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敖石朋
最近见到杨鸿尘先生所著之《王芗斋拳学》一书，内里有一篇《姚宗勋小传》,其中主要一段是姚宗勋和山西形意拳名家武培卿比武的事。说来也巧，本人从始至终参加了这场比武，由于亲预其事，印象深刻,所以虽事隔50余年,当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杨先生文中所描述的，多处系讹传，而类似说法，数年前亦见于一些武术刊物，为澄清这段历史,以免继续以讹传讹，本人有责任将此段史实写出，以正视听。
为使读者看得明白，笔者不嫌冗赘，先将杨文有关段落抄录如下:
“……1940年冬，形意名家武培卿于《新民报》端声明,自诩岳武穆正宗，以为诸拳莫足论者，乃约芗拳决雌雄。……芗翁观其声明，遂派姚先生致礼约期。乃往，礼晤毕,定明年孟春。……期至,姚先生将行，众同门皆愿助之,止之，曰:“此举乃以武会友，非好勇斗狠可类比也，故不可多人，多易使武先生误疑也。若生意外群斗,必伤雅而成仇,岂不殆哉!”翁曰:“善”。遂只身行,仅韩星垣先生暗随之。至，武居中正坐，应请者两旁亦坐助兴，皆掌门高手名流辈，北平国术馆副馆长许笑羽先生应请为公正。武之弟子执械环立演武厅两厢,眈眈虎视,势若弩张。姚先生意暇甚，抱拳先环礼以客,复礼以武;武亦礼,遂较。.…
以下为具体比武过程，杨文用文学笔法再现当时,虽亦有过份夸张、形容之处,但因无关宏旨,故略去不录。
以下针对引文内容叙述一下事情的经过。为方便读者参阅，我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将笔者的评注穿插其间。
比武的起因
1940年冬，北平《实报》[注:不是《新民报》)刊载了一篇武培卿访问记，主要介绍武先生此次来京设点教拳，并把武在京的住址附在下面,大概是前门外西河沿西南方向路南的一家大客店，店名记不清了。以前听人传说武培卿一个蛇形能把人打到房上去，我和姚宗勋都不相信，这次看到《实报》上有地址,我们两人就想去拜访一下武先生,看看怎么把人打上房。
我们到了客店一问，服务员说武先生在家。可服务员进去一会儿回来又说武先生不在。我顿感失望，姚宗勋留下了地址---东四弓弦胡同6号四存学会体育班姚宗勋，我们就回去了。[注:可以说我们看到《实报》的报导前往拜访,姚宗勋留下地址人名,是此次比武的起因。其间并无杨文所说“翁观其声明，遂派姚先生致礼约期”的事]。
我们回来后没有几天的时间，一天上午我和姚正在体育班下象棋。突然,“光当”一声,挺厚的棉门帘被掀起来，从外面闯进四个壮汉一字排开.一个大高个子很傲慢地问:“你们谁去找武先生啦?”我告诉他是我和姚去的。大个子叫我们正月初四到花市火神庙去比武，说完四个人就走了。刚出屋门，那大个子又进来说:“你们去的时候带着点你们老师，不当着你们老师把你们收拾了不合适。”说罢,一甩门就走了。对此人的傲漫无礼，我们很生气,随即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先生。[注:大个子傲慢无礼的挑战，成了此次比武的导火线]。
谁参加了比武
1941年正月初四上午，我们一行七人[注:姚不是一个人而是七个人同去的，韩星垣亦在其内，而非如杨文所言:(姚)只身行，仅韩星垣先生暗随之]分两组去哈德门(即崇文门)花市火神庙比武。
我们原定去八人分两组，第一组由韩星桥带队，内有韩星垣、姚宗勋和我，任务是进庙比武;第二组由洪连顺先生带队，内有李永琮、杨德茂、李檀伯·任务是留在庙外,若有意外,立刻闯入参战。李檀伯是李永琮的亲戚，虽然不会练武，但是痴迷“大成拳”，他自愿要求去观阵助威。临出发前，杨德茂有事请假,经韩星桥同意后未去。
我们两组同时出发，第一组四人都骑自行车，行至离火神庙不远处的一家小饭馆，大家下车吃饭，饭后缓步来到火神庙前。这时第二组的三人已来到庙门外。我们四人进了庙门首先观察地形。只见正殿坐北朝南,东西两面各有配殿[注:只是没有杨文所说的“演武厅”]。此时由东配殿出来一人把我们引进殿内，向武先生介绍后分宾主落坐。武坐在北面,身后站立十来个男女青年，可能是武的学生。中间有一个八仙桌，韩先生坐在南面与武相对，身后韩星垣、姚宗勋和我依次而坐[注:屋子不大,容不下弟子“执械环立”和武先生“居中正坐”,也不见坐而助兴的“掌门高手名流”,许笑羽先生也未到场]。
双方寒暄后又说了一会儿话，武先生问我们:“你们那天谁找我去啦?”我一指姚宗勋说:“我们听说您很高明，想跟您请教请教”。武起身冲韩星桥说:“请吧!”此时那位引我们进门的人向西配殿一指，大家就进了西配殿。
西配殿靠南面约二间无家俱陈设，贴西墉有一个兵器架，靠北面拉着一个大缦帐。韩星垣站位紧靠兵器架旁,星桥与姚宗勋背对背倚西墙而立，我脚蹬配殿门缝，若有意外立即踹门喊人。那些男女青年站在南面观看。武站在中间向谁来比武,韩星桥先生笑指着姚宗勋说:“让我们这个小师弟跟您学习学习吧。”
姚上前向武深施一礼,武一扬手,有一女青年从缦帐中取来一双洒鞋,武换鞋已毕,又将上身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成了光膀子。
接着就是姚、武二人的比武,其过程因与本文关系不大,就不再罗嗦了.五十余年前的旧事,现在叙说难免细节有误,但不应该连最起码的事件起因、参与者是谁尚未搞清就言之凿凿下笔千言。由此事想到，谈历史不是写小说,首要标准是真实,我们的武术史研究,在某些方面实在是够混乱的了。夸张演义、道听途说,治学的态度、方法既不严肃，又不科学.诚如杨鸿尘先生自己在这本《王芗斋拳学》中所言:“武史之失实,莫过于人物之生平也……武史求之于野史乎?然而野史之弊者有三:……若以其为据,必谬极矣。”遗憾的是,志于“正其亥豕久矣”的杨先生,偏偏在这篇《姚宗勋小传》里,成了讹传的受众,为“以野史为据,必谬极矣”又提供了一个例证。
说起来,姚、武二先生50余年前的这次交往，其枝枝节节算不得大事，本不必再旧事重提占用读者这许多版面。但若以多年来围绕此事引发的各种传言和文字为例，深思一下在武术史实的考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许还是有意义的。
看一看我们的许多武术著作，不尽人意之处甚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者有之;囿于门派、唯我独尊者有之;哗众取宠、信口雌黄者有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稍不留神就上当，弄得不仅普通读者，就是一些专门的研究家们都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
诚然,武术史的研究考证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由于历史原因，史料、实物传世较少，多的是传说与轶闻,这就要求研究家们极其审慎,真正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同时，当然也希望那些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在贡献珍贵史料时能处以公心,说真话、实话。
前人若说瞎话，后人就难免不说胡话。对于前人，我们是后人，而对于后人，我们迟早会变成前人。既然我们已经吃了不少前人不管有意或无意留下的苦果,那么,为后来人想一想吧,严肃再严肃些，认真再认真些,万不可把糊涂再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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