了他的批复意见：前者，“嘉纳之”，接受批评；后者，留中，搁置，不作任何表态。
2）看客
即位的第六天，四月二十八日，他见证了自己执政后的第一场政治攻讦，紧接着见证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人事变动。
是的，这一切，坐在龙椅上的他，真的仅仅只是见证，犹如看戏的观众，对局势的发展毫无影响力。
当日，给事中张九叙弹劾大学士梁储及吏部尚书王琼。王琼呢？直捣黄龙，直接抨击杨廷和“窃揽乾纲，事多专擅”。
很快，堂堂的吏部尚书组织部长，王琼被立案审查，撤职下狱。腾出来的空缺，五月五日，由杨廷和的亲信、原礼部尚书石瑶接任。
对这场朝堂风波，从《明世宗实录》来看，朱厚熜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杨廷和等人的意思办，签字同意。
但是，在他的内心，是否隐藏着深深的不快呢？王琼指控杨廷和的那八个字，是否隐然拨动了他的神经呢？
3）双亲
后来，我们都知道，他是大明帝国出了名的大孝子。
登基后三日，他下令奉迎老母亲来京；登基后五日，他要求礼部尽快研究确定他刚去世不久的父亲的身份定位，“诏议兴献王封号”。
a）父亲
不出所料，朝臣们一如既往从“继嗣论”出发，坚持帝国的既定路线方针不变。
五月七日，新的礼部尚书毛澄提出他父亲兴献王封号初步意见：
“皇上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五月戊午
啥意思？你要叫自己的伯父明孝宗弘治皇帝为爹，而自己的亲身父母，只能称为叔父、叔母。
有的事可顺从，有的事可留中，有的事可忍隐，唯独此事，他铁了心不退让。他要求“再议”：“藩府主祀及称号，事重大，再会议以闻。”
毛澄等人也很硬，毫不妥协，五月十八日回奏：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已经很好了“尊崇之典可谓至矣。臣等不敢复议。”
他耐着性子，再次把报告打回去，要求多翻翻前代档案资料，继续“详议”：“博考前代典礼，再会官详议，务求至当以闻。”
嗣还是统？左还是右？年轻新皇帝与同事们互不妥协，各不迁就，陷入了长时间的僵持。
此时，朝廷中新生代瞄准时机冲了出来，为势单力孤的新皇帝摇旗呐喊，冲锋陷阵。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公开上书：
“则陛下之兴，实所以承祖宗之统，而顺天下之心。”——《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壬子
皇帝继承的是祖宗的大事业，而不是明孝宗一脉的香火，怎能让皇帝改称伯父为爹？
他看了这份有理有据的扎实的论证报告，感动得一塌糊涂：“及得璁奏，喜曰：‘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
但是，张璁的报告犹如捅了马蜂窝，受到中央和地方大小臣工的一致反对和抨击。
地方派的压力来了。七月十二日，皇帝藩邸所在的湖广道御史上疏，明确认为“兴献王称号宜如礼官议”。
藩邸老家的父母官都不帮自己，他气得说不出话来，批了两个字，“报闻”，已阅。
中央的压力更大。七月十三日，杨廷和等人带头上奏，指责张璁的主张是“邪说”，坚持要求皇帝接受“继嗣”理论：
“国家典礼，关系甚重，臣等实不敢阿谀顺旨。”——《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
紧接着，汹涌浪潮随之而来。朝臣们纷纷上疏，请求皇帝接受礼部所拟定的方案，重提皇帝行事须守规矩：
“事必咨于辅臣，宠勿启于近习，割恩正义以定礼，稽古准今以崇孝。”——《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丙子，邓继曾奏疏
八月初一，礼部尚书毛澄第三次将原封不动的“皇叔父兴献大王”称号方案提交皇帝。
但是，这一切压力，他顶住了，咬紧牙关，反复批示就是一句话：“命再会官详议。”
b）母亲
不过，有了张璁等朝臣支持，有了锦衣卫人事布局的展开，逐渐增强了他对皇权的信心。
他开始尝试运用身上的大义名分和手中的最高权力。
毕竟现在天下皆知他是一国之君，不管如何，处于决策最顶层的他，越来越体味到专制体制的奥妙：
任何一件朝政大事，如果没有自己的同意，是无法得以顺利执行的！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更加地渴望做一个“真皇帝”，而不愿意完全被文官政府所束缚、所操控。
在个别不得已的问题上，他开始敢于对大臣们说“不”，以贯彻自己的意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其中，首先就是他的老母亲“进京礼仪”的问题。
父亲去世后，他对老母亲的感情极为深厚。离开钟祥王府时，他想念母亲，一路哭个不停：“不忍遽离圣母，呜咽涕泣者久之”。
故世父亲的身份定位问题，尚可暂且搁置争议：老母亲一天比一天临近北京，用什么样礼仪来接待，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同样有“嗣统”的争论、左右的分别：按“继嗣论”，用王妃之礼；按“继统论”，用母后之礼。
不出所料，礼部提出按王妃礼仪迎接：“豫遣文武大臣各一员于通州境外奉迎。至日，母妃由崇文门入东安门。”
派人在通州迎接，再从侧门进宫。对此，想用母后礼仪的皇帝同样退件，要求“再议以闻”。
这次，朝臣们作了一点让步。复议中，礼部提出新建议——“由正阳左门入宫”。不料，皇帝仍不满足。
面对新皇帝的得寸进尺，礼部非常不满，在第三次复议时忍不住说出了一番情绪化的气话：
“臣等初议由崇文门进东安门；再议由正阳左门进大明等门东门，而皇上仍令集议以闻。……自通州至朝阳门，路直且顺，从此进东安门便。”——《实录》卷六，正德十六年九月丁巳
你爱让你妈从哪个门进就从哪个门进吧，我们不管这点破事了。
4）甜头
结果，文官们耍的小性子，反而激起了新皇帝的反抗勇气。
他立刻下诏，直接否决礼部“用王妃凤轿仪仗”，改为“用母后仪驾”；走宫城正门，“从正阳门由大道行”。
在迎接老母亲礼仪的问题上，他第一次使用皇权“独断”，没想到挺顺利，文官们就算不满也无可奈何。
这种感觉太爽了！初尝最高权力的甜头，他食髓知味，试图用同样方式解决父亲的问题。
十月初一，他借口钦奉“伯母张太后之命”，直接颁诏：
“钦奉慈寿皇太后之命，以朕既承大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朕辞之再三，不容逊避，特谕卿等知之。”——《实录》卷七，正德十六年十月己卯
我的老父亲是“帝”，我的老母亲是“后”，我就这么定了，爱咋咋地！
于是，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们纷纷以辞职抗议。他呢，“优诏不允”，抚慰，优待。
三）
短短半年，他已不再是涉世未深的地方藩王，对权力有了更多的理解。他积极介入或主动设置政治议题。
他介入司法，多次直接更改刑狱审判结果。这一点，也令大臣们很感失望。
“何近日以来事或少变，如法司奏上大狱，某等已经多官会审明白，拟以重典。臣等依票旨，未蒙愈允，往复执论数次，既而径从中改？”——正德十六年十月，毛纪奏疏
他不断刷存在感，文官们觉得这个新皇帝越来越难操控，感叹皇帝在四方面渐渐变了：
“信大臣渐不及始、广听纳渐不及始、 勤圣学渐不及始，明赏罚渐不及始。”——《实录》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甲寅
他用“内旨”的方式，想在父母“帝、后”尊号上加多一个“皇”字。对此，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政府，“封还御批”，拒绝办文。
如果再加“皇”字，他的父母就和明孝宗、张太后等真正的皇帝、皇后并列，朱家祖庙的谱系排序就会大乱。
“正统大义，惟赖一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亲，则与正统混而无别。揆之天理则不合，验之人心有未安。”——《实录》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二月
明代权力结构，皇帝的诏旨、御批，要经过六科审核；六科若认为不妥，有“封还执奏”的权力。这是文官政府对于皇权的一种约束。
不过，他故伎重演，又搬出深宫之中张太后这个长者来敷衍搪塞，“慈寿皇太后谕旨有谕”，“朕不敢辞，尔群臣其承命”。
这一次，附和他的官员，除张璁等人外，还多了不少人。但是，绝大多数官员仍持强烈反对立场。
世事就是这么奇妙。就在这期间，皇宫内发生了一连串火灾，文官们纷纷拿出生花妙笔，大加渲染：
“禁中失火，密迩青宫。变不虚生，宜应之以实：法成汤之自责，效周宣之侧身；思礼乐教化之或愆，念庆赏刑威之有失；充其惧灾忧患之心，而致夫顺天悦亲之实上。”——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毛澄奏疏
“今月二日长安榜廊灾，及今郊祀日，内廷小房又灾。天有五行，火实主礼。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不兴。今岁未期而灾者三，废礼失言之郊也。”——正德十六年十二月，邓继曾奏疏
“上天示戒，朕心警愓”，几场大火，他终于让步，同意不加“皇”字。1522年，嘉靖元年三月，他正式定议父母尊号为“兴献帝、兴国太后”。
虽未能实现尊奉父母为“皇帝、皇太后”，但相比一开始的“皇叔父兴献大王、皇叔母兴献王妃”，他已在胜利路上迈进了大大的一步。
更重要的是，从中他学到了很多，尝到权力美味，塑造了自己的强势姿态。不过，他也切身感受到那班文官对于皇权的束缚。
四）
一年多来，与文官政府的博弈，各色人物的表现及其行为背后所表露出的人性弱点，让他对权力的理解越来越通透。
文官的固执、中庸、投机，乃至彼此争斗、攻讦，让他认识到这班士大夫不过如此，内心的极权欲望越来越膨胀。
当然，他也知道：在文官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时，除了依靠目前这批大臣之外，他所能依靠的人毕竟还是太少、太弱。
随着对厂卫等监察力量的掌控，他，慢慢地开始享受专制皇权的优越性，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行自己的意志。
在尊崇自己父母的事情上，他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着各种动作，以争取“继统论”彻底胜利，一举确立自己的治国新规则。
八月，他在湖北钟祥县设置国家级的祭祀管理局，“命安陆添设祠祭署”，按照帝王的规格祭自己的父亲。
十二月，他指示礼部为其刚刚去世的奶奶上“徽号”，即“尊号”，还要在明宪宗成化皇帝的寝宫旁选择安葬地。
嘉靖二年四月，他要求制定“兴献帝家庙享祀”标准，四次“下廷臣会议”均被文官否决，他悍然“特旨”，“竟用八佾”，天子规格。
如果说之前他尝试专权，还半遮半掩打着那个长者张太后的旗号，此时已完全熟练运用“个人独断”的专制权力了。
五）
愈演愈烈的专权态势，咄咄逼人的威权氛围，文官集团终于顶不住了，开始进一步分化、分裂。
如果文官们的立场能始终保持一致，他或许还有所忌惮。但是，文官内部出现了分歧乃至纷争，正中他的下怀：
你们争得越厉害，就越便于我大刀阔斧调整干部；通过人事任免，不听话的滚蛋，听话的上台。
开始有人攻击杨廷和。说他在正德皇帝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却敢于天天给新皇帝使脸色，简直是欺负人：
“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廷和未尝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 ——嘉靖元年十二月，史道奏疏
开始有更多的人悄悄转变立场，变换腔调，认真学习贯彻皇帝所主张的“继统论”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而张璁等人呢，气势越来越壮，言论越来越激进，不断公开表态，坚决拥护皇帝尊奉本生父母的英明决定。
开始不断有人提出辞职。这次，皇帝基本对谁也没有再作挽留，所有辞呈，马上签批。
终于，嘉靖三年二月，65岁的杨廷和请求退休。他很爽快，遂“许之”，“言官交章请留”，其他官员要求挽留，“上不听”。
旧人走了，新人排队进京。皇帝下令，张璁、桂萼等一批官员从南京调入北京。
对于这场人事大地震，四月初四，吏部尚书乔宇联合九卿共同上疏，提出最严正的抗议，请求皇帝收回成命：
“顷罢汪俊，召席书，取桂萼、张璁、霍韬，黜谪马明衡、李本、陈遁等，举措异常，中外骇愕。……且书不与廷推，时出内降，升为尚书，百余年来所未有者，请收回成命，令俊与书各守职如故……止召萼、璁。”——《实录》卷三十八，嘉靖三年四月戊戌
文官们的任何骇愕都已无济于事。他们并未意识到，此时的大明帝国，已悄然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六）
事情继续在发展。皇帝距离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还差最后的“关键一步”：见血！
五月二十四，张璁等一班大礼新贵来到北京，继续火上浇油，悍然提议去掉“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谥号中的“本生”二字，让皇帝的生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皇帝”。
六月十三，皇帝无视数十名官员的强烈反对，分别授予张璁等人为翰林学士：同时，严厉惩治了一些攻击张璁的官员。
七月初六，吏部尚书乔宇提出辞职回老家，皇帝爽快批示，“给驿以归”，车费倒可以报销。
这样，他逐步构建了效忠于自己的小圈子和基本盘，不听话的人通通被清退、清理、清查。
对帝国这种政治局势的深刻转向，《明史》用了11个字作了精准概述：
“三年，帝渐疏大臣，政率内决。”
时间指针走到1524年，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皇帝终于召开了久违的大朝会。历史已永远记住了这一刻。
大朝会结束后，一班文官聚集到左顺门，黑压压跪在一起，“或高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要求保留兴献王谥号中的“本生”二字。
到了中午，群臣仍然伏地不起。皇帝派人“录诸臣姓名”，将带头的八人下诏狱。结果，“群臣皆哭，声震阙庭”。
皇帝龙颜大怒，又将五品以下官员“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
第二天，大学士毛纪紧急上奏，哀求皇帝希望挽救众臣：
“昨日伏睹天威，将部院等衙门各言事官并下锦衣狱。臣等不胜悚惧。缘各官伏阙谕奏，继以号泣，诚为有罪。但区区一念，皆出于忠恳，其情可矜，况各衙门缺官办事，加以天气炎热，万一病惫不测，亦伤国体。伏望圣明少霁天威，严令各回衙门办理事务，亦足以示惩戒而无累于圣德矣。臣等不胜惓惓之至。”
皇帝不听。十天后，毛纪辞职。又过了两天，七月二十八，皇帝“诏锦衣卫”，对左顺门事件作出最终处理结果：
“杨慎辈倡率叫哭，期慢召上，震惊阙廷，大肆逆，其各杖于廷。于是，原状死，慎、元正、济充戍，磐、汉卿、时柯俱削籍为民。“——《实录》卷四十一，嘉靖三年七月辛卯
或当场杖毙，或入狱充军，或撤职双开，他用一场骇人听闻的血淋淋暴力事件，宣告了自己绝对权威的最终形成。
此后，大礼议相关议题以及他作出的所有指示，不论如何不合传统礼法礼制礼仪，如何背离原有的方针政策，再也无人敢有一丝一毫置喙。
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话真正成为一言九鼎的金口玉言。在他至高无上的个人威权之下，整个嘉靖朝的文官群体，噤若寒蝉，鸦雀无声
从一个谦逊少年成长为玩弄权术的极权主义信徒；从一个地方藩王转变为拥有绝对权威的最高统治者。
他，只用了短短的三年又三个月时间，迅速，彻底，且不可逆转。
大明帝国“两京十三省”，迎来了只属于他的长达四十多年的时代。历史册页里到处都是他的名字：
朱厚熜。
（全文完）
（2019年1月18日，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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