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对弱者同情，对世事宽仁，对自己严格要求，知人善任，因而在位期间名臣大家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北宋可谓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被后世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历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他去世时，不仅本国百姓哭得涕泗横流，更是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这样的君主，历史上凤毛麟角。
“远近皆哭”宋仁宗
公元1063年，统治北宋42年的宋仁宗赵祯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后，市民们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当时，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路经剑阁时看见那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宋仁宗。
当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宋仁宗深深影响着后世。在他去世700多年后，自我感觉良好、自称“十全老人”的清乾隆皇帝承认，有三位帝王却为他所佩服：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二是唐太宗李世民，三是宋仁宗赵祯。乾隆一向自视甚高，很少有人能入其法眼。但他却被宋仁宗所折服，宋仁宗的魅力可见一斑。
不仅是乾隆皇帝，在很多史学家眼中，宋仁宗的确是历代帝王中排名靠前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一个国家的皇帝去世了，让本国黎民百姓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但是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甚至连敌国也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与哀悼，这样的君主并不多见。事实上，赵祯既没有宋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但论生前身后的名声，他却是两宋时期最好的一位皇帝。
赵祯庙号“仁宗”，“仁”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仁”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所谓“为人君，止于仁”，这是对君主的最高评价。宋仁宗的过人之处，即“仁”，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仁宗亲政后对臣僚、百姓比较宽容，正史及宋人笔记都多有记述。宋仁宗在位42年，知人善任，因而在位时期名臣大家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嘉祐四年，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4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5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元人修《宋史》时赞叹宋仁宗朝“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并且认为宋朝后来的败亡，是因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即使是对宋代政治颇多讥诮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特别是北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认为“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
其实，在宋仁宗即位时，爱面子讲排场的宋真宗留给他的是一个边患多、国库空虚的烂摊子，要多难有多难。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仁宗却做出了一系列的业绩，让后人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一代明君的传奇身世
宋仁宗于公元1010年出生，是宋真宗的第六子，母亲是李宸妃。因其之前的皇子一个个夭折，故起名“受益”。 大中祥符七年封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进中书令，天禧二年进封升王，时年九月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二月，宋真宗驾崩，宋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第二年改元天圣。
关于赵祯的身世，千年以来有着种种传说。清代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有一种说法，即“狸猫换太子”。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故事称刘氏、李氏在宋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氏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宋真宗大怒，将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氏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氏所生之子夭折，而李氏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即宋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氏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宋仁宗的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受到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宋仁宗究竟是宋真宗的皇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词，认定宋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乾兴元年，13岁的宋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氏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宋真宗确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宋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宋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当时就有人臆测，当时宋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这也就是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皇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赵元俨闻听此事后，为了避免遭到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宋仁宗亲政。
事实上，宋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宋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氏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宋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刘氏一手遮天的情况下，是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宋仁宗的身世秘密。等到刘太后病逝，宋仁宗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据宋史记载，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宋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因此宋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母亲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氏一族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宋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氏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宋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李氏。
事实上，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宋仁宗的身世秘密是隐藏不了的，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氏。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氏发丧。宋仁宗亲政后，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宋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宋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意味着年轻的宋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开创“仁宗盛治”
南宋人施德操的《北窗炙輠录》记录了一桩轶事。一日，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宋仁宗为何能创造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代。这与他仁义、务实的行事风格有关。宋仁宗在位的42年间，北宋称得上海晏河清、国泰民安，这从东京城民间彻夜不息的“丝竹歌笑”便可窥见一斑。相比之民间市井的繁华喧闹，宫中倒显得冷冷清清。难能可贵的是，宋仁宗能够认识到宫中的热闹与民间的繁华乃是反比例关系。
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城市景观与城市制度，比如临街开设的商铺、繁华喧闹的街市、彻夜不打烊的酒家、丰富的城市夜生活、供公众游乐的城市公园，并非自古皆然。对于生活在宋朝之前的人们来说，这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宋仁宗的治理下，东京城才形成了这些富有近代色彩的城市形态。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其主要推手就是宋仁宗。宋仁宗率先打破百姓居住的“坊”和交易的“市”的界限，使开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在处理民生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中，宋仁宗和大臣们不仅同意坊市合一，而且解除了宵禁制度，逐渐形成了夜市和晓市。京城里设立了观火楼和消防队，包拯权知开封府时还亲自处理了权贵在河道乱搭乱建现象。如此卓有成效的管理，才催生后来“人口逾百万，富丽天下无”的超级大都市。
在“庆历新政”中，宋仁宗支持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一揽子改革计划，陆续以诏令形式颁行全国。但是由于改革派操之过急以及夏竦等人的陷害，赵祯怀疑改革派要行废立之事，范仲淹、富弼等人无奈申请出京外调，“庆历新政”中断了。但是，务实的赵祯却没让改革停止，他起用能够体察圣意的文彦博为宰相，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措施继续施行新政，并提拔王安石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
宋仁宗时，北宋的人口和财税堪比汉唐。人口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轼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 南宋文学家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说：“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宋哲宗时期）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
宋真宗统治末年，人口达到867万户、1993万口（丁男）。宋仁宗统治末年，人口增加到1246万户、2642万口（丁男）。宋仁宗统治时期，人口增长了379万户、649万口（丁男）。而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相对寒酸了，宋仁宗时期增长的379万户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
至于国家的财政，宋仁宗更是开创了一个纪录。嘉祐八年，全国人口达到1246万户，丁男2642万口，42年国家人口净增长379万户。这增长的户数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由于朝廷实行“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嘉祐年间的国家税收增至3680余万缗，这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4倍。而百姓的皇粮国税却并非多如牛毛。南宋理学家叶适在《应诏条奏财总论》云：“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这里的“一再倍”指的是4倍。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中记载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号）之末，所入又增至两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仁宗年号）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宋太宗时期，一年国家税收货币岁入数已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两倍了，到宋仁宗时已是4倍多。
北宋时期，尤其是宋仁宗统治期间，税赋是相当轻的。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仁宗）之版书，较景德（真宗）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大大增加了，而税收却减少了。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收入约400万贯。宋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450万贯。而宋仁宗庆历年间，商税竟猛增到2200多万贯。由此可见，宋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宋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所以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瑞格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宋仁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这一时期，一度出现贤相增多、君子满堂的盛世景象。寇准、王曾、晏殊、鲁宗道以及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欧阳修、王安石，还有被宋仁宗朝简拔或科举入仕的“三苏”、沈括、米芾等，都是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和读书人的楷模。
这一时期，文化大繁荣。“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两人，其他6人都活跃在宋仁宗时期。宋词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苏轼等一大批词人的推动下发扬光大，奠定了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翘楚地位。而说书、小说、杂剧等文学形式也得到了萌芽和发展。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宋仁宗朝有三大发明得到了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火药的发明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等兵器的革命，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使宋朝拥有当时世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毕昇的活字印刷术问世后，使宋代大量的典籍得以保留。王惟一发明的针灸铜人，完善了中医针灸体系。朝廷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官交子”，对于世界经济和金融史的贡献不可低估。
此外，哲学领域更是流派纷呈，为现代中华国学打下了坚实基础。“二程”提出的“天理”命题，为沉闷的哲学界吹来了一阵清风，同时也为赵宋为何受周禅以及建立封建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持。王安石提出了实学理论，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为他后来的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储备了干部队伍。
宋仁宗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是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的国策，发动宋夏战争。由于连年征战，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13万匹、白银5万两、茶两万斤，史称“庆历和议”，两国由此取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但是，在宋仁宗执政时期，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9万人，占国家赋税的7/10。此外，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多占地千顷以上。
然而，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北宋可谓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被后世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历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宋仁宗的重要个性特征是对弱者同情，对世事宽仁，对自己严格要求。这既成就了他的个人魅力，也成就了他为帝的业绩。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宋仁宗处理事务直到深夜，既累又饿，很想喝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皇后第二天知道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喝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但是，他却告诫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面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喝了羊肉汤，御厨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伤生害物，朕于心实在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
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回头看，随从们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着急地对嫔妃说：“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宋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忍着口渴呢？”宋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朕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朕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苏辙、苏轼与其父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席。嘉祐二年，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言，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当今圣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试卷一出，考官们一致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皇帝对其严厉制裁。然而，宋仁宗听完后却很淡定：“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血气方刚的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科举考试中“妄议”朝政，且矛头直指皇帝，若是在“康乾盛世”，难逃被诛九族的命运。宋仁宗的宽容心胸，由此可见一斑。
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由于屡试不第，于是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便把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出言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一定会以“谋大逆”严惩。但是，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司户参军。
宋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宋仁宗的脸上，但宋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南宋文学家朱弁的《曲洧旧闻》记载，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兄长张尧佐当宣徽使，但在廷议时未能通过。过了些时日，宋仁宗被张贵妃吹了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再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贵妃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不曾想包拯极力反对，“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宋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过来拜谢。宋仁宗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宋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宋仁宗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他20多岁时赴京应考，结果榜上无名，几年后再考仍是名落孙山。这让他郁闷之至，于是写下了大发牢骚的《鹤冲天》，其最后的句子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事让宋仁宗知道了。当他第三次应考时，虽然考官录了他，但最后关头，宋仁宗临轩发榜时，御笔一挥，勾掉了柳永的名字，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后来，柳永一头扎进青楼，写词赚取银子，并反唇相讥宋仁宗说他这是“奉旨填词”，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然而，讥讽皇帝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正因为这样，柳永后来还为宋仁宗高唱赞歌“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而这正是对宋仁宗的极大褒奖。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