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第一讲的主人公选择苏轼,是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偶像。
他很多才多艺,诗词写的好,开创一派豪放词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代表作很豪放,可婉约词一样写的精妙,比如那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全词凄婉哀伤,出语悲苦,真可说是一字一泪!就像一位左右开弓的桌球手,一位内外兼修的武功大师,绝对是摘叶飞花即可伤人。
他不仅是超一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书画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才华横溢,12岁左右就写了《黠鼠赋》;他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足以证明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他的诗文魅力的诱惑力到什么地步,从一桩冤案可以看出来:
苏东坡深孚众望,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当时有一个学者章元弼对苏东坡素极崇拜。他本人长相平平,却有幸娶了个漂亮美眉做妻子。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你那么爱苏东坡胜过爱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便把她休了。可是这位超级粉丝告诉友人说他妻子遗弃他,却全是为了苏轼。
他不仅诗文书画样样精通,还善于谈吐,口才甚好。而且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还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这一点已经得到登月者的验证。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甚至就是这样一个豪放粗犷的大老爷们在养家糊口之际还会对烹饪产生兴趣,烧的一手好菜。比如最著名的东坡肉。
苏东坡的烹调,以红烧肉最为拿手,常常亲自烧菜与友人品味。不过,烧制出被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东坡肉”,据传那还是他第二次回杭州作地方官时发生的一件趣事。
东坡曾作诗亲口传授:“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其实恐怕更多原因是被贬黄州十分贫穷所以只能买带皮的猪肉烧,既能省钱却依然能尝到美味。
古往今来能够在诸多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的才子可谓首当其冲,但这却不是我以他为偶像的原因。先来了解一下他的家世,再来解读他的身上最迷人的魅力之处。
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家世很不错。他祖父苏序虽然没做官,但是“读书务知大义”“诗多至千余篇”。而且为人很善良聪慧。他不像别家那样储存食米,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歉收,他祖父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贫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潮时则易霉坏。他祖父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唯一的坏处是名字是“序”,因此苏轼后来给人写序只能避讳做“引”
父亲则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但对其影响更大的是他的母亲。
因为从苏洵二十九岁再次考进士不举以后,到1057年的的二十年间,他经常外出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家的时候不多。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却在慢慢长大了。苏洵父亲苏序年事已高,也从来不大管家中之事,因此两个儿子的教育的责任,就全部落在他们的母亲程氏的身上。
他的母亲程氏好学,头脑冷静而清晰,尤其爱读《史记》、《汉书》一类书藉,她还能能按照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因材施教。两个儿子虽一样聪明,但苏轼好动,苏辙爱静,两人的功课母亲就安排得不一样。为了要好动的苏轼能安下心来,母亲就要他抄写《史记》、《汉书》。大量的抄书,既能学文字,还能学做人,对学习书法也很有好处。据他与朋友说,仅《汉书》就抄过六遍。
从小父亲要苏轼学王羲之的书法,但苏轼自己却更喜欢颜真卿书法气魄雄伟。抄书时,他能一册用王字,另一册用颜字,后来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代的书法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苏轼名列第一,同他从小就练成扎实的书法功底有很大关系,这不能不说他母亲有一份功劳。
对两个儿子的思想品德的教育,程氏更为严格。往往用古代名节操守高尚的人的事迹来教育他们。并说,你们将来如果能正直地做人,即使为直道而死,我做母亲的就没有任何遗憾了。在司马光的《程氏墓志铭》和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中,都记载着程氏教苏轼兄弟读《范滂传》时的一段感人至深的事迹。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昊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滂从龙舒君④归黄泉,得其所矣。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范滂传》
那年苏轼十岁,苏辙七岁。兄弟静静地听母亲将《范滂传》读完,程氏又对内容作了一番讲解,眼角已含着泪花。苏轼突然问母亲说:“妈妈,要是我也像范滂一样,做一番大事,却被奸臣所害,你能允许吗?”程氏听了儿子还带有稚气的话,破颜而笑了。然后又严肃地说:“如果你能做范滂,我就一定能做范滂的母亲!”
公元1057年的农历四月八日,苏轼兄弟在京城正通过殿试,点为进士,从此名扬天下。而他们在四川眉山家中的母亲,却已油尽灯枯,离开了人世。在她的身边只有苏轼的妻子王弗。她还来不及听到苏洵父子三人的好消息传来,就匆匆地走了。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气氛自然会很和睦,兄弟之间感情也很坚贞。他曾在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弟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兄弟之间互相亦师亦友让人称羡。
除此之外,还有在他生命中重要的几个女性。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
过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闰之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生了两个孩子。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而且是个渊博的学者!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而且很体贴。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在河南郏县小峨嵋山,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后来苏洵、苏辙夫妇也先后葬来,史称“三苏墓”。这里蓊蓊郁郁的古柏遮天蔽日,如果在幽静的深夜来此,便可感受到“苏坟夜雨”的奇特妙趣。此时此地,会感觉树影摇曳,枝条飞舞,如风声紧促,雨珠横斜,当你醒悟后才发觉,衣襟未动,发丝仍干。“三苏坟”的柏树树枝枝枝朝向西南四川方向。当地人称之为“思乡柏”。
苏轼的侍妾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景区孤山之上,苏东坡纪念馆旁,为苏东坡妾王朝云之墓。惠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轼仅有二妻,朝云仅是伴其晚生的侍妾。因贬谪地偏,众侍妾不愿往,轼散之,朝云不离,朝云王姓疑是随夫人姓。)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别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没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先解释下典故,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
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
儋州得知仲远去世,写祭文“唯我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痛我令妹…天与独贤…矧我仲远,孝友恭温”再后面就是写外甥的,却几乎不提去世的死者更是让人奇怪。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一生中第一道也是最大的一道坎。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王安石变法的前卫可参见历史课或者简单介绍)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苏轼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因为其为12月19所生,所以年龄比实际大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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