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田联刚，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科技司司长，国家行政学院外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民族文化、民族教育。赵鹏，中央民族大学宣传部干部, 《中央民族大学校报》 编辑。
【摘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都不同程度地积淀在民族文化当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民俗性、凝聚性、独特性、交互性、变迁性的特点。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地区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动力源泉，它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化的地位与价值，关系到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 少数民族文化; 中华文化; 和而不同
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无数次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共同构筑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一、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
少数民族地区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上看，我国民族地区的文化地图可以用“六圈四线”来概括，即新疆文化圈、青藏文化圈、陕甘文化圈、蒙宁文化圈、川渝文化圈、云贵文化圈和丝绸古道、唐蕃古道、草原古道、南方丝路。民族地区有众多且影响大的文化遗存，堪称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多元起源( 苏秉琦语) 过程中的耀眼明星。如陕西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甘肃的齐家文化，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云南的元谋猿人遗址等。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地区也涌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历史文化，如秦陵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楼兰古国、布达拉宫、拉卜楞寺、塔尔寺、成吉思汗陵、乐山大佛、湘西里耶秦简等。就现实层面来说，我国中部、东部文化主要是汉民族的各区域性文化，如楚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等，而西部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我国55 个少数民族中，除黎族、满族、赫哲族、畲族、高山族外，其他少数民族在西部都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区。有80 多种语言，涉及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等，造字结构有方块文字、象形文字、拼音文字等; 涉及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并传承着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如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开斋节、甘肃藏族的香浪节、傣族的泼水节、土家族的摆手舞、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贵州苗族及侗族的芦笙节、壮族的莫那节、基诺族的播种祭、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布依族的三月三节、永宁摩梭人的走婚、甘肃的花儿等等。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繁花似锦，举凡文学、艺术、建筑等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在民族文学方面，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民族艺术方面，侗族的三声部合唱世所罕见，纳西族古乐名扬天下，阴山岩画被誉为“最大的古岩画宝库”。我国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也异常丰富，并且已经和当地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而各具丰韵。如广西的桂林山水，云南的路南石林、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贵州织金打鸡洞、安顺龙宫、梵净山，湘西的张家界，四川的黄龙、九寨沟，青海的青海湖、江河源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都不同程度地积淀在民族文化当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多样性。多样性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有55 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体现在各个层面上，如物质生产方面，有的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如蒙古、哈萨克等; 有的民族主要从事渔猎生产，如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等。而以农业为主的民族也可分为多种类型，有的属于山地刀耕火种型，如佤、独龙、基诺、布朗和景颇等族; 有的属于山地耕牧型，如彝、羌、白、纳西、普米、拉祜等族以及部分藏族和澜沧江东岸的傈僳族; 有的属于山地猎耕型，如苗、瑶、畲等民族以及土家、仡佬和部分彝族; 有的属于丘陵稻作型，如傣、壮、侗、仡佬、毛南、黎和朝鲜等民族; 有的则属于绿洲耕牧型，如维吾尔、乌兹别克、达斡尔和锡伯等族。各少数民族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都从不同角度向世人展示着各自的发展历史、文化心理、伦理道德和审美意识。
2.民俗性。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往往以千姿百态的风俗习惯形式展现出来。社会学家认为，“民俗”的内涵是“集体的、类型的、继承的和传布的”。民俗性以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形式存在，表现在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节庆礼仪、娱乐艺术等方面，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在祭祀、节日等一系列的活动上，依靠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渗透来完成它的传承。”民俗性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情感，发挥着社会规范的制约作用，维护和巩固着民族共同体的稳定。
3.凝聚性。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56个民族互相交流、影响而形成的多元统一体; 但对内而言，各民族又有着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身份意识、认同问题是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的核心问题。”少数民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如伊斯兰教对于回族，藏传佛教对于藏族，鼓楼对于侗族，泼水节对于傣族，等等。某一种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具有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4.独特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创造出来的。由于先定的环境和条件不同，每种文化都体现出其民族思维和行为模式的特征，是人类应对自然环境及其挑战的独特的智慧积累。从现有资料来看，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或文明是完全相同的，不存在整体划一、同质的文化。这种独特性体现在民族文化的表层符号及其深层意义之中。以民族舞蹈为例，同样是以牧业为主的藏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藏族舞蹈脚部动作多，强调踢踏，铿锵有力，步伐豪迈而粗犷; 蒙古族舞则以抖肩、揉臂和各种马步动作为特色，在表现人的同时也表现马的雄姿，有“人不离马，马不离人”的马背民族特点; 哈萨克族舞则显得敦厚强健，充满力量和热情。
5.交互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其发展与提高离不开同外部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呈现出双向性的态势，交流的双方互相融汇、彼此渗透，从而使各民族的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又表现出某种文化上的普遍性、混融性。例如，在宗教方面，藏、蒙古、土、裕固、门巴、珞巴、纳西、普米等民族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 节日方面，彝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基诺族、拉祜族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二十五这两天都过火把节; 服饰方面，蒙古族的服饰对满族服饰影响很大，满族的红纬帽、马褂、套褂、云肩等，都是受蒙古族的服饰影响发展而来的。而满族服装，尤其是贵族的服装，在清代以后又对蒙古族及其他一些民族有着很大的影响。
6.变迁性。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也是如此。“我们看做并说成习俗和结构的东西都是历史的。一切都有历史，每一处的习俗、实践、结构都在变化，尽管有时变得很小很慢，但关注这些变化的动力很重要。”相对于日益丰富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移风易俗、传统文化不失时机地变迁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历史、环境、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不同，各民族文化变迁的过程也千差万别。重视过程研究的人类学家巴特认为:“思想要用人们的实践来衡量，变迁是一个连续转变的、变化了的行动模式，它是从革新开始以体制化告终的。”当“新的利益和新的条件与新的哲学、伦理思想通过被解放了的人的活动相互作用，一种谐调关系迟早总会形成，新的民俗体系也终究会稳定下来。”纵观当代中国文化变迁中少数民族文化所处的境地，无疑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遭受着愈来愈严重的冲击和面临被同化的危机; 另一方面，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发生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也是文化更新、文化创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1.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都发展了与其生存、发展环境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文化。“文化不是‘零七碎八物’的拼凑堆，文化的不同因素满足了人类生存的适应性前提，在象征符号的运用中表达了人类行动者的创造性，并且反映了人性那些相互传递的经验。”民族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真实地保存了过去的历史、灵魂，能够把人类经验浓缩了的精华传诸后世，使它成为一个民族的活的记忆。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民族创造了多姿多彩、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第一，语言文字方面。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民族在语言的基础上创造和使用了文字。我国少数民族创造和至今还在使用的文字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傣文、锡伯文、彝文、朝鲜文等等。第二，天文历法方面。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的《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游牧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很多民族都创造了适用于本民族的历法。云南傣族的傣历，起源可追溯到周秦之际，现行的傣历始于明代之前，是一种阴阳合历，并吸收了汉历干支记时方法。藏族使用的藏历已有1300 多年的历史，也是一种阴阳合历，以麦熟为岁首月。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回回历，即伊斯兰教历法，为阴历。虽然有些民族后来采用了其他民族的历法，但仍保存着自身的特色，并根据本民族的情况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化。第三，医药卫生方面。在人类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各民族都积累了一定的医药知识和经验，进而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医药学。蒙古族的医药学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藏医和汉医的经验。蒙古医药学家的著作有14 世纪成书的《饮膳正要》、17 世纪成书的《方海》、19 世纪成书的《蒙古正典》、《蒙医药选编》、《普济杂方》等。维吾尔族的医学也有较完整的体系，唐时颁行的药物文献《新修本草》，记载了今新疆出产的药物100 多种，反映了当地民族的医药经验。第四，民族历史方面。很多少数民族用自己的文字或其他民族的文字，撰写了反映本民族历史的著作。如蒙古族13 世纪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 又译为《元朝秘史》) 、明时成书的罗布藏丹津的《大黄金史》、无名氏的《蒙古黄金史纲》、清代成书的萨冈车臣洪台吉的《蒙古源流》、卓特氏富俊的《蒙文旨要》、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的《西斋偶得》、彭楚客的《大元盛朝史》等，藏族思想家创作的《西藏王臣记》、《贤者喜筵》、《青史》等等，都是闻名于世的史学著作。以上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部分，为后世全面研究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第五，文学艺术方面。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更是丰富多彩，不仅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也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风格。少数民族都有用文字书写的或口头传诵的优秀文学作品。例如藏族的《文成公主》、《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云游僧的故事》、《嘎达梅林》。我国少数民族的绘画艺术同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歌曲蕴涵着独特的民族气质和情怀，甘肃、青海等地流传的民歌“花儿”为各族人民喜闻乐唱。少数民族的戏剧，如壮剧、白剧、傣剧、布依戏、侗戏、藏戏和维族的歌剧，也是我国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相互交融和集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没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争奇斗艳，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迷人魅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无限活力和历久弥新。
2.少数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类型，增加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在适应生存需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早期文明圈，相继产生了采集、狩猎、农耕、游牧等多种文化形态。在中华大地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北方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古代中国由此形成了三大类型的文化区，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游牧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复合型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区别于中原汉族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它是以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的文化，始终保有迥然不同的独特文化内涵和风格。从文化学上分类，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以崇尚自然为根本特质的生态型文化。这种文化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观念领域到实践过程都同自然生态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作为两种最基本的文化类型，各有不同特色。游牧民族以其充满活力的豪迈刚劲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儒雅稳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构成既珠联璧合又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互不封闭; 不同类型文化主动被动地发生接触，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不断创造出新质文化，最终趋于融合，促使了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并使中华文化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少数民族文化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增加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3.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互相交融，共同绘制了中华文化的崭新图景。关于中华文明、文化的起源，20 世纪80 年代之前，由于考古发掘的局限，人们多将视野集中于黄河流域，认为只有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后来这种理论被新的考古实践所打破。比如，在长江流域下游发掘了河姆渡文化，在大凌河流域发现了红山文化，在长江流域上游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等等，从而证明在中华大地这个地理单元中，并非只诞生了一个早期文明，而是呈现多点并发的状态，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是一元的、直线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共生的，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都有早期文明的生长点。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多元共生、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以北方少数民族草原地区为例，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深入的研究表明，这里的早期文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我国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等草原地带，不但分布有许多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素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印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表明，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社会发展程度居于领先地位，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间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每一个文明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甚至会严重影响文明本身的发展，这就需要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完善并发展自身。中国是以华夏为核心逐渐发育成的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本身即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很多历史上曾经活跃的民族都融合到汉族当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不断融合、同化和汇集，发展成现今的56 个民族。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就是在整合如此之多的区域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种整合，并不是简单的强者的文化扩张，而是对各地区、各种文化因素的重新组合与价值定位。历史上的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不仅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并且与汉文化交汇融合，在各个区域的基础上缔造一个更大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文明达到新的高度。居于不同地域、有着生产方式差异的各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秦汉以来，在中原地区种植的许多农作物以及瓜果蔬菜，都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比如葡萄、芝麻、蚕豆、黄瓜、胡萝卜、胡椒、菠菜( 波斯菜) 、大蒜、石榴等; 宋代以后才开始在中原种植的高粱，也是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来才推广到全国各地; 棉花在内陆的种植和推广归功于云南的哀牢人和西北的高昌人; 契丹从回鹘地区得到“西瓜”，又将西瓜种植法传给了汉族; 擅长畜牧的少数民族培育的马、羊、驴、骡等牲畜输入中原后，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方便了人民的生活，其中产自塞外的驴、骡被司马迁称为“奇畜”。纺织技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历史悠久。宋末元初的松江人黄道婆，至海南崖州学习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融和江南的丝、麻纺织技术，返乡后改进棉纺织工具，发明脚踏纺车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民族间语言接触的深层影响也使得汉语的语言结构发生变化。满语对今天汉语的东北话、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形成，在语音和词汇方面产生了莫大影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语言事实证明，语言影响是无界的，如在青海，分析型的汉语变成了黏着型的河州话。汉语西北方言——青海话通常是用后置词“呵”来表示假设，这即是两种结构不同的语言( 汉语和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 长期接触产生的“借用”效应。桥本万太郎把甘肃、青海地区这种鲜明的语言区域特征和语言结构类型上的联系称之为“汉语的阿尔泰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 “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采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从古至今，中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域外文化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征。不以血缘论夷夏，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文化的相互传播和认同，成为各民族亲近与交融的强大精神纽带。因此，如此众多的文化渊源各不相同、文化理念千差万别的文化分枝却都在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
4.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在中国地域内，先后生息和繁衍过许多民族。各民族之间固然有冲突、对抗乃至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借鉴、吸收和互补是主流，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多元到一体、由自在到自觉。这一发展趋势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民族结构由松散到紧密、由可分到不可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潮流，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不能抹煞共同性和统一性，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和整合，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费孝通先生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出“多元一体”的概念。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辽阔疆域和富饶土地也是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开拓的。正是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这里的一体不仅是指国家层面上的一体，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层面上的一体; 一体也不是完全相同，而是共同因素逐渐增多，同时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各自的文化传统，使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增强创新和适应的能力。”一部中华文明史，实际上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的历史。在我们的理念中存在一种超越于单一民族认同的家观念——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家成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一种文化认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并不是把56 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各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多元一体格局中，56 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一体”，不是指汉民族，而是中华民族。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同时，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事实上，整个中国并非是一个统一、均质的区域，“和而不同”是多元一体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就中华文明的主流而言，“和而不同”不仅仅是一种应然状态，也是一种实然状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指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矛盾诸方面的平衡，亦即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只有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事物聚集、组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所以它是丰富的，具有生命力的。而相反，“同”则是指形而上学的无差别同一，简单重复，绝对等同。没有多样性的绝对同一只能使这个世界“不继”，即停止了生机，更遑论繁荣和发展。因此，“和而不同”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与状态。文化要有新的发展，要呈现和谐、平等的状态，必须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费孝通先生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密切的关系。‘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由此可见，只有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才能做到各种文化的“多元互补”、“美美与共”。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系统，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并存及相互作用，将构成一种不是“同化”而是“混一”的发展路径。多元文化在交流中的结果或是融合，或是求同存异，或是互相了解相异之处，做到“并育而不相害”。而倘若以文化优越感的态度看待异质文化，可能会为了某种“保有”而失去“自新”的能力和机制，甚至是诱发冲突引起对抗，最终诉诸暴力和战争。因而，多元共生、和而不同，这是从中华文化发展史中得出的结论。如何正确看待和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地位与价值不仅关系着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还会从根本上影响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的现实构建以及我国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
三、结语
自古以来，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汉文化( 华夏文化) 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其中，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壮大了各自力量，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当下，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的审视和探究，正是试图更好地理解和诠释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加深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认识，重新建构一种开放式的文化观，并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对话关系的再认识或再认同，实现一种从中心－ 边缘( 汉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 的话语体系到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化范式之时代转换。这种认识转向将引导我们重新走进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一部中华文明史不应仅是二十四史书写建构的“中国历史”，而应当是包括蒙古长调、《玛纳斯》以及红山玉文化等在内的多源多维、立体呈现的文化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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