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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中国纪录片《1943-驮工日记》作为参赛片参加了第十一届上海电视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新疆的驮工翻越昆仑山，在死亡路上徒步拉运抗战物资——轮胎，当年这个壮举竟是由几个汉族青年学者带领实施的。在数座海拔7500米以上的冰川雪峰，人类徒步翻越都几乎不可能实现，又怎么可能徒步驮运大批物资越过这条昆仑天险呢？当年这几个汉族学者是怎么来到了这里？随着一本本日记的流传和在世老人们的口述，才使这段历史逐渐浮出了水面。
2005年的8月15日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
伟大的抗战之所以成为一种精神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余年国家四分五裂，外辱不断的惨痛历史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中国不同的政治力量、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民族紧密团结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取得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
《新疆都市报》从8月8日起到8月12日将为广大读者独家披露鲜为人知的新疆抗战故事。
60年前，几个青年学子和新疆百余名少数民族驮工组成了一支驮运队，踏上了由印度列城到新疆叶城的征程。他们穿越了喜马拉雅山麓，翻越了喀喇昆仑山，最后抵达了新疆叶城。全程近千公里，历时55天。
这条穿过了世界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人迹罕至的高山通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度是运送盟国援华物资的惟一通道。在这样一条支撑起中华民族生存的生命线上，他们九死一生，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艰险与壮烈，运回了中国抗日急需的物资，缓解了抗战期间前线物资奇缺的局面。他们以生命的代价，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章。
而这一章是由新疆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和汉族人民共同书写的。
一本日记与一段历史
60多年来，创造了奇迹的辉煌没有被铭记，被昭彰，被渲染，而是被时间的尘埃所覆盖，参与事件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这一沉默就是60年。
60多年后，人们从一位老人手里看到了一本55天的日记。
2005年8月的一天，我来到当年的翩翩学子、印新驮运队副领队、如今已是94岁高龄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刘宗唐老人的家里。他时断时续的述说，让我触摸到了历史的沟壑与脉络，摸到了刘宗唐和他的各族兄弟们汹涌在60多年前至今仍激荡在心的赤诚之情。他们当时所呈现出的信念，绽放出的智慧，展示的决心，令人震撼。
穿越时光62年，那场民族抗争的刀光剑影早已凝固，但镌刻在历史年轮上的铿锵声音，仍犹晨钟暮鼓，历历在耳。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时刻和这些人。
铁桶阵困住抗日步伐
1942年，中国三分之一的领土沦陷，前苏联在法西斯的攻势下最后断绝了对中国的物资援助。中国周边的公路、海路完全被日军控制，中国被围成了铁桶，其他盟国的援华物资滞留海外。
刘宗唐祖籍北京通州地区。当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时，中国就遭遇了日本的侵略。国破家何在？热血青年刘宗唐辗转来到重庆，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就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留法学子陆振轩。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将成为见证彼此生命历程中最为闪光的岁月的生死之交。
由于1940年6月，法西斯德国对前苏联发动了“闪击战”，苏联损失惨重，在中国抗战之初大量承担对华军援的苏联被迫放弃了历时3年的对华武器运输。
也就是在那一年，日军攻陷缅甸以及中国云南怒江以西地区，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外援物资无法运到我国，反法西斯战线东翼面临崩溃的危险。中国抗战军队由于缺少军援装备，有数百辆汽车因没有轮胎而趴在公路上。
寻找新的生命线
最初，新的运输渠道设想是通过西亚转到前苏联，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运进国内，这样运输要经过四个国家，行程上万里，有着繁琐的外交程序和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
由于种种原因，借道西亚运输物资的计划没能实现。
工作没进展，当时负责交通的陆振轩在查阅资料时，从英国人的书中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从印度到新疆有两条路，北道由伊朗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南道是一条驮马古道。
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从印度列城就能到达新疆的叶城。这个消息立刻鼓舞了他，1943年，陆振轩、刘宗唐、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马家驹等有着共同的专业技术、爱国热情、家乡都在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组成了一支踏勘队伍。
南疆招募抗战驮工
新疆叶城距喀喇昆仑山口300余公里。这里至今还生活着当时第一批踏勘喀喇昆仑古驿道的6位历史见证人。85岁的吐尔逊·萨木萨克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马帮中的“恰卡”，“恰卡”在维吾尔语中指赶马的小工。60多年前，作为马帮的成员，他们三次翻越喀喇昆仑山，将一批批抗日急需英援物资从印度运回国内。
1944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对于生活在西北边陲叶城的吐尔逊·萨木萨克来说，战争是那样的遥远。由于信息闭塞，在那之前，他从未听过关内发生战争的事，也没有想到因为一次特殊的驿运，他会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一个组成部分。
在吐尔逊·萨木萨克的印象里，那是盛夏时节。那些天，一向寂静的叶城及周边热闹异常。原来，有人来招募驮工。
驮工是个苦差事，因为要翻越昆仑山，高山反应随时会要人命；到了平原上，要防狼群袭击马队，还要防打劫的土匪强盗。
天上是盘旋不去的乌鸦，它们跟随驮队“哇哇”叫着，专等着吃落崖摔死或病累而死的驮马尸体。
各族驮工没要一分钱
这一次待遇很优厚，往返的报酬是20个“坦戈”（银元）。那时，一个“坦戈”可以买到80公斤麦子。消息风一般刮遍了山区的角角落落。
1944年初秋，喀什、和田、克州三地紧锣密鼓地筹集了1000余匹骆驼、驮马和牦牛，招募了180多名少数民族驮工开始了第一次驮运6000个汽车轮胎的任务。
刘宗唐老人说，55天后，这些朴实的新疆各民族汉子以超过10％的死亡率返回。 要知道，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样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
而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没有要一分钱。因为在漫漫旅途上，他们通过内陆的青年知道了抗日，知道了关内的汉族兄弟在流血，在盼望用这些物资打鬼子。
第一位驮工牺牲在异国
午后，一束西斜的阳光洒进安谧的客厅，刘宗唐老人手撑拐杖，端坐在背靠窗户的沙发上，语气舒缓平和。他的叙述穿过被时光遮蔽的历史掀开一条缝隙，让我们得见当时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这是一次重要的勘探，关系着能否打开这条通道，挫败日本帝国主义，重新开辟新的军援运输线，每个人都肩负着记录踏勘日记的使命。”
1944年10月15日，经过1年多筹备，首趟运送抗战物资回国的驮队出发了。
刘宗唐老人说，驮队在沿途准备了往返时人员、牲畜够吃的粮食和马料，边走边埋。这样能减少驮队载荷。他们中大多数是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兄弟。在损失了100多匹驮马，10多名驮工因高原病倒在了路上后，驮队才到达列城。
第一位牺牲的驮工只有20出头。那天，他们从印度列城驮满物资返回，行进在山路上，一位小伙子突然滚下马背，最终他没能挺过去。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异国。
高原之舟呼哧呼哧
驮队在自然条件恶劣、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很快出现了高原反应。气压低，水无法烧开，罐头等食物吃完后，他们就靠半生不熟的羊肉补充体力，坚持走完全程，完成这一壮举。
马帮从印度列城出发不久就要翻越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像这样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口，全程有三处。路上积雪达半米深，而且山势陡峭。所谓山路，就是硬生生地凿开岩石，凹进悬崖仅够一个身子通过的小道，小道外面是万丈深渊和咆哮的河流。在穿过山口及险段时必须牵马步行，即使骑在马上，人朝向外的脚也不敢蹬在马镫上，因为一不小心，人和马就会从山路上滑下深沟。这样人可以在最后一刹那跳下马背，否则将无法生还。
“天气越来越糟，一路上都是冰川。单枪匹马都很勉强，再驮两个轮胎翻越高山，实在是太艰难了。但最困难的还是空气稀薄，气压低。”刘宗唐仰着头闭着眼睛回忆。
“牦牛走二三十步就‘呼哧呼哧’大喘气，必须停上几分钟再前行。人在马上稍作停留也会感到胸闷气喘。小有活动就气喘不已，谈话只能说一个字，喘口气休息后才能再说第二个字。连多吃点东西，也会马上心跳加速，人极容易死亡。”
驮队翻越班登塞
第三天，马队行走到卡尔松山口，山路越走越陡，坡度足有35度以上，人是躺在马身上行走的。
“走这条路，比我们想象的难度要大得多，这里空气稀薄，路上死伤了不少的骆驼，看来今后在这里筑路困难很多，非要用机器，内燃机，还要增加氧气才行。”刘宗唐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出发后的第五天，马队翻越一处叫做“班登塞”的山口。“翻越山口的那段路大概有三公里，有40几个弯道，一路盘旋到山顶，再从山顶盘旋到山下。之后又是一段三四公里长的乱石堆。
走弯道时，驮马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山；走乱石堆，驮马在石头上脚下一滑，‘啪＇一声，马腿就骨折了。有的马在乱石堆中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