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辩论：“公司发展是应该重义轻利，还是应该重利轻义？”这其实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答案，但是很多企业却不这样做。
《孟子》卷一：梁惠王上中说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一个企业如果上上下下都谈利益，那么就比较危险了。但是对于当代资本社会，特别是销售型企业，天天看的就是自己的那点毛利率。
企业也会通过各种利益来刺激员工的欲望，等到员工欲望大到无法满足时，他就想取代自己的领导，甚至取代自己的老板，企业永远也得不到人心，总说员工归属感不强。甚至有人说不要跟员工谈归属感，谈钱就行了，没钱确实谈不上什么归属感。但如果缺失仁义，有钱也没有归属感。
所以孟子说：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
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了，他们拥有的也不少了。但一旦谈利益，就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所以就起了谋反，这是不懂得知足。
仁义皆由心发，人人本就具有，不在外求，所以孟子提倡“性善论”。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见幼童落水，心中自然会生气恻隐之心，这就是“仁”最开始的表现，是实行“仁”的开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没有，一定是被私欲遮蔽了恻隐之心的发挥。
如果觉得老板没有仁爱之心，并不是老板自己心中没有仁爱，他对他的孩子一定很有爱，只是因为他被自己的私欲遮蔽了，一心只追求利益。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当发现比别人差，或者违背道德伦理时，内心自然会升起羞恶的心，就像每个人都有耻辱心，当羞恶之心发挥作用时，就会知耻而后勇，勇跟义是一起的，所有才有'见义勇为’的行为。
所以羞恶之心，是“义”最开始的表现，是实行“义”的开始。“义”者，宜也，只要是合时宜的，正确的事，都是“义”的体现。认为不正确的事，不符合义的事，内心会升出羞恶耻辱之心，就会见义勇为。
因为羞恶之心，也是人人本来就具有，当事情发生时，自然会流露，如果流露不出来，一定也是被自己的私欲遮蔽了。
所以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亲人。一个有仁爱之心的老板，下属就一定会忠于他。大学有云：“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在上位的人对下属'仁’，下面的人做什么事都符合'义’。
“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一旦下属按照'义’行事，那么就没有做不好的事，任何事都能做到有始有终。'义’是心中一旦认为是正确的，是合时宜的事，就会勇往直前，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勇气，这叫见义勇为。
有了这个'义’作为前提，才有稻盛和夫说的“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拼命工作，额头流汗”等，否则你让他努力工作，他只会跟你谈利益，你给多少钱，我就做多少钱的事。
'义’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内驱力，其实每个人本来就用，有人的在到小孩落水后，仁义之心油然升起，就有勇气下水去救。那些国民英雄同样如此，一旦仁义之心升起，就连舍身赴死的勇气都有了。
老板更多的要经营员工的'义’，而羞恶之心，是义之端也，所以要经营员工的'羞恶之心’。而现在很多老板是如何灭杀掉员工心中的'义’呢？比如，一个从来没有迟到过的员工，在一次晨会上迟到了。然后这位员工内心充满了愧疚之心，内心知道迟到不对，这就是羞恶之心，所以员工想着下次一定不能迟到了。
然后领导不管三七二一，直接一个罚单开过去，于是员工心中愧疚之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更有甚者会生出抱怨情绪，一天都在负面情绪里度过，甚至影响其他同事。
当然，并非说迟到罚款不对，迟到要罚款，但不是为了罚款而罚款，罚款是为了让他下次不再迟到。明显对方已经知道错了，罚款只能起到负面作用。
只有那些经常迟到，屡教不改的，就要重罚，那是因为他们私欲太重了，连基本的羞恶之心都没了。而对于从未迟到过的员工，就要视情况而定了，常言到事不过三，是有一定道理的。
'执中无权，犹执一’，保持中正之道，要懂得权衡两端，所以孔子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因为孔子懂得把握'中’道，不会出现过与不及。所以不要制定一个制度，就全然按照制度执行，又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也许会有人说不迟到，这是基本的原则，做人就得遵守原则，一个人一旦为了原则而活，就失去了审时度势，识时务的能力。且原则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的。很多人活在一个原则，或者一个道理里面，殊不知这已成为自己一个私欲，因为一个原则伤害身边亲近人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你明白诚实就是讲真话的道理，当被敌人抓住，询问我方情况时，你敢为了让自己坚持诚实这一原则，而去讲真话吗？明知道有些话诚实的说出来会伤害到人，你还会为了讲真话的原则而去说吗？有时候也要有善意的谎言，说到底还是一个诚意而已。
再比如，员工每月业绩都突出，唯独这个月业绩没达标，低于标准线就会认为这是不对的，于是内心自然会升起羞恶心，于是伴随着'义’的产生，勇气也接着来了，告诉自己下个月一定要突破。
这个时候聪明的领导，一般是先去了解下属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所以才导致业绩没完成，从而去鼓励加油。而愚笨的领导看到你业绩差，按标准原则行事，先罚了再说。
这就是全然按照标准，原则行事，岂不知标准不能针对所有人，不能针对所有情况。领导者需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这需要用心去感受。
制度、标准、机制是现代管理的代名词，其背后的本质是'法家’的那一套，秦国成于法家思想，也败于法家思想。嬴政执政的后期到秦二世上位这段时间，“法治”被作为唯一的治国思想，执政者无限的依赖法治，强化“法”的作用，而弱化了“儒之教化”。
最后的结果就是，君主认为自己有着无限的权力，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以至于秦国终究走向覆灭。由此来看，法家对于秦国来说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对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法必不可少，不可否则制度、标准、机制对管理的积极作用，但万事不可太过，制度更多的是隐恶扬善。仁义之心同样必不可少，仁义为主，再辅以'法家思想’才是正道。
企业也要有正向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先要正人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有追求合理的利率才符合天理，一心只为追求高利率，就容易脱离正道，其最后必将走向毁灭。
朱熹说：“君子不言利并不是完全不想利，只不过不唯利是图而已”。 荀子认为：“盛世重义，乱世重利。”孟子身处在乱世，人们唯利是图，不知世上有“仁义”二字，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人处世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司马迁说自己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根源啊！所以，君子不言利。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利义齐飞，君子已不羞与言利，或者说，君子也要言利。但是不是也有必要多言“仁义”而“救其弊”呢？
当然，的确也不可能只说仁义而不说利，这已不合乎我们今天的现实。应该是既说利也说义，或者，还是用圣人孔子的那句话来调节，叫做——“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见到即将得到的东西，要想一下是否符合'义’的要求，见到利益好处，要想到是否符合'义’的要求，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此之谓不取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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