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趁曹爽陪魏帝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之机，发动兵变并控制京都，经一番博弈，曹爽最终决定解除武装以换取平安，最终仍被司马懿所杀，此即著名的高平陵之变。
高平陵之变后，魏国政权旁落于司马氏之手。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看起来是兵行险着，因为此时的他手上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只有数千人，而且缺少武器装备（占领洛阳武库被认为是司马懿发动政变中极其关键的一步）。
司马懿武装力量的来源，大致分为两部分：其一，其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掌握着部分禁军，其二，则是其子司马师豢养的三千死士，总兵力应在万人上下。
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便产生了，三千死士并不算少，司马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豢养如此规模的死士，他是如何做到的？
干掉曹爽势力后，司马氏基本在魏国的政治核心位置站稳了脚跟，虽然之后也爆发了以恢复曹氏的名义进行的反对司马氏的武装斗争（如淮南三叛），但最终都败于司马氏父子三人手中。
魏国内部有人借着曹氏的名义反叛时，吴蜀两国常在边境采取军事行动，按理来说，司马氏得位不正，在内有反叛，外有敌军的情况下，司马氏集团很容易出现全线崩溃的局面，但事实却是，这种崩溃没有出现，相反，每当司马氏兄弟亲自带兵出战时，其后方基本上都可以保持稳定。
司马氏的政治资源又来自哪里？哪些势力在为司马氏背书呢？
本文将通过曹操的起家过程，详细分析一下，司马氏取代曹氏背后的逻辑。
在开始曹家也司马家的故事前，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想要完成割据，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当然，你可以列举出很多，但是最核心的一定是两点：钱和兵。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钱指代的是广泛意义上的财富和资源，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铜板或其他形式的货币。
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是秦二世而亡，并不能展现出大一统王朝的全部特征，真正第一个走完一个完整的大一统王朝周期的是汉帝国。
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第一步是还定三秦，三秦加上刘邦自己的蜀地，是原秦国地盘，此地中央集权已经实施了上百年，刘邦以此为根据地，靠着中央集权的强大资源调配能力与项羽抗衡，而为了拉拢更多势力对抗项羽，刘邦许很多地方势力封王，打败项羽后，刘邦还分封了部分子孙为王。
汉帝国初期，郡国并立，应该算半个中央集权，随着刘邦消灭异姓王，汉景帝刘启平定七王之乱，以及汉武帝实施推恩令，地方势力再难与中央抗衡，中央集权基本完成。
在中央集权这套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地方势力一般来说是很难与中央势力抗衡的，但是，中央集权制度可不能总是高效运行。
中国古代每个王朝的后期，基本都会出现一批食利阶级，他们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并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食利阶级向上截留中央税收，向下盘剥底层百姓，这些人还会通过联姻等方式巩固地位，形成稳定的所谓上流阶级。
这些大的家族往往拥有相当多的财富，并在中央或地方拥有不小的势力，但是他们不能割据，因为这些人只有钱，没有兵。
中央集权下，将军也不具备割据的条件，因为他麾下士兵的军饷和物资有朝廷发放，换句话说，他们有兵却没钱。
正常情况下，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只要脑子没进水，就不能把一个地区财政权和兵权同时交到一个人手中，因为一旦同时有了兵权和财权，这些封疆大吏就有具备了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的潜力，这就是宋高宗赵构宁可勒紧裤腰带也得保证岳飞的军粮、军饷由朝廷供应的原因。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同时下放这两项权力，比如：帝国面临灭顶之灾时。
如上文所说，每当一个王朝走到末期时，中央地方都会出现一批食利阶级，在他们的上下截留之下，一方面百姓大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成为给他人耕种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要面对食利阶级的残酷剥削，纵然拼命努力也只能勉强维持在生存线之上。
一旦出现一些天灾人祸，这些人的最基本生存问题都会受到威胁，这些难以维持生计的无产者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能效仿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有人造反，朝廷就得镇压，但是此时，由于食利阶级的侵蚀，朝廷的财政也会出现问题，朝廷没钱，将直接影响整个帝国的效率。
这就是帝国末期的景象，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产业，在生存线边挣扎，一旦生存受到威胁，这些人就会造反，而效率低下的帝国已经不能用中央集权的方式去应付着铺天盖地的起义军了，于是，为了给自己续命，他们只能放出一个魔鬼。
当各地为了生存而集结在一起的起义军能够达到威胁一个帝国存亡的情况下，帝国的统治者通常也顾不上许多了，为了镇压这些起义和叛乱，他们会将地方权力这只魔鬼放出牢笼。
具体的方式就是，此时的朝廷会允许地方势力自行招兵买马，自行筹备粮草军饷来镇压起义和叛乱。
财权和军权归于一人之人，这些同时掌握了财权与军权之人就是可以形成地方军阀，这些地方军阀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割据一方。
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一场足以让东汉帝国感受到生存危机的大起义出现了，这场由太平教发起的起义史称黄巾起义。
为了镇压这次起义，东汉帝国放出了地方权力这只魔鬼，地方官员可以自行招兵，组织武装，之后逐鹿中原的有头有脸的诸侯们都是在镇压黄巾起义时拥有的自己的基本盘。
权力下放后，地方势力就拥有了掌握自己私人武装力量的合法性，但是，他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钱从哪里？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军阀们要维持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就必须拥有源源不断的财源，只有这样，自己的队伍才不会散。
于是，军阀必须找到自己的搞钱之道。
一个帝国的末期往往会陷入中央朝廷与大量百姓手中都没钱（指一切财富资源，并不单指货币），而作为食利阶级的世家大族们富得流油的局面。
于是，搞到钱的最高效的方式就是找世家大族们要。
要有两种方式：请他们给，或逼他们给。
逼他们给，俗称抢，这种方式好用，但是不安全，因为一旦用这招，立刻就会成为当地甚至附近所有世家大族的众矢之的，如果一个地方武装在起事之初，羽翼尚未丰满之时就用这种手段搞钱，那他们几乎就是找死，因为有钱有资源的世家大族会拼命搞出另一伙武装力量去搞死你。
于是，这些地方崛起的军头一般都会采取与世家大族联合的方式获得维持自己武装力量开销的财富与资源。
但是万事皆有因果，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得付出代价，享受权力的同时也得承担义务。这些军阀们在获得世家大族们的财富支持的同时，也往往得肩负起保护这些世家大族利益的义务。
对于军阀们来说，想要成事，通常要与世家大族们结成利益共同体，东汉末年的各路军阀中，吕布得到兖州世家大族们的支持，袁绍本身就出身世家大族，他身后站着的是整个河北世家大族集团。
与世家大族结盟是军阀们“创业”方式是常规方式，也是最简单的创业方式，但是它也有弊端，弊端就是在决断时必须考虑自己身后世家大族的利益，或者说部分受制于人。
民国时期的宋子文敢跟蒋介石掀桌子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世家大族们不怕向自己要钱的军阀，因为这些军阀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阶级。
但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会选择看上去容易的所谓“康庄大道”，而偏偏选择羊肠小道，不去选择看起来最简单的创业方式，而偏偏选择最难的创业，而曹操，就是这样的人。
请大家再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军阀是否一定要从世家大族那里获得能够维持自己武装力量开销的财富或资源？
答案是：不一定。
世家大族们本质上是食利阶级，食利阶级并不创造财富，只享受财富，而要获得财富，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绕开世家大族，直接从创造财富的人手中获得。
曹操早在率兵剿灭黄巾军的时候，就在地方实施过一种政策：官府分给失地农民土地，让他们耕种，如果农民们自己提供农具、耕牛等，要上五成税，而如果要官府提供这些，则要上六成税。
50%~60%的税率确实很高，要知道，汉初修养生息时，税率是十五税一，即使是被抨击的“暴秦”税率也只是三税一，现在看来，曹操征如此之高的税，说这是一种暴政也丝毫不为过了。
但是在饥荒、战乱遍地的东汉末年，有人能够给百姓一个和平的可以耕种的环境，已经是十分不容易的事了，所以曹操的高税收也获得了百姓们的拥护。
但是，我们还是要仔细地去分析一下曹操的高税收背后的逻辑。
曹操必须维持高税收，一方面说明当时军阀之间的斗争十分残酷，曹操需要大量的钱粮来维持长期的高强度的军事斗争。
另一方面，则说明曹操手上的土地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为了在这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财富，曹操只能维持高税收。那么其他土地在哪？大概率还是在世家大族手中。
事实上，除了维持高税收外，曹操还积极采取军屯政策，曹操军事集团的士兵战时为兵，平时务农，以实现军用物资的自给自足。
曹操正在试图推出一套新的直接由农民与曹操军事集团组成的财政体系，理论上讲，这套体系可以将世家大族们排除在外。
如上文所说，世家大族并不怕军阀要钱，因为要钱就意味着建立利益联系，世家大族们怕的正是曹操这种不要钱的军阀，因为如果曹操的这套体系能够完全实现，他们就会被架空，他们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不要钱的，往往要命。
曹操逐渐获得了北方的统治权后，开始慢慢蚕食世家大族们的利益，他打击豪强，抑制土地兼并，从大族手中搞到土地分给无地可种之人，此时，世家大族们的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了。
正是因为曹操在财政上拥有很大程度上的自主权，所以曹操才不受世家大族们的干扰，自由地作出决策。
曹操在取得政权后，发出了“唯才是举”的求贤原则，这给了底层人士上升空间，也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世家大族对于上层阶级的垄断。
如此看来，曹操已经通过军事威压，经济脱钩和政治渗透等方式逐步瓦解，慢慢蚕食世家大族的势力，直觉来讲，曹操在这些方面上做的都不错，世家大族也已经开始式微。
但蝼蚁尚且贪生，世家大族们又岂会坐以待毙？且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世家大族里面还是有不少能人的，而为了对抗曹操，世家大族们会聚集在这些能人周围。
世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为了方便说明，这里将曹操集团与世家大族集团简化为两个集团，但是绝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并无交集。
理论上曹操可以通过这一套体系架空世家大族，实现绝对的统治，但现实是当时世家大族的势力已经盘根错节，难以快速剪除。
而且，世家大族们有威望，有能人，在地方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曹操想完成自己的统治，有时还要依靠世家大族们的这些软实力。
曹操最重要的谋士之一荀彧就出自望族颍川荀氏。荀彧辅佐曹操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曹操也世家大族的一次合作，而曹操手下的重臣中，像荀彧一样出身于世家大族的不在少数。
在曹操与荀彧长达30余年的亲密关系破裂后，曹操与世家大族们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世家大族们也自觉的支持同样出身豪门的司马懿。
司马懿出身河内司马氏，是名副其实的豪门望族，司马懿的母亲出自河内山氏，长子司马师之妻来自泰山羊氏，次子司马昭之妻来自东海王氏，各个都是望族。等到司马昭当上晋王时，王祥、何曾、荀凯位列三公，这三人也各个出自世家大族。
于是，司马懿便成了世家大族们的利益代言人，要代表世家大族制衡曹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直接干掉曹家。
上文已经提到，曹操在自己紧握军队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架空和政治渗透，准备逐步消除世家大族的影响，但是渗透是相互的，曹操的官僚集团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世家大族出身的人，这成为了曹操蚕食世家大族的阻力。
曹氏集团面临的另一个尴尬局面是后继无人，曹操起兵时，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曹休、曹真都是能臣良将，张良、徐晃、张郃等武将皆追随曹操多年，除荀彧、钟繇等出身于世家大族的谋士外，曹操尚有郭嘉、程昱等没有过多背景，一直随自己打天下的谋士。
曹操时期，如果离开世家大族的支持，他的统治一定不会太顺利，但是勉强完成统治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到了曹丕、曹睿时期，曹氏家族单单依靠自己的势力完成统治已经存在一定的困难了，曹真、曹休死后，魏国军事上很大程度要依靠司马懿，司马懿能够在军中做大本身就是曹氏集团式微的明证。
而曹氏家族在整体能力水平走低的同时也开始腐化，曹操打击地方豪强的方法之一就是抑制土地兼并，而曹家后人从曹丕一朝就开始积极兼并土地，这种示范效应让土地兼并之风重新兴起，而原本就是土地兼并急先锋的地方豪强又岂会在这件事上落后呢？
伴随着大规模土地兼并，私人武装也会慢慢的出现，只是一般情况下，这些隶属于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都还在家丁的范畴，根本不足以对抗朝廷的正规军，但是司马家不一样，他们本身就出身于行伍，他们能够训练出战斗力强悍的私人武装一点都不奇怪，而作为世家大族的利益代表，司马家想要豢养死士，世家大族们必定全力配合，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而在土地兼并私人武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的情况下，司马家的死士也就不难理解了。
曹魏政权的后期，曹氏一族与世家大族的力量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世家大族们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在做大，而曹家因为人才凋零，而提拔起的寒门子弟数量有限，且难以形成合力，不足以对抗整个世家大族集团，倒是司马懿提拔起了邓艾等靠谱寒门子弟。
虽然曹氏一族的力量已经式微，但是他仍旧具有威胁世家大族统治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世家大族们一有机会就干掉曹氏家族便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而这一切的根源还是曹操时期的经济独立尝试，曹操不要世家大族的钱，但也正因为如此，世家大族得要曹家的命。
而司马氏作为豪门望族的代表，自然会得到后者的支持，而这些中央和地方势力的支持这让司马家在统治相对容易，即使内部出现反叛，势力庞大的世家大族也断然不会要司马家的命。
《新三国》中，司马懿在发动高平陵政变后，对曹爽说：我挥刀一瞬间，磨刀却磨了十年，而事实上，世家大族磨刀又岂止十年？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而曹氏一族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屠龙少年若在屠龙未成时就试图化身为恶龙，原本的恶龙绝不会因为你是他的同类而选择放你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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