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之一
民本思想的先驱者孟子
一、 断织受教，奋发成才
战国时代，在孔子故乡鲁国的近邻，有一个小国叫邹国，国中有一顽童整日嬉戏玩耍，不思学习，后来在母亲的再三教育下，终于认识到学业的重要。他把孔子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认为从有人类以来，是没有人能比得上孔子的，因此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他果然如愿以偿，成为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这个人就是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子，他的思想和孔子的一起被后世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一带)人,约生于西元前372年,死于西元前289年,享年八十四岁。孟子的祖先是鲁国大夫孟孙氏，后来因为家道衰微没落，就从鲁国迁居到邹国。孟子的父亲孟激，字公宜，在孟子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仉（zhang，音掌）氏便担起了养家糊口和教育儿子的重任。
少年孟子性格好动，放荡不羁。相传孟子出生于今邹县城北马鞍山旁边的凫村，孟子的家邻近坟墓，孟子小时候便经常模仿大人，做些掩埋死人的游戏。母亲怕他受不良影响，会败坏品德，便把家迁到庙户营村。这里是一处热闹的集镇，行旅商客过往迎来，江湖骗子漫天要价，瞒哄欺人，孟子又和孩子们学着商贩，做起叫卖货物的游戏。母亲感到这里也不是理想的住处，便再一次把家搬走，迁到邹县城南门外一所学宫的附近。
当时孔子的孙子孔伋（即子思）的学生正在这所学宫讲学，孟子耳濡目染，跟着这些大人学习《诗》、《书》、礼仪，学会了恭敬的举止（《列女传•母仪》）。
但过了不久，孟子好玩的习性又发作了。一次，孟子读了一半书，就禁不住跑到外边玩去了，母亲发现后非常生气，放下手中正在织着的布，拿起剪刀当着孟子的面割断了织布机上的经线，吓坏了的孟子忙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母亲语重心长地说：“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学问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你读一半书就出去玩，就像这割断的布一样，是不会成为有用之材的。”孟子幼小的心灵深深地被母爱感动了，从此养成了良好的习惯。（《韩诗外传》卷九）“孟母三迁”，“断织教子”，促使孟子发奋苦读。他就学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很快就精通了《诗》、《书》、《春秋》等经典。后经过青年时期的饱学和刻苦钻研，成为儒家思孟（子思和孟子）学派的代表人物。
孟子大约在二十多岁就开业授徒讲学了。他认为，人生最快乐的事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心上》）。他先后招收过几百名弟子，确切可考的就有几十人，最着名的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屋庐子、公都子、陈臻、充虞等人。孟子曾先后两次到过齐国，在着名的齐国稷下学宫活动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经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跟随的车辆有几十，跟从的人有几百，地位很是显赫。孟子几乎一生从事教育，一直为教育事业奋斗不已，他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
孟子办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滕文公上》），“人伦”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强调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老幼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他要求人人都要按照封建伦常办事，他教育学生的时候始终围绕着这一中心，这明显表现出孟子教育思想的阶级性。
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孟子提出了很多有益的主张，这些主张在今天仍是值得肯定的。
孟子主张学习要专心致志，反对三心二意。孟子说：“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告子上》）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来说明专心致志的重要：奕秋是全国下棋名手。他同时教两个人下棋，其中有一个精力集中，一心一意地听讲；另一个呢，虽然耳朵听着，却心不在焉，心里在盘算着，有只天鹅要飞来，怎么才能把它用弓箭射下来。结果想天鹅的学生成绩不如另一个，这不是因为他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不专心。（《告子下》）
孟子教育学生对待学习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反对急于求成和半途而废。孟子开导学生说：有源头的泉水滚滚地流去，昼夜不停，把沿途的坑坑洼洼灌满再继续前进，一直流到大海。如果没有源头，在七、八月间，雨水众多，大河小渠都满了，但雨季过后，不是很快就枯干了吗？（《离娄下》）学习就如同农民掘井，虽然掘了很深，但没见泉水就不再挖了，那就只能是一口废井 。（《尽心下》）学习如果半途而废，也就等于不学。孟子还告诉学生，半途而废不行，急于求成也不成，他给学生讲了一个揠苗助长的故事，说宋国有个急性的农民，嫌田里的禾苗长得慢， 就去田里把禾苗拔高了些，回家挺高兴地对儿子说：“今天把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些。”儿子赶快跑到田地，一看，禾苗全枯死了。（《公孙丑上》）孟子用这个故事说明客观规律是不能违反的，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
孟子还十分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孟子说，木工和车匠都能把运用圆规和曲尺的方法教给别人，但却不能让别人像自己一样灵巧自如地使用。要想在技术上灵巧自如，就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用心进行思考。（《尽心下》）孟子告诉学生，要想得到高深的造诣，必须自求自得，发挥主观的作用，才能牢固地掌握而不动摇，才能积蓄很深，才能左右逢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离娄下》）孟子反对自暴自弃，认为自己残害自己、自己抛弃自己的人，是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的。（《离娄上》）
孟子的教育思想虽然有其阶级局限性，但有些具体教学方法却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二、孟子和稷下学宫
孟子之是否为稷下先生，《古史辩》时期就有争论。当时钱穆主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但有人认为孟子是稷下先生。这一问题至今似乎仍不明确。我们在整理稷下学宫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可证孟子为稷下先生的材料，现作此考证。
其一，从《孟子》书看，孟子当属稷下先生。
据《孟子》一书，孟子曾两次出入过齐国。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之世。但这次他在齐国大概不甚得志，所以齐威王馈赠给他的兼金一百镒他没有接受（《公孙丑下》），很快就离开了齐国。第二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死后。那时齐宣王已经嗣位，孟子从梁来齐，这次他曾“加齐之卿相”（《公孙丑上》），为当时三卿之一。齐宣王五年，齐国伐燕。两年后，诸侯国要联合起来抗齐救燕，这时孟子劝宣王赶快送回燕国俘虏，为燕国立一新君，然后撤兵。但宣王不听。后来，诸侯国果然并力攻齐，结果齐国大败。孟子因自己的谏言未被采纳，一怒之下而辞了职。“孟子致为臣而归”（《公孙丑下》）。他犹豫了几天，最后见宣王不肯再用他，就忿然离开了齐国。这一次孟子在齐国留存的时间较长，至少有五六年的时间。
孟子到齐国以前，稷下学宫早已设置，并且已闻名于当世。作为当时的着名思想家，孟子是不可能不到稷下学宫的。从孟子在齐国的活动来看，他到过雪宫，到过薛地，到过昼地，到过休地，到过崇地，出入过齐王宫庭。既然这样，他大概不会放过当时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的。
《孟子》一书有他到过稷下学宫的消息吗？我们认为有。《滕文公下》记载了孟子和戴不胜的一段对话，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他是曾经到过稷下学宫的。这段对话如下：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庄岳之间”四字。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庄岳》条下说：“庄是衢名，岳是里名。”后来的注家很多人沿袭此说，但看来未必正确。近年有人解释说，庄岳之间就是稷下学宫的所在地，看来理由更充足一些。如蒋伯潜说：“‘庄’即‘康庄之衢’，‘岳’指稷山，所谓‘庄岳之间’，即康庄之衢与稷山之间。盖此为齐都最繁盛之区。‘稷下’正指此处，所集学士，亦皆赐第于此，故谓‘稷下学士’尔。”（《诸子通考》，正中书局1970年版，第238页）这种说法理由较为充分。
稷下学宫是齐国的文化中心，自然在这里学习齐语是最理想的地方。孟子这样不假思索地就说出了“庄岳之间”四字，说明他对这里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很像是亲自在这里居住过。
而且，从孟子和其他稷下先生的多次面对面辩论来看，似乎可以更进一步证明孟子为稷下先生，他和同时代稷下先生的辩论，凡三见。
和淳于髡的辩论(二次)：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离娄上》）
孟子说齐宣王而不说，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说
这段文字，《孟子•告子下》的记载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从淳于髡称孟子为“夫子”看来，断孟子为稷下先生大概是不会成什么问题的。
和宋的辩论：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兵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志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这里孟子
上述考证是否能成立呢？是不是孤证呢？为了周全一些，更能使人信服，下面再进一步考证一下。
其二，从其他古史资料记载看，孟子当属稷下先生。
明确肯定孟子为稷下先生的，有汉桓宽的《盐铁论》和徐干的《中论》。
《盐铁论•论儒》中御史曰：
齐宣王褒尊儒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
这里异常明确，孟子为稷下先生之一，与淳于髡同列。
徐干《中论•亡国》篇说：
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这里紧接“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说“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就是指孟轲等人游于稷下学宫。徐干为北海人（郡治今山东潍坊西南），去齐国故都临淄不远，当对稷下学宫的历史情况较为熟悉，看来他是把孟子作为稷下学宫的代表人物的。他不举别的稷下先生，而单举孟子一人，可以说明孟子之为稷下先生，在汉朝似乎已是公论。
有人说太史公没明确说孟子是稷下先生。其实不然。太史公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所以在介绍其他稷下先生时才没再提到孟子。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一《孟子荀卿列传》，其实就是为稷下先生作的列传。其中提到的重要人物，除孟子外，“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以及在稷下“三为祭酒”的荀卿，都明确为稷下先生。作为这一列传的领头人孟子，在司马迁眼中作为稷下先生该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可以在《儒林列传》得到印证。司马迁写道：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是时独魏文侯张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感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这正点明孟子与荀子一样，都是威宣之际居于稷下的先生。
其三，从孟子的品格看，孟子当属稷下先生。
稷下学宫有三个显着的特点，即：稷下先生都参与政治，学宫是辩论场所，是学术与教育中心。孟子本身的品格完全符合这三个特点。
（1） 参加政治活动是第一要务
前已说过，孟子在齐国，共有两次，这两次居留中，孟子都积极参与了齐国政事，第二次还当过齐宣王的客卿，这和其他很多稷下先生的经历几乎是相同的。如淳于髡当过上卿，出任过大使；田巴当过将军；邹衍当过齐使；田骈当过齐臣……稷下先生中的很多人都是有官做的。钱穆论定孟子不是稷下先生的证据，就是“孟子在齐为卿，有官爵，明不与稷下为类”（《先秦诸子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钱说只是沿用了司马迁关
孟子在齐国积极为齐国的政治出谋划策，这也是稷下先生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时期，作为士阶层的稷下先生，为齐国优待士的政策所吸引，都积极为齐国统治阶级提供统治经验，愿意为之奔走效劳。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自然为自己的才能会被统治阶级看中，从而可以从齐国统治者那里获取一些馈赠的兼金。这样，一则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二则可以赖以糊口。这就是士阶层的依附性。如果没有这种依附性，齐国统治者也不会采取优待士的政策了。当时，除非是像庄子那样的隐士，甘心“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成为超脱世俗的人。而大多数稷下先生却都留下了为齐国统治者出力、当过行政官吏的档案材料。孟子在齐国的活动，很集中地表现了士的这一特点。他后来的离开齐国，也是反映了这一特点 。
（2） 积极参加辩论
稷下先生的这一特点，孟子更是完全具备。“外人皆称夫子好辩”。他自己辩护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所处的时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认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所以“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以上引文均见《滕文公下》）。
《孟子》一书记载了他的多次辩论，其中较为着名的就有
（3） 积极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
孟子的这一特色也是和稷下学宫的性质吻合的。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这数百人中，多数大概都是他的学生。《孟子》一书提到的他的学生是很多的，其中着名的就有十几个，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万章、公孙丑、充虞、陈臻、徐辟、陈代、鼓更、咸丘蒙、桃应等人（参见崔述《洙泗考信录》）中的《孟子事实录》。这和田骈之类稷下先生“资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正好相辉映。
除了教育事业，孟子还积极从事学术活动。据说，他曾在齐国传播了公羊春秋学（参见日人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稷下之学》），对繁荣齐国的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年纪大了，又退而与万章等人作《孟子》，为战国时期和以后的中国学术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
上述我们已从三个方面考证了孟子是稷下先生，我们认为这三个方面的考证似乎足够证明孟子之为稷下先生了。要不要再从孟子和其他稷下先生的相互影响去进一步考证呢？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三、王道仁政，民贵君轻
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加以发展，提出了“王道”、“仁道”的学说。
孟子看到战国中期各国都在竞相用武力来攻伐，试图“以力服人”，用“霸道”来统一天下的事实，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认为只有实行“仁政”，用“仁爱”之心去对 待人民，才能“得民心”，从而才能得天下。
什么是“王道”？“王道”就是先王之道，就是用“仁义”来治理天下。孟子提倡“王道”，要求统治者都能效法尧舜先王，反对为争私利而采取恶劣手段，尤其反对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反对用暴力的“霸道”。怎样才能实现“王道”呢？孟子设计了一套“仁政”方案。
孟子曾经对齐宣王、梁惠王和滕文公等人宣传他的“仁政”方案。孟子认为，要实行“仁政”，必须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要实行“井田制”。这种“井田制”规定，一平方里为一井，每一井共有九百亩土地，当中一百亩是公田，周围的八百亩分给八户人家作私田。要求这八户人家先共同耕种公田，然后再去料理私田。（《滕文公上》）实行了这种制度，再让每家分上五亩地的宅院，屋前房后种上桑树，那么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如果鸡和猪狗又能得到很好饲养，那七十岁的老人就都可以有肉吃了。每家有这一百亩耕地，不违农时地去进行生产，几口人的家庭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再好好地办些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去训导他们，那么头发胡子花白的老人也就不用负载重物在路上行走了。老人有丝衣穿，有肉吃，一般百姓又冻不着饿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吗？（《梁惠王上》）只要老百姓对生养、死葬这些事都没有什么不满，这也就是王道的开端了。（《梁惠王上》）
孟子所设想的井田与西周奴隶制度下的井田有原则的不同，孟子的井田是一种包含封建生产关系的井田，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在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下，既使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有了保证，又使农民的个人收入得到相应的保证，这样就可以调节封建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孟子看到土地财产是封建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问题，他的这套方案如果实行起来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孟子的井田制，是他的“制民之产”思想的一部分。他想通过实行井田，使人民有“恒产”。他提倡的是“民有恒产”的小农经济，就是让百姓有固定的私人财产。人民如果没有固定的财产，就不会有坚定的道德观念（恒心）；而如果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就会做出奢侈放荡、违法乱纪的事情，那后果会不可收拾。因此，贤
孟子提出“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根源于对人民力量的认识，根源于他的民本思想。从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渐瓦解，人的价值逐渐提高，到了战国时期，人民的力量更充分地显示出来，统治者也不得不重视普通百姓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重民的思想发展起来了，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民贵君轻说。孟子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不是说人民比君主还要尊贵，而是说民心的向背可以决定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合称指国家）即国家政权的安危，因此统治者要把本身利害放在这一前提下来考虑。人民对于天子和诸侯都是十分重要的，天子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作天子。诸侯 有三件宝贝：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孟子分析了桀纣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就在于失去了民心。他意味深长地说，桀纣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百姓的支持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得天下有方法：得到百姓的支持，便得天下了。得到百姓的支持有方法：人民所希望的，替他们积聚起来；人民所厌恶的，不要加在他们的头上。（《离娄上》）于是他进一步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孙丑下》）的名言，认为对
孟子特别反对非正义战争，他强烈地谴责春秋以来的连年征战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指出“春秋无义战”（《尽心下》），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更是残杀人民，掠夺土地，造成的结果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离娄上》）。这就是说，为争夺土地而战，杀死的人布满田野；为争夺城池而战，杀死的人布满城池。这就是为了争夺土地而吃人肉。因此，孟子建议“善战者服上刑”（《离娄上》），让好战的人受最严重的刑罚。而对于能够解民于倒悬的王者之师，孟子则加以赞扬，认为他们是为民而战的，因此，“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梁惠王下），人民盼望他们就像久旱以后盼望乌云和霓虹一样，认为是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因此都用篮子盛着干饭，用壶盛着酒浆来欢迎他们。所以孟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只是反对不义战争。
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
孟子还指责了暴政之下严重的阶级对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一
孟子的王道仁政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孟子的思想仍然是剥削阶级的，他虽然看到了社会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有必然性，但是，他又以社会分工为理由来论证社会上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孟子对陈相说：“农民用粮食来换取锅碗瓢盆和农具，不会损害瓦匠、铁匠的利益；瓦匠、铁匠用他们的产品来换取粮食，也不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一个人不能同时既耕种又干其他方面的工作，必须要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人，各种工匠的成品对他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件件东西都要自己动手去制造，那人人都会疲于奔命。所以社会要有分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有的人要劳动脑力，有的人要劳动体力；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的人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共同原则。孟子从社会分工出发，把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歪曲成不同工种的交换关系，这就说明他的“仁政”说最终只不过是为封建地主压迫剥削农民涂脂抹粉，为地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根据，充分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的本质。
四、良知良能，人性本善
孟子提倡仁政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和他的学生们周游列国，到处宣传每个人一生下来的性情就都是善的，每个人都有天生的“良知”、“良能”，“良知”、“良能”表现为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 即同情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羞耻心）是义的萌芽，“恭敬之心”（推让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 ”是智的萌芽。因为是萌芽，所以叫善端——善的开始。孟子认为，人具有这四种道德的萌芽，就如同人生而有四肢一样。这里，孟子把天命论和人性论结合起来，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然也是人类的主宰，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以及仁义礼智的善性都是天所赋予的。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天命是最后的决定者，人类所不能为、不能致的一切现象，都可归之于天命。就是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有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和他的性善论针锋相对，他们俩曾当面直接争论过人性问题。
告子说，人性就好比是杞柳，仁义好比是杯盘，把人的本性纳入仁义，就如同把杞柳加工制成杯盘一样。人性还好像是流水，决个口子向东引导就向东流，向西引导就向西流。告子的这种说法，证明人性不是不可改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人性没有善，也没有不善，引导它向善就是善，引导它向恶就是恶。告子的这种观点本来有人性是可以随教育而改变的成分。但告子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混为一谈，结果就导致了概念的混乱，所以孟子反驳他，说他把人的饮食男女的自然属性也叫做性，就如同把一切白色的东西都叫做白一样，结果白羽毛的白和白雪的白，甚至是白玉的白都没有区别了，狗性和牛性、人性也就没有区别了。孟子说，人性的善就好像水性的向下流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人没有不善良的，就好像水没有不向下流的一样。（《告子上》）孟子还认为人有自然属性，如口好味、耳好声、目好色等等，这些都是人生所必需的。但是，人不能光有自然属性，还要有道德属性，没有道德属性，也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变成了和禽兽没有多少差别的“非人”。所以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由此看来，孟子的性善论虽有唯心主义的内容，但他把人性和动物性作了区别，又表现出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较之告子又深了一步。
人人都有善性，那人为什么还会有恶的行为呢？孟子认为，有的人之所以会做出坏事，是因为他把善心丢掉了。他举例子说，像齐国都城临淄南边有座牛山，山上长满了花草树木，这些树木本来长得美丽可爱，但后来由于天天受到刀斧的砍伐，一出来新条嫩芽，又去放牧牛羊践踏，结果，使牛山变成光秃秃的了。这不是牛山的本性不美丽。人性也是一样，天赋的善良资质是人人都具有的，但有的人后天不能保存和发挥它，结果就做出了恶的行为。（《告子上》）
孟子的性善论是道德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善的道德观念是人生来的本性中就固有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这是一种“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但由于人类不能都保存住这种先天就有的“良知”和“良能”，有的人会把这种天赋的本性丢掉，所以教育和认识的目的和作用，就是把丢失了的“良知”、“良能”找回来，使这些人恢复本来善良的本质。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求知识没有别的途径，只不过把散失掉的“善良”之心找回罢了。认识用不着向外界事物探求，而只要不断地向内心世界追求、探索就行了。
这样，孟子就提出了一套“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就是说，人只要发挥天赋的四种善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可以认识自己的善性，并进而瞭解天的意愿，掌握天给人类安排好的命运。
从这种神秘的认识论出发，孟子特别强调理性思维的作用。他认为耳目等感官没有思维作用，接触了外物还会受到外物的蒙蔽，最多也只能给人一点印象。而心这个器官却是用来思维的，只有用“心”去思想，才会得到内心固有的善性。孟子还说，用耳目等感官去认识外物的是“小人”，而用“心”这个器官思考，掌握了“仁心”、“善性”的人才是“大人”。（《告子上》）这就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
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沟通了天与人之间的联系，他把属于“天”的内容从尘世之外移到人心之内，把对“天”的认识归结成对“心”的认识，最后得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的结论。这样，就把整个客观世界归入到了主观精神之中，顺着主观精神反求诸己，就可以达到“诚”的境界，从而能得到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孟子这种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它的进步性是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能够把人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对西周以来传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作主观唯心主义的改造，这一改造是从“天”转变到“人”的必然环节，在思想史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为了使善的本性能够保持住，不致散失掉，孟子强调要加强道德修养，进行一番“修身”的功夫。
修身首先要树立最高行动准则，这个行动准则就是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义”。孟子主张“舍生而取义”（《告子上》），他举例说，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那我就舍弃鱼而要熊掌，因为熊掌比鱼贵重。生命是我想得到的，义也是我想得到的，如果两者不能并存，我就牺牲生命而保存义，因为义比生命更宝贵。孟子把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维护这一利益，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舍生取义”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以及后来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都起过积极作用。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也是应该提倡的，所以“舍生取义”也有借鉴作用。
但是一个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做到“舍生取义”的，而是必须经过长期的锻炼过程。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就是说，为要完成天降之大任，一定要艰苦地磨炼心志，劳动筋骨，饥饿肠胃，穷困身体，每一行为总是不能如意，这样，就可以震动心意，坚韧性情，增加能力。
孟子提出了两种“修身”的方法，一种是消极的，就是“寡欲”；一种是积极的，就是培养浩然之气。孟子认为，人的欲望会影响人的道德品质，人的欲望越多，善性和仁义之心就会越少，但人又不能完全没有欲望，因此要把欲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种方法就是“寡欲”。“寡欲”并不是用强制的手段去禁绝欲望，而是要充分发挥内心主观世界的作用，运用理智去减少欲望，来克服外部世界和感受对心智的诱惑或干扰，换句话说，就是用理义来制欲、导欲。所以孟子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孟子的寡欲说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剥削阶级贪得无厌的物质欲望，因而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孟子还提出了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下》）的观点，这对鼓舞一般人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以获取谋生的能力，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培养浩然之气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培养人的主观精神的一种方法，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这种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气“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公孙丑上》）这是一种最伟大最刚强的气，是用正义培养出来的，一点也不能加以伤害，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它是由义和道配合而产出来的，缺乏了义和道，就没有力量了；它又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才产生出来的，不是一两次正义的行为就会取得的。孟子的这些主张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的重要，强调人要有伟大的志向和高贵的气节，这不仅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的进取精神，而且后来还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鼓舞着中国人民用不屈不挠的精神去战胜各种各样艰难困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男子汉大丈夫”，唱出了一支支浩然“正气歌”。
孟子的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他先后游历了齐、滕、魏、宋、鲁等国，宣传“仁政”、“王道”的政治主张，宣传“性善论”。但战国时代七国争雄，不断进行战争，争夺土地和人口，所以孟子的学说没受到各诸侯王的欢迎，孟子感到理想破灭了，于是带领着自己的学生万章等人，在六十多岁的时候，结束了周游列国的生活，回到邹国，用余年的精力整理自己的思想，和学生们一起，写成了《孟子》一书，共七章。这部书是优美的古代散文集，它文字流畅，说理精辟，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死后，他的学派遭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迫害，门徒殆尽，几乎一蹶不振。从汉到唐代以前，孟子的地位一直不高。唐代宗时期，《孟子》一书才被当作儒家经典。韩愈续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成为世代相传的儒家道统世系，孟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宋代王安石开始把《孟子》和《论语》并列，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南宋朱熹更把《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合在一起作注，并称之为“四书”，从此取得了和“五经”并列的地位，被封建统治者规定为必读经典。从此孟子的地位更高了，直至元代，孟子被封建统治者加封为“邹国亚圣公”，成为地位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
孟子的思想中有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不同影响。他的“仁政”和民本思想对一些进步思想家产生过积极影响，讲志向和气节也为具有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发扬光大，成为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要素。他的学说经过朱熹等人的提倡，又曾经起过维护封建腐朽统治的作用。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和王守仁分别受到孟子的不同影响，形成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和王守仁唯心主义的致良知说。我们今天看孟子，更应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来评价他，充分肯定他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充分肯定他思想中的精华对促进民族进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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