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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母亲的足迹

林海音与她的两个女儿




追寻母亲的足迹



饭桌上,腌得清脆爽口的菜心,嚼在嘴里嘎巴嘎巴的。母亲在对座盯着我望了一会儿,突然笑说:“听你嚼的声音,真清脆,真好听!”母亲这么开心,我也忍不住笑了。


母亲一向喜欢吃,也喜欢做,更爱做给别人吃。谁都喜欢到她家做客,也喜欢回请她,因为她能评赏出各家菜的优点,能体会主人在厨房的辛苦。她说过一句豪语:“我不在吃上委屈自己!”又说:“吃东西平易近人的人,交朋友也一样。”


近几年,母亲糖尿病缠身,三餐顿顿得吃药,每天还要注射胰岛素,饮食更要小心控制。吃的乐趣被剥夺,可说是母亲晚年的憾事吧!


偶尔血糖降到“接近”标准时,父亲就会心疼地说:“晚上咱们带你妈去外头吃顿饭吧,你妈最爱吃……”想到这儿,我知道,母亲望着我嘎巴嘎巴嚼着菜心,一定打从心底羡赞。


“妈,你也可以吃啊!”我说,“菜心多吃又没关系!”


“不,不对劲儿。我的牙不好,吃起来不够‘漂亮’。”


“漂亮”,好一个形容词儿,我和父亲都笑了。生病减少了母亲往日的犀利干练,但是语言仍然那么生动俏皮。灵活的语言,正是母亲作品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母亲天生有一对敏锐的耳朵。小时候,我们常常在榻榻米上,兴味盎然地听她学童年北京街头的小贩吆喝。她的记忆力真好,几十年前街头的情景,那声调、手势、吆喝的内容,好像一直留在脑海里。她学着水果小贩放下担子,一手叉腰,一手捂耳朵,仰起头来,便是一串吆喝,包括产地、味道、价格、名称都出来了,她说:“那真是意味深长啊!”母亲学完了,总不忘分析那些小贩吆喝声中加入的一两句反映人情世故的话。



1999年的夏天,为了撰写《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我追寻母亲的成长足迹,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回,踏上了北京——她从五岁起,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炽、祖煌二位堂兄的陪同下,由泽宁开车,我们访问了北京师大附小、当年的春明女中、琉璃厂、晋江会馆、夏家老宅、南长街、中山公园、厂甸等地。母亲的北京生活都在南城,她的《城南旧事》顿时展现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号的夏家老宅,是一栋大小有八个院子的平房,但是正院的东面却有三问坐北朝南的小楼房,母亲嫁到夏家后就住在这栋小楼。母亲嫁到夏家后就住在这栋小楼的二层。大局改变后,这栋房子被分配给二三十户人家居住,院子就被动消失,仅剩下才可过人的通道;三间小楼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无踪。现在听说要把这栋住宅拆了改建楼房。


想想当年,与寡母和弟弟相依为命的台湾姑娘小英子,嫁到有一个公公、两个婆婆、八个兄弟、三十多口的书香大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七十四岁的祖煌煃堂兄记忆犹新,他说:“六婶(母亲)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谁对她也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她并非逆来顺受,却也不会使人欺负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处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婶经济条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们是夏家兄弟中,第一个搬出老宅的。把六叔、六婶两人搁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字儿——新!”



南长街是他们自组小家庭后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儿出生。在《宋妈没有来》这篇文章里,母亲写道:“我们在北平的家,小方院当中有一棵大槐树,夏季正是一个天然的天棚,覆盖全院。大的孩子在树荫下玩沙箱,奶妈(宋妈)抱着咪咪坐在临街的门槛上‘卖呆儿’。我伏在书桌上,迎着树影婆娑的碧纱窗前书写,只听见疾笔沙沙。寂静的下午常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


五十年后的今天,同样寂静的下午,我站在南长街的小方院里,大槐树没了,临街的门槛还在。我明白了,当年宋妈为什么老爱抱着我坐在这儿,因为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边门,南、北长街又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人来人往,多热闹呀!


1930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连牢里。外公自北京去收尸,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吐血,次年一病不起,竟以四十四岁的英年,病逝在北京。算算外公在1922年从台湾故乡头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儿一共住了九年。外公去世时,母亲只有十三岁,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个年幼的弟妹,而外婆是个乐天知命、识字不多的旧式妇女。母亲在文章中提到:“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了。父亲去世后,我童年的美梦从此破灭了。”


为了节省开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住进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在那儿住,不用交房租。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里面仍住有几户人,但早已不是台湾老乡了。


一家八口挤在小小的会馆里,会是个什么情景呢?后来我在交大宿舍里问祖煌煃堂兄,他说:“在我的印象里晋江会馆的气氛很融洽,当时北京的台湾人社团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属于北京社团,又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真正的台湾。住在里头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较紧,亲密团结。我记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里的灯光老是亮着,家里有一些说台湾话的乡亲走动,气氛很温暖。”



外婆板桥家乡的亲戚、文坛前辈张我军的长子,七十四岁的光正表舅在北京寓所回忆当年时说:“爱珍表姑(外婆)个性开朗、活泼、喜欢开玩笑,我们都很喜欢她。当年你外公去世时,北京的台湾同乡都很为林家担忧,但你母亲扛起了这个家。后来她的果敢、干练、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以你母亲的聪明才智,是有条件念大学的,但她放弃了普通高中去念北平新专,为的是一毕业就能出来工作,赚钱养家。”


孤儿寡母留在异乡,是不是很凄凉呢?不,一点儿也不会。三姨告诉我:“大姐经常在下班时带些糖炒栗子、坑枣等回来,一家人晚上就围坐火炉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一点儿也没有孤儿寡母的悲戚,这都是大姐带给我们全家的。”母亲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儿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心里盼望着,脚下不由得就加快了。”


母亲常说,她最爱看全家人围聚灯下的画面,即使那是别人的家庭或是画报、电影上的镜头。


1990年,母亲和父亲二度来澳洲探望我们。有一天,我带他们去参观维多利亚画廊,那天正是澳洲名画家佛瑞德·麦卡本(Frederick McCubbin,1885—1917)的画展。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向母亲解说。母亲在其中一幅《迷途》(Lost)前注视甚久,画里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丛林的地上,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在澳洲的开拓年代,生活艰苦,父母双双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树林里。


母亲说:“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


她买了一张复制品带回去。


几天后,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说:“我把那张《迷途》摆在书房里,每次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妈,那是画啊!”我笑着说。


“可是你瞧那个年代也真有这种事的啊!”


“对,不止孩子会走失,大人也一样,不过那是一种自愿性的失踪。”我说,“澳洲自古以来就有一种swagman,这种男人情愿风餐露宿,有家不归,就爱在外流浪。唯一的伴侣就是一只狗。一旦客死异地,被过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简简单单几个字:‘他没有留下姓名’。”


“别说了,我简直不忍心听。”母亲说,“家是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有人想离开家呢?我可不做这种事儿!我就怕曲终人散,客人走了,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烟雾在灯下绕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



前几年,母亲热衷学粉蜡笔画,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她的画,直到去年过年回台湾,在母亲书房的画架里才发现她的一叠画作,除了少数几张花鸟外,其他全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家园景象。


这是不是就是她常说的,“家是永远看不厌的。”


黄昏时候,到了琉璃厂。我背着相机,左手举着录音机,右手拿着笔记本,站在那条专卖古董和文房四宝的文化街上,西方游客如织,一群群青年学子穿过这儿放学回家。“在椿树上二条,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穿过横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父亲给我人生的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习‘自个儿’。”母亲在《我的京味儿回忆录》里写道。我仿佛看到那个梳着小黄辫子、闪着好奇的大眼睛、白净可爱的英子,向我走来……


“以前厂甸到春节总排满了摊贩,后面有座庙,黄鸟叼签算命的就在那儿。”不知什么时候祖炽堂兄站在我旁边说。


“黄鸟叼签算命!”母亲曾说过,她小时候最喜欢在厂甸看算命的指挥小黄鸟叼着命签给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头突然指向人群说:“这个小姑娘有个直挺好鼻子,主意大着呢,有男人气,你们看着,赶明儿能做女校长!”


命运没让这个好鼻子的姑娘做校长,却成了作家林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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